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8/15/2010
在中国,一个民运人士或者维权人士被抓进监狱,并不是一件很让人吃惊的事情。在专制体制下,人们有太多的机会迈向那森森的大门。我曾经对许多朋友说过,在中国从事民主、维权甚至写作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方法和分寸,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但是我们却不能将危险完全排除,如果你坚持良心,如果你的正义感在风吹雨打后依然隐藏在心中某个地方,你可能就距离监狱的大门不远了。
对坚持良心的人或者是仅仅捍卫自己权利的人进行迫害虽然是邪恶和不能忍受的,但我觉得并不是难于理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还处在专制的恐怖之中。如果大家坚持自己的观点,既可以批评政府,捍卫自己的权利,又可以就国家、地方和个人事务阐明观点,提出建议,还一点危险都没有,那么中国就迈过了政治建设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类似商业谈判的规则下进行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或者锱铢必较的细节工作了。
我从参加八九民运以来,见惯了悲欢离合。由于自身经历,我的朋友中很多都是这类“良心犯”。他们散布在大江南北,每每在最危急时刻发出微弱而坚强的声音,成为这个时代最独特的风景。
在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成为一名政治犯、良心犯是一个悲哀,他们的家人和亲友邻居都拿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们。认为他们不通时务是善良的,认为他们用心险恶也不在少数。然而“六四”事件成为了分水岭,特别是近十年来,公民因良知而入狱,因抗争而受难,不再是黑夜中的珍珠和墙角的野花,养在深闺无人识。在公民权利意识苏醒后,在大家对意识形态厌倦以致抛弃后,在人们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实际是一部分先知者、勇士们争取得来的之后,这些人成为大家追捧的偶像,关注的焦点。他们的遭遇不再是默默忍受,而成为人们企图改变的结果。
刘贤斌又成为警察的猎物,这件事发生在我的眼前,我眼睁睁的看着国保将其带走,当时他的脸上带着微笑。他轻松自如的微笑定格在我的脑海,与对他在铁栅栏里的臆想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让我觉得这一切似乎都是虚幻的。
刘贤斌的被捕刺痛了大家,声援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迅速成立,超过二十个省市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许多人打来电话对刘贤斌家人表示慰问并踊跃捐款,基督徒发起为刘贤斌禁食祷告,8月1日大陆公民接力绝食声援刘贤斌拉开帷幕,两天后海外人士声援刘贤斌的接力绝食也接踵而至。在中国大陆从没有一个民间政治人物被捕引起如此强烈反响,这样公开的声援营救对骄横形成习惯、视将异类打进地狱如翻手的中国统治集团无异于精神上的起义。
在对刘贤斌支持和声援者中,四川的朋友想得更具体。成都朋友们将目光投向了这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家庭。一个聚少离多的家庭,一个妻子长期见不到丈夫、女儿得不到父爱的家庭。刘贤斌在被抓后,他的妻子也多次被国保传讯,而他们刚13岁的女儿在上课时也被国保传讯和威胁,以致被吓得痛哭。成都的朋友们有一个心愿,让他们母女到成都来游玩,与成都朋友见面,小孩子也可以游乐开心,忘记那些不堪的事情。
8月6日下午,在与成都朋友商量好的日子,我和妻子、女儿与陈明先、圆圆一起坐上遂宁开往成都的汽车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我和贤斌的两位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孩子们到成都的欢乐谷,孩子越多就越有意思。
晚上6点半,我们在成都五块石车站下车了,马小鹏律师和小罗开车接我们,然而我们因人太多,于是一部分人只能打的前往。到了书院街李雪牛杂火锅,宋石男博士他们已经等在那里了,冉云飞一家也马上到来了,可是圆圆和我的女儿由于晕车不得不到洗手间洗漱。
成都朋友要了一个大雅间,大概20多人挤在拼在一起的三桌一起吃饭。蒲飞也在吃饭前来到,特别是有一个90后的小伙子,还在读大学,得知贤斌的家人到成都了也赶来参加。
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与冉云飞
虽然空调开着,但是20多个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三个火锅也不断的吐着热气,在这炎热的夏季,吃这么一顿饭并不是一件舒适的事情。不过相比房间里的气氛,气温已算不得什么了。大家都纷纷向陈明先和圆圆敬酒,而陈明先和圆圆则以茶代酒回应。
陈明先和圆圆已经从刘贤斌被捕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圆圆毕竟是小孩子,而且长时间跟父亲分隔,在陈明先用哥白尼等事迹对她开导后,她有点明白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陈明先端起茶水感谢大家对刘贤斌和他们家人的支持。陈明先的沉着和落落大方,让大家心里好受了许多。蒲飞说,他见到许多受难者家属,从来没有一个象陈老师这样的,许多家属见到朋友三句话不到就泣不成声,反复的说自己家里人没有罪。陈老师太优秀了,这是当晚许多人的共同看法。我明白,陈明先看中的正是刘贤斌的品格和言行一致的勇气,她在八九民运时期也是一名大学生,她知道象刘贤斌这样的人不是当局所污蔑的那样别有用心,而是极端负责的。刘贤斌没有给她和家人舒适的生活,但是她却从不抱怨,她默默地抚养孩子,孝敬贤斌的父母,并且省吃俭用购买了福利住房,在物质至上的今天,她的作为简直可以说是奇迹。许多朋友都说我们遂宁三位民运人士刘贤斌、我和欧阳懿运气好,因为我们的妻子都是非常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当然我不得不说,陈明先是最优秀的一位,她所经历的苦难比我和欧阳懿的妻子都要多。
我坐在冉云飞旁边,冉云飞拿出一本自己所著的书,他问我,他想将这本书送给贤斌,但不知是否应该在扉页上题字赠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贤斌明白他的情谊,但又担心题字后书就到不了贤斌的手上。我对他说,不管是否题字在羁押期间书可能都到不了刘贤斌的手上。但是不题字刘贤斌在监狱里就可能拿到。冉云飞恍然大悟连说对,我也笑了:刘贤斌多次入狱,不管是在外面还是监狱里,他的经验都很丰富,看到这本书当然就知道怎么回事,哪里还需要题字来证明嘛!
然后冉云飞就和我提到他最近写的《刘贤斌的剑胆琴心》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他是应我的要求写的。因为刘贤斌跟冉云飞也是多年朋友,他被抓后许多人都纷纷起来声援他,但是由于刘贤斌多年来都在监狱里,大家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因此一些介绍刘贤斌事迹和思想的文章显得很迫切。我在贤斌被抓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走在路上的刘贤斌》,发表在《民主中国》上,一篇是《行者刘贤斌》,发表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但是距离大家了解刘贤斌还有很大距离,于是我就给冉云飞发私信,希望他写一下刘贤斌。毕竟他是专业作家,跟我在写作上的水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我不会要求他怎么写或者说拔高赞美刘贤斌,因为我知道只要了解贤斌,就会被他感动。
冉云飞马上回信说,他会在将刘贤斌的事情以及文章了解后再决定是否写。后来我听成都的朋友说冉云飞写了一篇《刘贤斌的剑胆琴心》的文章,有六千多字,写得很好。酒酣之际,冉云飞对我说,其实他肯定要写刘贤斌的,不过他写文章都非常慎重,因此他将刘贤斌所有的文章找来看了,然后才写的,这是他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我当即对冉云飞肃然起敬,确实他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文化商业化的时代太宝贵了,我也明白为什么他坚持“每日一博”近六年,文化主管部门不断的打压他封杀他,然而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高了。
冉云飞说他写这篇文章花了好长时间,这在他写人物上是比较少的,这篇文章已经投递出去,将在近期发表,当然这篇文章也会让我们看到另一个视角下的刘贤斌。冉云飞提高了声音,为了大家都能听到:“我看了刘贤斌所有的文章,我觉得我们以前都小看了他。刘贤斌思路之清楚、逻辑之严明、文笔讲述之流畅,都是一流的,我们以前都没有发现他的才华。我可以说,刘贤斌如果在民主社会,他做什么都会成功,做生意赚钱,做学问当教授!但是可惜了,在现在这个时代,他成为了行动家,一次次坐牢!”听到这里,我泪流不止,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就提议大家敬一下刘贤斌家人一杯酒。
再热闹的酒席终究要落幕的,这时冉云飞的女儿和圆圆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她邀请让大家到他们家里去看一下。这不算是一个好的建议,因为一般家庭很难接待这么多客人,不过冉云飞却觉得女儿很懂事。于是我们就爬上冉云飞那高高的八楼,参观他犹如图书馆一样的书房,而孩子们则在客厅交流游戏、动漫等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当晚我们来到成都一个朋友早就为我们定的饭店住宿,不过我们将本来定的两个房间两天改为四个房间一天了。
8月7日,按照计划是几个母亲带孩子到欢乐谷去游玩,但是在吃早饭时,有人说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去,因为她们到里面去玩也没有什么意思,四个孩子有三个都是初中生了,应该可以照顾自己。其他两个母亲也觉得这样很好,我想也是,各取所需更加好,而且欢乐谷门票很贵,也可以节省好多钱。就这样我和银夏去会朋友,女士们自己安排,逛街购物都可以,孩子们则去游乐场,反正其他朋友还会带孩子到欢乐谷与孩子们会和,只要给他们手机就可以了。
这一天我基本都是在路上度过的。早上到新都张先痴先生家里去,因为头天晚上杨文婷大姐知道我和贤斌的家人到成都了,一定要我去,而且还有一些朋友要过去。果然我到了张先痴老师家里一看,陈云飞、张明、流沙河先生的妻子吴茂华,还有王建等成都老右派、老文化人都在那里。大家话题很随意。吴茂华在讲关于米尼切克的事情多一点,我表示很同意她关于米尼切克的意见应该被重视的观点。
吃过午饭我和陈云飞、张明等就回成都了,因为当天是星期六,下午有读书会,我也好久没有到读书会去了。我们进去时,读书会已经开始一会儿了,许多人跟我打招呼,为了不打断别人讲话,我只有招手致意。当时一个书友正在讲一篇关于“六四”事件的文章,然后是大家举手发言。举手的人很多,很多人都用自己身边的事实来批判现实的不公正,我虽然举了几次手,可是我坐在后排,过了好久主持人才叫我发言。大家发言都是坐着发言,我却走到中间,我说:“也是成都读书会书友的刘贤斌先生在6月28日被抓后,社会各界都对刘贤斌先生进行了声援和支持,昨天我和刘贤斌先生的妻子陈明先、女儿圆圆来到成都,一是为了让他们散心,二是感谢大家对刘贤斌的支持和声援。现在我代表刘贤斌的家人给你们鞠一个躬,谢谢你们!”大家对我的鞠躬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退后坐在凳子上,这时一个读书会的主持人来到我的身旁跟我探讨赵紫阳的问题。因为去年11月我写了一篇关于赵紫阳的文章《赵紫阳:悲剧时代的英雄》到成都读书会上讲,由于时间比较紧,没有详细的跟大家探讨。而成都一些朋友觉得赵紫阳在早期也是跟共产党干了很多错事的,因此觉得不应该将赵紫阳拔得这么高,因此对我的文章有些意见。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思考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有道理的,早期赵紫阳犯的错误我们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更应该看重他在改革开放时期做出的贡献,看重他思考问题从民众利益、国家前景角度出发,对于一个从小就加入共产党的人来说,反戈一击的道德勇气对象他这样地处高位的人来说非常难得。他向我索要这篇文章,我说只有让成都朋友从网上下载给他了,他非常满意的离开了我,而我也非常高兴我的这篇文章给了他还有成都一些朋友如何看待历史人物的新角度。
头天晚上几个朋友都表示要在第二天请陈明先吃饭,但是冉云飞捷足先登了。他说他必须请贤斌家人吃饭,果然不愧是“匪气十足”。我们还在读书会时冉云飞就让朋友发短信叫我们到他家里吃饭,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误解,是到他家里集合然后到外面餐厅吃饭。因为现在的人很少有在家里招待朋友的习惯了,整许多菜麻烦不说,碗盘也不够。但事实证明我还是太主观了,冉云飞就是在他家里请我们吃饭,他说,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贤斌的态度,这也是破天荒的。为此,他的爱人准备了一天,连纸盘都用上了,而冉云飞也象搬运工上上下下八楼几次搬运啤酒等东西。他还请来成都著名作家、家庭教会秋雨之福的教导长王怡和做乡村立人图书馆NGO的李英强夫妇助阵。王怡一到就给我们讲他们教会成员为刘贤斌祈祷被国保找麻烦的事情,看样子他很享受这种为朋友仗义执言的感觉。
孩子们还在游乐,而陈明先和我妻子等并没有去逛街,而是到文殊院看了一下,就一天都在那里喝茶,难得的过了一个清静日子。不过万淼焱律师得知陈明先到成都了,专程到文殊院来陪了她们一天。
我们就在楼顶露天坝子吃饭喝啤酒,虽然是盛夏,但是大家并不觉得炎热,也许是楼顶植物的作用吧。除了喝酒的外,我们基本吃完饭后,孩子们才回来,分批次吃饭让餐桌不那么挤,倒有一种统筹的意味了。
孩子们似乎没有尽兴,圆圆最先走上楼顶,一个劲的喊太累了,不只是玩的累还是爬楼梯累的。他们一个劲的说排了两个小时队才排到一个项目。
冉云飞的妻子一再催促我们早点结束,因为流沙河老师和师母在等我们。流沙河也跟冉云飞在一个院子住,所以我们很快就到了。陈云飞要赶回新都,而且他在明天还要为刘贤斌绝食一天,所以就告辞了。吴茂华老师在门口迎接我们。流沙河老师非常清瘦和高挑,看起来更显得矍铄,虽然他已经八旬高龄,但一直站在客厅招呼我们。
吴茂华老师就说,他们本来不了解刘贤斌,而且知道刘贤斌是搞中国民主党的,搞组织的,曾经还有偏见,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刘贤斌出事后,大家的支持让他们觉得不一样了,而且冉云飞、张先痴、陈云飞等也向他们介绍了刘贤斌,他们从网上了解了一些事实,让他们觉得刘贤斌是很不错的人,他们就觉得必须要对刘贤斌支持,而且迫切要见到刘贤斌的家人。
陈明先就介绍了一下她和刘贤斌的认识和生活经历,包括刘贤斌几次被抓后家里生活情况,陈明先轻声细语,大家也都静静的听着,当讲到2001年5月由于四川民主党又一次被打击,她和我都被抄家并且关进遂宁市拘留所时,我却发现圆圆的头已经靠在陈明先怀里,眼睛慢慢变红了,红得犹如要滴血。陈明先则心痛的用手拍着圆圆的背部。我心痛如割,很想将圆圆抱在怀里给她以父亲的关怀,因为从她生下来我就是她的干爹,但我知道我代替不了刘贤斌,我不能消除她失去父亲的痛。我示意陈明先不要讲了,再讲下去我不知道圆圆会不会痛哭出来。
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与友人合影
我们在流沙河先生家里合影留念。流沙河、吴茂华老师殷切希望陈明先和圆圆以后到他们家里来,就住在他们家里。
来到门口,一个朋友赶来送给陈明先500元钱。由于当天李英强夫妇到来,他们完全靠自己捐助了七个图书馆,非常的不容易,陈明先对李英强他们的做法也非常佩服,当时就将这500元钱捐给了李英强。李英强当然不接受,我就说这是陈老师的意思,你没有权利拒绝,你就拿这点钱给孩子们买点好书吧。
8月8日星期天,由于我和妻子家里还有事,我们就坐火车回家了。陈明先他们就带着孩子到天府广场看动漫表演去了。
此次成都之行,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让刘贤斌的孩子到成都游玩了,而是让她看到许多的人都在对她的父亲表示尊敬和支持。她的父亲虽然再一次入狱了,为了她现在还不完全了解的原因成为囚犯,但是大家的支持、尊重和热情会在她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这使得她可以逐步去认识、理解她那遥远的父亲。有了女儿的理解,我相信这是贤斌最大的幸福!
2010年8月14日写于四川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2010年8月14日星期六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陈卫:黄丝带行动与僵持前阶段策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29/2010
在破除形而上的神话后,选择民主或专制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阻挠民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僵化,而是利益集团对其所占据的特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舍弃的不甘心。
在利用民主的号召和历史决定论的诱惑取得政权后,中国出现了一家独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中国的执政党前期还是为了支撑他们奋斗的信仰聚集权力和财富的话,那么自七十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以及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崩溃已经让中国的执政者明白他们以前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信仰的垮塌对于中国的政治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官方从马克思主义教条中挣脱出来,将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开启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门。在市场规律的作用和长期积累的需求的拉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迅猛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官方顽固的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致使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官强民弱的畸形社会,社会不公和腐败跃居世界前茅,社会矛盾堆积如山,使社会共同体犹如坐在炸药桶上,面临随时崩溃的危险。中共目前将维稳作为第一要务,将和谐作为执政目标,就是面对社会矛盾无法疏导和处理的无奈之举。就像一个富裕之家绝不会提出让大家吃饱饭一样,一个和谐安宁法治健全的国家也不会将维稳和和谐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
信仰垮塌带来的另一个效应是中共执政合法性转移并受到怀疑和威胁。当中共以共产主义为目标时,由于目标单一,以及意识形态加上严密控制,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对马克思道统的坚持。由于目标的高远缥缈,实际人们无法对这个目标检验和质疑,以致它们的合法性很难在内部受到挑战。就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在国民经济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一种事实上的稳定。但是信仰垮塌,或者说国家目标的转换,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政府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作为来评判其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官员的行为的正当与否,从而将执政者的合法性从天上拉回人间,也就是将不可质疑不可挑战的公共权力置于人们的视线中。
中国现代政治的目标不是是否要实现民主,是否要抛弃一党专政,而是怎样实现从一党专政转型到宪政民主国家。理论上的争执只是利益上纠纷的表现,当然数十年的灌输教育和社会实验,足可以让一些人产生惯性思维,这并不奇怪,就象凯恩斯所说的:新思想战胜旧思想并不是拥有旧思想的人接受了新思想,而是接受新思想的人们成长起来,而拥有旧思想的人们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中国的现代民主运动说来也有三十多年时间了,但其中大多数时间可以归结为个人对制度的挑战,悲壮成分居多。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怀疑以致与一个现行的具有正统地位、具有欺骗性的政权决裂从刚开始一定是少数先知先觉者们的行为。人们不能跨越自己的肩膀,这也是理解民运历史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不能对那些在漆黑道路上摸行者苛刻,我们应该记住民运是有记忆和历史的。
在一党把持政权先天合法性丧失后,剩下的就是欺骗性宣传和赤裸裸的维持。虽然是非问题很容易弄清,但是强大的习惯和集团利益却不是那么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民主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具有相似目标的人们却很容易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革命派、组织派、暴力派、渐进派、颜色革命派,众说纷纭。评判其中优劣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我希望将自己长期思考的一些所得与大家交流。
转型路径取决于对形势判断
许多人在选择民主运动的策略和路径时的依据是个人偏好,或者说是受到历史事件和影视作品宣传的影响,情绪大于理智。这绝非是危言耸听,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略提出而实际效果很小,就可以明确,这些东西闭门造车的成分有多大。
批评不是目的,因为严格说来,包括笔者在内大家都不属于职业政治家,良好的初衷是我们共同的特点,但是现实的估计不足也是我们共同的弱点。
只有在对现实充分全面的判断下我们才能做出民运到底应该选择何种方式的结论。
僵持前阶段是现阶段的特点
那么,中国目前处于民主化的什么时期呢?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时期当然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局势判断失误可能会给民运带来巨大的危害,而我们已经交了巨额学费,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切不可再疏忽大意。
对于局势判断,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来进行确定。首先,我们是否处于专制的绝对控制之下。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其实只要我们从纵向的角度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那种铁桶似的统治已经软化,虽然这并不是统治者们的本意。在五六十年代对专制者怀疑的人可能性命不保,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用他们的生命昭示了在绝对专制下坚持自己的良知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自魏京生为首的西单民主墙人士被判刑,到现在大批民间人士公开提出政治主张,虽不时有人被抓进监狱,但总的来说,异议人士已经可以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而且在大量反对者的批评下,政府和警方也不再仅仅采用监禁和判刑的方式来镇压不同的声音。
如果我们已经度过了暗无天日的绝对专制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处在一个僵持阶段。不过僵持也是要分阶段的,而各个阶段的策略也有显著的区别。界定僵持前阶段与后阶段的标准我认为是力量和效果,当然也有手段的作用。我之所以将现阶段确定为僵持前阶段的理由是:
1、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小视的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相对来说还处于半自发状态,既没有大量组织化的维权团体,而且维权行动还基本处于就事论事的状态,虽然在一些具体维权行动中取得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在涉及地方利益、敏感事件、国家政策等方面只能是有限作为。而完善的维权运动应该是人员机构、维权平台、维权方式、维权范围以及强度有更大的提高,甚至可以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方面有所作为。
2、民间力量兴起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宗教人士、维权律师、独立知识分子、访民和网友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民间反对群体,他们是反对专制要求权利推进民主的中坚力量。但是相对来说这些人士的沟通交流还比较缺乏,难以形成合力。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运动公民运动必须走过的过程。
3、舆论一边倒的终结。专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控制舆论。现在,在一些具体的反对腐败、法律公正以及社会问题上,主流媒体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了,网络即时媒体的兴起使大家在获取资讯发表意见上更开启了崭新的空间,从而使官方舆论控制的力度和效果大大打折,使其不得不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4、利益集团日趋成熟和贪婪。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以前曾经是一个以理想支撑的主义党,那么现在的共产党则是一个完全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形成表现在官员的任命和使用依靠上级,所以跑官成风,收受贿赂,民间称“不怕做错事,就怕站错队”就是对利益集团的一个写照。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力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掠夺老百姓的财产,几年来许多维权事件都是因为权贵者肆无忌惮的掠夺而造成的。这些年中国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富裕起来的基本都是权力周边群体。有人将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开放称作“中国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在专制下可以实行经济改革,而是专制的政治背景下实行的经济改革是畸形的改革,是对人民权利的践踏和对国有财产私有财产的掠夺。而让人担忧的是,利益集团在中国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利益集团的掠夺行动不是到了高峰,实际利益集团才刚成熟,他们的圈钱运动才开始。而利益集团的特点就是围绕权力灵活的分赃体系,国家政策成为它们的着陆点,法律和暴力机构成为利益集团捞取财富保驾护航的工具,借改革、开放、行业发展等理由公开掠夺。利益集团由于其本性在政治上维护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在社会层面对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天然反感,也导致民主运动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大力发展。
僵持阶段划分的依据是实力原则,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些人因为看到维权和公民运动的轰轰烈烈而觉得现在到了僵持后阶段,我觉得这是民主运动中一个普遍的疾病:头脑发热,冒险激进!
僵持前阶段的特点是:民间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沟通交流融合,在重大事件中表明自己的态度,通过维权行动和公民行动显示自己的存在,对政治权力的冲击保持分寸。
而僵持后阶段的特点则是:民间力量壮大,对公共政策和舆论有一定影响力,在重大问题上势在必得,除了维权外对权力的合法性进行挑战,主动进攻行为明显增多,冲击底线频率加大。
僵持前阶段策略的引入
利益集团绝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地位的,这跟理念和素质没有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统治者绝不会主动放弃他们的地位的,他们会竭尽全力使用所有手段铲除对他们地位的威胁。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专制统治者们虽然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他们还是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否则我们现在依然在秦N世的统治下生活,历史也不会有任何进步。
所谓僵持,就是博弈双方没有出现一方将对方完全解决掉,那种“在精神上完全摧垮,肉体上消灭”的极端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另外,僵持前阶段也意味着力量的不对称,民间力量还处于生长和发育的状态。
理论家们注重的是政治理念的合理性,社会发展的长远可能性,而政治家们则必须将理念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放在首位。所以从专制到民主的进程中,拥有足够多对专制摈弃、对宪政、民主、人权拥护和推动者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是僵持前阶段。
我们可以说专制制度是邪恶的,它们会出于自身迂腐的观念以及利用不对称的权力体系为一部分人捞取好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邪恶和不道德也是有等级的,毛时代的绝对专制和胡温时代的专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现在虽然舆论还是被控制,组党结社以及批评政府与执政党依然可能面临被投入监狱,但是不论是打压程度还是范围都比以前有较大的改变,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已经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僵持前阶段民间人士、反对派人士的空间是许多人用他们的行动抗争得来的,也是官方和民间博弈的结果。
政治家们不是意气用事的书生,实际结果应该是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个人抗争是不足以推动社会转型的,真正的社会变革民主转型必须有自己强大的的力量和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的眼光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精英人物自我陶醉的小圈子,而是应该用敞开无边界的胸怀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心态作为战略。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历史和现实已经让他们明白现在所谓公正对他们只是一个美丽的包装盒,里面却是赤裸裸的谎言和暴力。中国的百姓不需要启蒙,他们只是被压榨到麻木,或者对反抗的作用较为怀疑而对由此带来的风险有着较大的顾忌。
僵持前阶段的策略首要的就是降低人民捍卫权利反抗暴政的门槛。我们可以把精英民主比喻为跳高,一个国家能一跃而跳过一两米的人必定是少数,这里跳过一两米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在奉献精神、人文知识、面对专制毫不退缩的勇气等等有较高的要求和水平,虽然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良心,但曲高和寡,他们的出现和成长应该说是另类和难以复制的。但是僵持前阶段的策略更象是爬楼梯,也就是普通人都可以参与。一个并不强壮的普通人也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轻松的爬上几层楼梯,对专制形成合围。
僵持前阶段我们首要的是听从良心说真话,这不需要太大的勇气,但却是对专制的致命一击,因为专制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用纯暴力来对付人民,大多数时间它是利用人们的恐惧,让人们失去说真话的勇气,让每个人都成为专制的一份子。所以只要大家坚持说真话,就会使专制失去其土壤。
僵持前阶段强调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下的活动。随时随地的与现有体制进行对抗并不会带来对专制体制的瓦解,它的副作用有可能是加大与现政权的裂痕,让参与者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让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险恶,同时也让普通民众对民主运动的风险评估加大,对民主运动产生疏离。而坚持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范围内活动则可能在一时一地取得现实胜利,将高远目标和现实努力联系起来。维权运动和公民行动在最近几年不断取得局部胜利正是大家具有现实眼光采取务实策略取得的成绩。当大家在注重现实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行动时,民主运动也就从疾风暴雨的革命转向到渐进温和的轨道上来,将未来从对不可知的突发事件的期待转向到每时每地无数细小进步上来了。
僵持前阶段的重点是消除恐惧,是在现实条件下的坚持,是实力的发展和扩大。同时僵持前阶段策略的成功并不是利益集团的退让,而是在法律界限上的坚持消弱了专制者镇压的理由和意志。
黄丝带行动的意义
科技进步特别是网络工具对专制带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结果,但是科技绝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也许我们拥有太多锲而不舍的勇士,但中国的民主不会到来,因为我们相比来说民主并没有扎根在坚实而广袤的土壤上。
川渝地区的朋友提出了僵持前阶段的行动原则: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坚持民运维权三次入狱正面临审判的刘贤斌先生也是这一原则的提出者。
本文重点提到黄丝带行动是指为了捍卫人权和法律以及公正自发的公民行动,比如邓玉娇事件中网友们的声援让一个弱女子从杀人罪的指控中获得自由,刘晓波、黄琦、谭作人等人被政治审判,由于众多维权人士、访民、市民的围观,虽然并没有改变审判结果,但这些审判却明显的失去了杀鸡骇猴的作用,深刻的体现出假法治真迫害的本质。而在乐山开庭的成都中院“链子们”案件以及福州马尾开庭的“三网民”案件,由于大量外地网友、热心人士的参与,规模更显得庞大,影响也更加深远,当局在明显违背民意的情况下虽然将审判继续下去,但也显得力不从心。而新都警方将陈云飞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进行非法拘禁,在刘贤斌、陈卫、莫之许等人发起的“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之后,警方当天就不得不迫于压力将陈云飞释放,并且他们不得不在以后的执法过程中考虑这样完全不顾法律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所有这些黄丝带行动都是公民自发行为,同时也是大家捍卫法律尊严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行动,这样的行动虽然可能受到当局的干扰,但是由于坚持了自发、守法、站在道义一方,不管结果如何,都算是取得了成功。每一次邪恶的审判都是专制者自掘坟墓,每一次黄丝带行动实际都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对民主的追求与政权的更迭不能划等号,僵持前阶段我们更应该步步为营,坚守阵地逐步前进。黄丝带行动揭露了专制的法制不是法治,对正义的追求就可以将大家联系起来。在黄丝带行动中具有良心的普通公民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消除了对专制的恐惧,瓦解了专制的土壤。民主是远大的目标,当决战疆场遥远时,为什么我们不能日拱一卒,收获现实的胜利,也许到那时我们距离理想就不是那么遥远了!
在破除形而上的神话后,选择民主或专制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阻挠民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僵化,而是利益集团对其所占据的特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舍弃的不甘心。
在利用民主的号召和历史决定论的诱惑取得政权后,中国出现了一家独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中国的执政党前期还是为了支撑他们奋斗的信仰聚集权力和财富的话,那么自七十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以及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崩溃已经让中国的执政者明白他们以前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信仰的垮塌对于中国的政治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官方从马克思主义教条中挣脱出来,将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开启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门。在市场规律的作用和长期积累的需求的拉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迅猛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官方顽固的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致使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官强民弱的畸形社会,社会不公和腐败跃居世界前茅,社会矛盾堆积如山,使社会共同体犹如坐在炸药桶上,面临随时崩溃的危险。中共目前将维稳作为第一要务,将和谐作为执政目标,就是面对社会矛盾无法疏导和处理的无奈之举。就像一个富裕之家绝不会提出让大家吃饱饭一样,一个和谐安宁法治健全的国家也不会将维稳和和谐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
信仰垮塌带来的另一个效应是中共执政合法性转移并受到怀疑和威胁。当中共以共产主义为目标时,由于目标单一,以及意识形态加上严密控制,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对马克思道统的坚持。由于目标的高远缥缈,实际人们无法对这个目标检验和质疑,以致它们的合法性很难在内部受到挑战。就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在国民经济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一种事实上的稳定。但是信仰垮塌,或者说国家目标的转换,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政府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作为来评判其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官员的行为的正当与否,从而将执政者的合法性从天上拉回人间,也就是将不可质疑不可挑战的公共权力置于人们的视线中。
中国现代政治的目标不是是否要实现民主,是否要抛弃一党专政,而是怎样实现从一党专政转型到宪政民主国家。理论上的争执只是利益上纠纷的表现,当然数十年的灌输教育和社会实验,足可以让一些人产生惯性思维,这并不奇怪,就象凯恩斯所说的:新思想战胜旧思想并不是拥有旧思想的人接受了新思想,而是接受新思想的人们成长起来,而拥有旧思想的人们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中国的现代民主运动说来也有三十多年时间了,但其中大多数时间可以归结为个人对制度的挑战,悲壮成分居多。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怀疑以致与一个现行的具有正统地位、具有欺骗性的政权决裂从刚开始一定是少数先知先觉者们的行为。人们不能跨越自己的肩膀,这也是理解民运历史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不能对那些在漆黑道路上摸行者苛刻,我们应该记住民运是有记忆和历史的。
在一党把持政权先天合法性丧失后,剩下的就是欺骗性宣传和赤裸裸的维持。虽然是非问题很容易弄清,但是强大的习惯和集团利益却不是那么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民主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具有相似目标的人们却很容易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革命派、组织派、暴力派、渐进派、颜色革命派,众说纷纭。评判其中优劣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我希望将自己长期思考的一些所得与大家交流。
转型路径取决于对形势判断
许多人在选择民主运动的策略和路径时的依据是个人偏好,或者说是受到历史事件和影视作品宣传的影响,情绪大于理智。这绝非是危言耸听,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略提出而实际效果很小,就可以明确,这些东西闭门造车的成分有多大。
批评不是目的,因为严格说来,包括笔者在内大家都不属于职业政治家,良好的初衷是我们共同的特点,但是现实的估计不足也是我们共同的弱点。
只有在对现实充分全面的判断下我们才能做出民运到底应该选择何种方式的结论。
僵持前阶段是现阶段的特点
那么,中国目前处于民主化的什么时期呢?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时期当然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局势判断失误可能会给民运带来巨大的危害,而我们已经交了巨额学费,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切不可再疏忽大意。
对于局势判断,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来进行确定。首先,我们是否处于专制的绝对控制之下。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其实只要我们从纵向的角度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那种铁桶似的统治已经软化,虽然这并不是统治者们的本意。在五六十年代对专制者怀疑的人可能性命不保,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用他们的生命昭示了在绝对专制下坚持自己的良知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自魏京生为首的西单民主墙人士被判刑,到现在大批民间人士公开提出政治主张,虽不时有人被抓进监狱,但总的来说,异议人士已经可以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而且在大量反对者的批评下,政府和警方也不再仅仅采用监禁和判刑的方式来镇压不同的声音。
如果我们已经度过了暗无天日的绝对专制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处在一个僵持阶段。不过僵持也是要分阶段的,而各个阶段的策略也有显著的区别。界定僵持前阶段与后阶段的标准我认为是力量和效果,当然也有手段的作用。我之所以将现阶段确定为僵持前阶段的理由是:
1、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小视的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相对来说还处于半自发状态,既没有大量组织化的维权团体,而且维权行动还基本处于就事论事的状态,虽然在一些具体维权行动中取得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在涉及地方利益、敏感事件、国家政策等方面只能是有限作为。而完善的维权运动应该是人员机构、维权平台、维权方式、维权范围以及强度有更大的提高,甚至可以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方面有所作为。
2、民间力量兴起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宗教人士、维权律师、独立知识分子、访民和网友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民间反对群体,他们是反对专制要求权利推进民主的中坚力量。但是相对来说这些人士的沟通交流还比较缺乏,难以形成合力。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运动公民运动必须走过的过程。
3、舆论一边倒的终结。专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控制舆论。现在,在一些具体的反对腐败、法律公正以及社会问题上,主流媒体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了,网络即时媒体的兴起使大家在获取资讯发表意见上更开启了崭新的空间,从而使官方舆论控制的力度和效果大大打折,使其不得不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4、利益集团日趋成熟和贪婪。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以前曾经是一个以理想支撑的主义党,那么现在的共产党则是一个完全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形成表现在官员的任命和使用依靠上级,所以跑官成风,收受贿赂,民间称“不怕做错事,就怕站错队”就是对利益集团的一个写照。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力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掠夺老百姓的财产,几年来许多维权事件都是因为权贵者肆无忌惮的掠夺而造成的。这些年中国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富裕起来的基本都是权力周边群体。有人将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开放称作“中国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在专制下可以实行经济改革,而是专制的政治背景下实行的经济改革是畸形的改革,是对人民权利的践踏和对国有财产私有财产的掠夺。而让人担忧的是,利益集团在中国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利益集团的掠夺行动不是到了高峰,实际利益集团才刚成熟,他们的圈钱运动才开始。而利益集团的特点就是围绕权力灵活的分赃体系,国家政策成为它们的着陆点,法律和暴力机构成为利益集团捞取财富保驾护航的工具,借改革、开放、行业发展等理由公开掠夺。利益集团由于其本性在政治上维护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在社会层面对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天然反感,也导致民主运动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大力发展。
僵持阶段划分的依据是实力原则,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些人因为看到维权和公民运动的轰轰烈烈而觉得现在到了僵持后阶段,我觉得这是民主运动中一个普遍的疾病:头脑发热,冒险激进!
僵持前阶段的特点是:民间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沟通交流融合,在重大事件中表明自己的态度,通过维权行动和公民行动显示自己的存在,对政治权力的冲击保持分寸。
而僵持后阶段的特点则是:民间力量壮大,对公共政策和舆论有一定影响力,在重大问题上势在必得,除了维权外对权力的合法性进行挑战,主动进攻行为明显增多,冲击底线频率加大。
僵持前阶段策略的引入
利益集团绝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地位的,这跟理念和素质没有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统治者绝不会主动放弃他们的地位的,他们会竭尽全力使用所有手段铲除对他们地位的威胁。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专制统治者们虽然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他们还是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否则我们现在依然在秦N世的统治下生活,历史也不会有任何进步。
所谓僵持,就是博弈双方没有出现一方将对方完全解决掉,那种“在精神上完全摧垮,肉体上消灭”的极端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另外,僵持前阶段也意味着力量的不对称,民间力量还处于生长和发育的状态。
理论家们注重的是政治理念的合理性,社会发展的长远可能性,而政治家们则必须将理念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放在首位。所以从专制到民主的进程中,拥有足够多对专制摈弃、对宪政、民主、人权拥护和推动者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是僵持前阶段。
我们可以说专制制度是邪恶的,它们会出于自身迂腐的观念以及利用不对称的权力体系为一部分人捞取好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邪恶和不道德也是有等级的,毛时代的绝对专制和胡温时代的专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现在虽然舆论还是被控制,组党结社以及批评政府与执政党依然可能面临被投入监狱,但是不论是打压程度还是范围都比以前有较大的改变,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已经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僵持前阶段民间人士、反对派人士的空间是许多人用他们的行动抗争得来的,也是官方和民间博弈的结果。
政治家们不是意气用事的书生,实际结果应该是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个人抗争是不足以推动社会转型的,真正的社会变革民主转型必须有自己强大的的力量和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的眼光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精英人物自我陶醉的小圈子,而是应该用敞开无边界的胸怀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心态作为战略。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历史和现实已经让他们明白现在所谓公正对他们只是一个美丽的包装盒,里面却是赤裸裸的谎言和暴力。中国的百姓不需要启蒙,他们只是被压榨到麻木,或者对反抗的作用较为怀疑而对由此带来的风险有着较大的顾忌。
僵持前阶段的策略首要的就是降低人民捍卫权利反抗暴政的门槛。我们可以把精英民主比喻为跳高,一个国家能一跃而跳过一两米的人必定是少数,这里跳过一两米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在奉献精神、人文知识、面对专制毫不退缩的勇气等等有较高的要求和水平,虽然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良心,但曲高和寡,他们的出现和成长应该说是另类和难以复制的。但是僵持前阶段的策略更象是爬楼梯,也就是普通人都可以参与。一个并不强壮的普通人也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轻松的爬上几层楼梯,对专制形成合围。
僵持前阶段我们首要的是听从良心说真话,这不需要太大的勇气,但却是对专制的致命一击,因为专制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用纯暴力来对付人民,大多数时间它是利用人们的恐惧,让人们失去说真话的勇气,让每个人都成为专制的一份子。所以只要大家坚持说真话,就会使专制失去其土壤。
僵持前阶段强调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下的活动。随时随地的与现有体制进行对抗并不会带来对专制体制的瓦解,它的副作用有可能是加大与现政权的裂痕,让参与者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让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险恶,同时也让普通民众对民主运动的风险评估加大,对民主运动产生疏离。而坚持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范围内活动则可能在一时一地取得现实胜利,将高远目标和现实努力联系起来。维权运动和公民行动在最近几年不断取得局部胜利正是大家具有现实眼光采取务实策略取得的成绩。当大家在注重现实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行动时,民主运动也就从疾风暴雨的革命转向到渐进温和的轨道上来,将未来从对不可知的突发事件的期待转向到每时每地无数细小进步上来了。
僵持前阶段的重点是消除恐惧,是在现实条件下的坚持,是实力的发展和扩大。同时僵持前阶段策略的成功并不是利益集团的退让,而是在法律界限上的坚持消弱了专制者镇压的理由和意志。
黄丝带行动的意义
科技进步特别是网络工具对专制带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结果,但是科技绝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也许我们拥有太多锲而不舍的勇士,但中国的民主不会到来,因为我们相比来说民主并没有扎根在坚实而广袤的土壤上。
川渝地区的朋友提出了僵持前阶段的行动原则: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坚持民运维权三次入狱正面临审判的刘贤斌先生也是这一原则的提出者。
本文重点提到黄丝带行动是指为了捍卫人权和法律以及公正自发的公民行动,比如邓玉娇事件中网友们的声援让一个弱女子从杀人罪的指控中获得自由,刘晓波、黄琦、谭作人等人被政治审判,由于众多维权人士、访民、市民的围观,虽然并没有改变审判结果,但这些审判却明显的失去了杀鸡骇猴的作用,深刻的体现出假法治真迫害的本质。而在乐山开庭的成都中院“链子们”案件以及福州马尾开庭的“三网民”案件,由于大量外地网友、热心人士的参与,规模更显得庞大,影响也更加深远,当局在明显违背民意的情况下虽然将审判继续下去,但也显得力不从心。而新都警方将陈云飞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进行非法拘禁,在刘贤斌、陈卫、莫之许等人发起的“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之后,警方当天就不得不迫于压力将陈云飞释放,并且他们不得不在以后的执法过程中考虑这样完全不顾法律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所有这些黄丝带行动都是公民自发行为,同时也是大家捍卫法律尊严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行动,这样的行动虽然可能受到当局的干扰,但是由于坚持了自发、守法、站在道义一方,不管结果如何,都算是取得了成功。每一次邪恶的审判都是专制者自掘坟墓,每一次黄丝带行动实际都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对民主的追求与政权的更迭不能划等号,僵持前阶段我们更应该步步为营,坚守阵地逐步前进。黄丝带行动揭露了专制的法制不是法治,对正义的追求就可以将大家联系起来。在黄丝带行动中具有良心的普通公民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消除了对专制的恐惧,瓦解了专制的土壤。民主是远大的目标,当决战疆场遥远时,为什么我们不能日拱一卒,收获现实的胜利,也许到那时我们距离理想就不是那么遥远了!
2010年7月7日星期三
陈卫:行者刘贤斌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更新时间:7/15/2010
一
刘贤斌在6月28日被遂宁警方刑事拘留了,又在7月5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种种迹象表明,对刘贤斌抓捕是高层的决定。刘贤斌似乎在劫难逃了。这是他以类似罪名(1991年是以反革命罪判刑的)第三次被捕,作为“累犯”,面临严厉的报复,可能又将被尘封好多年。
刘贤斌的青少年时期在四川省遂宁市度过,不过直到他读高中时这个川北小城还叫做遂宁县。他家住在仁里场,是一个离城区不太近的乡镇。母亲是一个朴实的农民;父亲在森工局,常年在遥远的大山里伐木。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与刘贤斌是高中同学,不过当时没有交往,如果没有八九民运,我和刘贤斌的生活轨迹,很难交叉在一起。
刘贤斌参加了八九学潮,诸如游行、围堵军车、回四川呼吁声援学生等等。但当时,他的影响不大。他和要好的高中同学,也就是“十兄弟”,在学潮开始前就认为中国近期将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但这个运动一定会遭到镇压,所以不要在早期过深介入。“六四”镇压后万马齐喑,这个时期刘贤斌和他的朋友们决定站出来,承担道义责任。他们先赶到成都,参加抗议当局血腥屠杀的活动,之后刘贤斌赴北京,准备参加巷战,未果,然后又回到四川遂宁,与欧阳懿、陈卫筹办地下刊物。
北京警方掌握了刘贤斌的活动,对他进行了审查,但由于他所在的人民大学的保护,他顺利地度过了1990年,完成了实习和毕业论文,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已在重庆找到了工作。但是命运的拐点出现了,这跟我有关。我在1990年底从秦城监狱出狱回乡,之后我和他又回到北京。由于我跟许多八九时期的学生领袖一起坐牢,于是我将刘贤斌介绍给他们。贤斌对此欣喜若狂。“六四”后,北京高校内一片肃杀,他感到非常郁闷,一下子能认识这么多的有志青年,共同探讨中国民主之路,对他真是意外惊喜。当时胡石根在组建中国自民党,与贤斌接触后,对他大加赞赏。这使警方决心对他下手。
1991年4月15日,在他距毕业近在咫尺之时,北京公安局对他收容审查。警方对他说,只要他认错悔改就可以释放他,并拿到毕业证。但是倔强的刘贤斌不肯违心地认错,因此他在牢中付出了两年半的青春。这是他首次坐牢。于他,信仰是超越自由和个人前途的。从此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民运人士。
二
刘贤斌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我曾形容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90年代他基本没有收入,却跑遍了全国各地(坐牢期间除外),只要听说谁是民主信仰者,他就拿着地址只身前往,前去叩门。可以想象,这种原始联络方法效率很低,往往是徒劳而返。但就是凭着信念的支撑,各省市在孤独中战斗的朋友们联系上了,在全国形成一个推进民主自由的圈子。这不是刘贤斌一个人的功劳,但他实在居功至伟。可以说,现在中国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局面,与90年代刘贤斌的付出分不开。至今浙江、湖南、西安、贵州的朋友们谈起贤斌,对他的贡献,仍然赞不绝口。
在过去的21年中,贤斌有12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但贤斌并不觉得这样的付出不值,也从未抱怨。他自从走上这条道路,就知道其艰辛,他曾经说,民主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不知道,民主化之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铺路石,许多的事情要有人来做,一点点地做。所以,贤斌对突如其来的抓捕并不感到意外。1999年7月,当警察将他从家里带走时,他很平静地对妻子陈明先说:“我要等10年才回家。”果然他被判刑13年,2008年11月才被释放。这是他第二次坐牢。
从监狱出来,刘贤斌当天下午就到八角亭公墓祭奠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去世已经3年多了,临终前没能看到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含恨而去——这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一个伟大的母亲最大的遗憾。不过,在贤斌的母亲去世后,我们——他的同学、朋友——一起为她守灵,度过了两个长夜。这位伟大的母亲的儿子是基督徒,那些教友们也整夜陪伴着她,只有音乐、赞美诗,没有哀乐和哭泣。贤斌的父亲现年已经82岁,贤斌在上次出狱时就决心要对父亲尽孝,善待如海恩情的妻子和已经对他生疏的女儿。现在看来,他已经不太可能对父亲尽责了。
刘贤斌从不为自己算计,总是很平静地面对一切。他出狱后,许多人慕名来到遂宁拜见他。大家都觉得,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谁也看不出他经历了12年的牢狱之灾。他从容淡定,虽然与世隔绝十多年,但他的思想却依然清晰敏捷,分析问题透彻和中肯。刘贤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倡导者,也是其坚定的践行者。对许多人不切实际的想法,包括对暴力变革的主张,贤斌总是耐心地对他们劝阻和说服。
近年来,我们的一些朋友提出了“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的川渝行动原则,贤斌提出要加上“识大体”。而我认为识大体本是题中之意,用不着强调,如果加上这三个字,反而会让他人误解,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由此来看,说刘贤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贤斌针对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权,而是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
三
贤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却从来不观光旅游,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想不起去看风景”。他多次到杭州拜访同仁,即使在西湖边上,也未去看一下西湖。当提及此,他总是淡淡一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他心中,与同仁交流是最大的乐事。心中有山河,何处非风景?
刘贤斌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他不仅非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非常理解别人。在政治高压下,在异议者的圈子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被误解为“特务”、“线人”,而贤斌总是维护这些人。他认为被自己人误解,是对人心灵的巨大伤害。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而是有他自己的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被误解的人是坚定的志士。贤斌这种眼力,除了他的智慧之外,也由于他非同寻常的气度,而他的宽容源于他的善良和爱心。
刘贤斌对同志、朋友具有血肉相连的同情心。出狱仅一年多时间,据我所知他就捐了两万元钱给各难友,而他却从来不将这些事情披露,实际他家的生活非常拮据,他穿的衣服都是同学给他的旧装。今年春节,我们给川渝狱中难友捐款,他又要捐两千元,被我阻止了,因为当时的捐款已经差不多够了。得知李卓出狱后,贤斌就计划前去看他。去年8月,他以到妻子娘家的机会见到了李卓,结果被警察强行送回遂宁。得知佘万宝出狱的消息,我和朋友第二天就到了广元,而贤斌第三天也赶到广元看望万宝。王森今年7月2日出狱,贤斌和我约好前往达州迎接王森。
陈云飞被警察无任何理由和手续第六次非法关押。6月18日晚上我对他说了这个消息,并说不能让这种践踏法律的事情继续下去。19日上午,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喝茶。他非常气愤,于是我们决定到新都去抗议,让好人陈云飞回家。然后我们各自回家,并将我们的行动在推特上发布。之后,我们到了新都。当时,有一些人,比如小冯和李婷惠等,已经前往新都声援陈云飞,莫之许也正从北京乘飞机赶来。当天晚上12点,陈云飞被释放。已经入睡的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从床上跳下来,然后他从我们住宿的小旅馆冲出去,到网吧给朋友们通告这一让人兴奋的消息。“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取得完胜。
我们出发前就考虑到风险,特别是刘贤斌的风险。此次刘贤斌被带走时,我以为他最多就是被治安拘留。我不知道这次行动跟他被捕有没有直接关系。刘贤斌看到朋友、同志受到伤害比他自己受到伤害还要难过,他是一定要营救陈云飞的。他曾对我说,今年11月,他剥权期结束后,一定要前往武汉去接秦永敏——神交已久,却未曾谋面的同仁。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看来他的这一愿望将要落空了。不过四川的朋友不会让他失望,如可能我将去武汉,将他的祝愿带给秦永敏——另一个可敬的战士。
四
大义当前,刘贤斌从来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出狱不到一个月,他得知遂宁市莲溪县林业员邓永固因为揭露腐败被捕入狱,于是毅然和我署名发表《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该信导致邓永固后来被释放。出狱不到一个月,贤斌作为首批《零八宪章》签署者签名,并为自己刚出狱就签了这么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感到非常幸运。
刘贤斌不是理论家、宣传家,他是一个遵循良心的行者。今年5月,他来到北京,有人劝他从事理论,他说:理论不是我的长处,中国缺乏的不是理论,而是行动,是勇气。为民主事业,他宁肯默默担当,身体力行。
刘贤斌最高兴的是见到新朋友加入到维权和民主事业中来,所以他较少在异议者通讯圈中出现,按他的话说,这个圈中基本都是跟我们抱有一样观念的人,所以他将目光投向国内大众博客,将交流的对象转向普通民众。贤斌的发言并不过激,但他的博客还是不断地被封杀,有十几次之多,署名换了又换,从“刘贤斌”、“刘贤斌自由谈”、“四川老刘”,直到“四川老刘十一世”……
我曾认为,英雄不能改变中国,需要英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但是高尚的人格怎么能见容于这个畸形的时代?而这个堕落到底的社会恰恰需要英雄,需要担当道义的殉道者。这是对正义的拯救,也是对时代、对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和民族的拯救。刘贤斌个人并不能颠覆政权,只是这个制度背弃道义扼杀道义,断送了国家的希望,最终才会葬送自己。当局以为将刘贤斌这些坚持良知的人送进监狱,他们的政权就稳固了,他们的制度就长久了。错了,正像我曾说的,这是愚蠢的。抵抗他们的不是刘贤斌、刘晓波,而是良知本身。
最后,我将以6月30日我在遂宁国保传讯我的笔录上的签署文字作为该文的结束语:“我是一个理性、和平主义者,刑拘刘贤斌是中国政府最愚蠢的事,是对理性、和平和法律的践踏,释放刘贤斌是唯一的出路!”
2010年7月7日 于遂宁市玫瑰上品
2010年7月2日星期五
陈卫:走在路上的刘贤斌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5/2010
刘贤斌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6月29日下午接到他妻子陈明先的电话那一刹那,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个事实,我不敢相信牢狱之灾对于刘贤斌来得这么快,想到他才出狱一年七个月,还没有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想到他的妻子自跟他认识结合刘贤斌就象不知疲倦的老马奔跑然后两人就被高墙阻隔分别就是十年,想到他那可爱的女儿媛媛在刚刚两岁的时候就走上到监狱探视父亲的漫漫道路,别的孩子可以在父亲的怀里撒娇,而她却只有隔着铁栅栏望着父亲,旁边是虎视眈眈的监狱警察,为什么命运对刘贤斌和他的家人如此不公,为什么一个一心只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好人却要遭受如此的不幸,我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在电话里痛哭出来。还是陈明先,她承受着再一次失去丈夫的悲痛,哭泣着劝我不要哭,因为她就在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她要去安慰因为国保警察为了搜集刘贤斌的“罪证”而可耻的对一个初一女生进行调查和威胁吓得哇哇大哭的幼小心灵,她说,如果我们再哭,媛媛怎么办,她要告诉孩子要相信爸爸,要坚强。
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焦急地等待刘贤斌的消息,大家都在猜想,也许警察只是例行传唤,也许会因为刘贤斌到北京参加福建马尾对三网友审判案件的研讨会和营救陈云飞的黄丝带行动被当局进行报复性的治安拘留,刘贤斌被警察带走快24小时了,大家的忍耐也到了极限,我得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打开了skype会话组,那里都是贤斌的朋友,有些还是跟贤斌没有交道的,我不知道怎样告诉他们这一让人失望和悲伤的消息,对着麦克风我嚎啕大哭,电脑那边朋友们都诧异了,纷纷追问:“陈卫,怎么了?你说话呀!”我自认是一个坚强的人,二十多年我经历了太多悲欢离合,在与专制进行搏斗的过程中我早已将自己的感情深深掩藏,但是想到贤斌的遭遇,想到他的家庭为民主付出的牺牲,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出来。事后回想,我也想不到我竟如此脆弱。最后在大家的劝告下,我洗了脸擦干眼泪告诉了他们这一令人震惊让人愤怒的消息。
刘贤斌再一次入狱了,在他近42岁的人生里这是第三次入狱了,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还是人民大学学生的他被判刑两年半,虽然只差两个月就毕业了,他还是没有领到毕业证。他的第二次入狱是在99年,因为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他又被判刑十三年,两次实际服刑十三年。
朋友们都催促我写一点关于刘贤斌的生平和事迹的文章,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高尚如圣徒勇敢如斗士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刘贤斌是中学同学,又都有八九民运的经历,在中国除了北京,一个城市有两个这样多年以推进民主进程为终生追求的互为朋友同为战友的人是比较稀少的,也许就只有四川遂宁有这种景观吧,我也具有将一个全面、生动的刘贤斌介绍给大家的义务。
但是,几天下来我一直没有下笔,我的脑袋里不断地放映着二十多年来与刘贤斌交往的片段,作为学生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刘贤斌,他和陈明先到监狱来探望我的场景,我们彻夜长谈对民运的展望,他背着简陋的牛仔包到全国各地串联访友风尘仆仆瘦弱不堪的样子,还有他上次出狱牙齿掉了开心的画面。我不知从哪里落笔。千言万语怎么能描述出如此一个看似平凡内心却又像火一样热烈的人。
贤斌是一个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我首先要说的。走上民运和维权道路的起点各有不同,但是刘贤斌跟许多人不一样,中学时期地理老师经常给他们讲历史,使他对社会有了很强的责任感,他在所在的87级文科班搞了一个结拜兄弟的仪式,就是将对有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共同想法的十来个同学组织起来。这个想法虽然看起来很幼稚,但是必须要说作为青年学生这也是很超前的想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结拜的兄弟后来很多都因为八九民运和刘贤斌的事情而被警察抓过,进过监狱,其中欧阳懿被判刑,得过青年人权奖,其他也有签署零八宪章的,为纪念“六四”绝食的。所有的弟兄和同学朋友都对刘贤斌的没有任何怀疑和抱怨,即使是体制内的同学也都因为刘贤斌被抓和入狱多次流泪,这样感人至深的场面我已经见证过好多次了。
刘贤斌将民主当成终生的目标,他一生中基本没有挣过钱,他没有打过工,因为他将民主当成毕生的事业,他无暇去工作或是做生意。他唯一的挣钱经历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在成都荷花池摆过摊卖鞋子。当时我还没出狱,后来听说那个时期虽然很短,但是效益不错,一天基本有两百块的收入。可是听到朋友叫他到北京做更重要的事情,他毫不犹豫就丢下了生意。如果他是一个看重金钱和个人幸福的人的话,凭他的朴实和才干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刘贤斌出狱后依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是将自己多年的经历见闻以及一些见解写出来,能够有一些稿费,还有就是他出狱后一些朋友给了他一些生活费。但是他想到的是那些因为参与维权和民运而入狱的难友和生活困难的朋友。李卓因为参加四川民主党被以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判刑十五年,去年一月,距离李卓出狱还有三四个月,刘贤斌就委托幸清贤给李卓带去了四千元。成都一个维权人士无力支付房租,刘贤斌说一个人很难开口,拿出一千元给我,然后我再拿了两千元给这个朋友救济。浙江民运人士王荣清在狱中得了尿毒症生命垂危,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当即就和安徽张林、北京胡石根发起对王荣清的捐款,他们三个都是刚出狱不久的人,却首先每人捐款一千元。这让浙江民主人士感动不已。今年春节,由他提出然后我和他共同操作,找了一些对民运和维权比较同情和支持的人士进行募捐,我们一共收到三万多元,他专程给重庆难友送去,其余的则是我和其他朋友给狱中难友家里送去,让这些亲人在狱中的家属感受到人间温暖。黄琦、谭作人、陈道军、王森、黄晓敏以及刘正有每个家庭都得到了刘贤斌为他们雪中送炭的礼物。浙江王荣清、湖南谢长发也每人得到一千元慰问金。我们通过朋友得知佘万宝的电话后,他当即将号码告诉我,在我跟佘万宝取得联系后,我和妻子以及一些朋友第二天就赶到广元去见佘万宝这位同样为中国民主事业两入监狱累计服刑十五年的战友,刘贤斌当时并没有跟我们一起前去,对此我对朋友们解释,刘贤斌为了不引人注目会过几天再来见老佘。实际当天他和妻子陈明先来到仁寿,生平第一次为岳母过生日,吃过午饭就从成都前往广元来见佘万宝,并给了佘万宝两千元。我知道,贤斌实际已经没有钱了,在前几天他才从我这里拿了两千元钱,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已经难以为继了。
刘贤斌是一个无畏的人,对于他觉得正确的事情,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九十年代中期,由于胡石根组党案件、李海被捕,国内民运一片肃杀,刘贤斌正是在这种高压气氛中挺身而出,与王丹、刘晓波合作推出《牢记血的教训推进民主和法制》,并提出“公开、理性、非暴力”的主张,从而开创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民运一个短暂的春天。实际这时贤斌住在清华北门的一个农民房子里,这个房子还曾经是我在91年住过的,理由就是位置偏僻,价格低廉,此时他的生活异常艰难。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有十几天时间只靠啃干馒头过日子,但从来没有告诉其他人。还是王丹发现了他的状况,为他交了房租,他才能生活下来。这就是贤斌,从来不觉得自己过得艰苦,因为在他的心中更大的事业在召唤他。
98年民主党组党风潮起来时,秦永敏感觉到自己出于危险之中,他正在办《中国人权观察》,担心由于自己的被捕使得这个阵地丢失,刘贤斌当仁不让,表示在秦永敏被捕后将由四川来接过这个担子。结果事情正如预料,秦永敏进去了,刘贤斌和四川朋友也没有任何犹豫,将遂宁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继续秦永敏那份未竟的人权事业。当时没有任何资金,采集信息、编写通讯、打印资料、向外界发传真,都是贤斌和朋友们自己想办法。同时还面临警察的干扰,一个星期就被搜走两部传真机,贤斌只有到打字店去打印,有次是由他的妻子陈明先去复印,结果被警察抓走,打字店的复印机也被搜走。刘贤斌闻讯后抱着一岁半的孩子到公安局抗议,并将妻子替换出来,自己却被关进去了。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将《中国人权观察》办了半个月,发出十几期报道,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神话。
贤斌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认识他的人从来没有发现他发过火,也没有气馁过,其实他有太多的理由灰心失望,他如果像大多数人那样明哲保身,也许就会像普通人那样过着平静而安详的生活,但是我知道他心中有一团火,他将中国的未来和人民的疾苦与自己紧紧相连,所以他无法停止他的追求,即使前面通向监狱。
贤斌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来源于他有一个理解他的妻子,陈明先也许是这个社会比恐龙还稀少比熊猫还珍贵的女人。优雅、美丽,还有一颗比钻石和水晶更晶莹剔透的心。像贤斌这样将毕生精力和青春年华交给了民主和维权事业的人对于一个家庭并不是负责任的丈夫,对孩子更不是称职的父亲,可是陈明先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将孩子带大,将家庭打理的井井有条,贤斌的父亲现年82岁了,跟他们住在一起,贤斌的母亲没有看到儿子最后一面含恨而去,陈明先都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让贤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种高尚而伟大的爱情也许是贤斌一生最重要的财富。特别是前年贤斌出狱后,看到自己没有出一分力气妻子买了单位的集资房并省吃俭用将所有欠款还清,女儿在他入狱时才刚两岁,还在蹒跚学步,而现在却亭亭玉立,学业优秀,让他汗颜之后又无比自豪。所以他对妻子也百依百顺,报答他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有些时候我们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总是不避讳的说自己“惧内”。这不是说陈明先凶悍,实在是陈明先为爱情和家庭付出太多,贤斌对她异常的珍惜。
贤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政治追求来源于他的良知和常识感,所以他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他是用行动来诠释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不过他走的道路异常艰难和危险。这一次我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怎样的结果,我说过:专制政权都是自大和愚蠢的,他们迷信暴力的作用,他们在拥有了高科技和高投入后往往做出的是最愚蠢的决定。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点。
对刘贤斌刑拘以致可能的判刑我不知道是什么无知而自信的人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我知道,刘贤斌不会因为监狱的大门向他敞开就停下他的脚步,四川人民不会停下他们维权和追求民主的脚步,中国人民不会停下他们走向公平和正义的未来的脚步。
历史会记住刘贤斌们用他们的苦难和执着诠释的信仰和追求,历史正是由于像刘贤斌这样无私无畏的人们用他们的脚步走出来的。刘贤斌不孤单,因为我和许许多多的人们和他隔着高墙心心相通。当监狱成为囚禁良心的手段不再为人们恐惧,那么我们离自由并不遥远!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
刘贤斌再次被刑拘第五天四川遂宁市玫瑰上品
刘贤斌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6月29日下午接到他妻子陈明先的电话那一刹那,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个事实,我不敢相信牢狱之灾对于刘贤斌来得这么快,想到他才出狱一年七个月,还没有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想到他的妻子自跟他认识结合刘贤斌就象不知疲倦的老马奔跑然后两人就被高墙阻隔分别就是十年,想到他那可爱的女儿媛媛在刚刚两岁的时候就走上到监狱探视父亲的漫漫道路,别的孩子可以在父亲的怀里撒娇,而她却只有隔着铁栅栏望着父亲,旁边是虎视眈眈的监狱警察,为什么命运对刘贤斌和他的家人如此不公,为什么一个一心只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好人却要遭受如此的不幸,我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在电话里痛哭出来。还是陈明先,她承受着再一次失去丈夫的悲痛,哭泣着劝我不要哭,因为她就在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她要去安慰因为国保警察为了搜集刘贤斌的“罪证”而可耻的对一个初一女生进行调查和威胁吓得哇哇大哭的幼小心灵,她说,如果我们再哭,媛媛怎么办,她要告诉孩子要相信爸爸,要坚强。
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焦急地等待刘贤斌的消息,大家都在猜想,也许警察只是例行传唤,也许会因为刘贤斌到北京参加福建马尾对三网友审判案件的研讨会和营救陈云飞的黄丝带行动被当局进行报复性的治安拘留,刘贤斌被警察带走快24小时了,大家的忍耐也到了极限,我得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打开了skype会话组,那里都是贤斌的朋友,有些还是跟贤斌没有交道的,我不知道怎样告诉他们这一让人失望和悲伤的消息,对着麦克风我嚎啕大哭,电脑那边朋友们都诧异了,纷纷追问:“陈卫,怎么了?你说话呀!”我自认是一个坚强的人,二十多年我经历了太多悲欢离合,在与专制进行搏斗的过程中我早已将自己的感情深深掩藏,但是想到贤斌的遭遇,想到他的家庭为民主付出的牺牲,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出来。事后回想,我也想不到我竟如此脆弱。最后在大家的劝告下,我洗了脸擦干眼泪告诉了他们这一令人震惊让人愤怒的消息。
刘贤斌再一次入狱了,在他近42岁的人生里这是第三次入狱了,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还是人民大学学生的他被判刑两年半,虽然只差两个月就毕业了,他还是没有领到毕业证。他的第二次入狱是在99年,因为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他又被判刑十三年,两次实际服刑十三年。
朋友们都催促我写一点关于刘贤斌的生平和事迹的文章,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高尚如圣徒勇敢如斗士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刘贤斌是中学同学,又都有八九民运的经历,在中国除了北京,一个城市有两个这样多年以推进民主进程为终生追求的互为朋友同为战友的人是比较稀少的,也许就只有四川遂宁有这种景观吧,我也具有将一个全面、生动的刘贤斌介绍给大家的义务。
但是,几天下来我一直没有下笔,我的脑袋里不断地放映着二十多年来与刘贤斌交往的片段,作为学生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刘贤斌,他和陈明先到监狱来探望我的场景,我们彻夜长谈对民运的展望,他背着简陋的牛仔包到全国各地串联访友风尘仆仆瘦弱不堪的样子,还有他上次出狱牙齿掉了开心的画面。我不知从哪里落笔。千言万语怎么能描述出如此一个看似平凡内心却又像火一样热烈的人。
贤斌是一个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我首先要说的。走上民运和维权道路的起点各有不同,但是刘贤斌跟许多人不一样,中学时期地理老师经常给他们讲历史,使他对社会有了很强的责任感,他在所在的87级文科班搞了一个结拜兄弟的仪式,就是将对有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共同想法的十来个同学组织起来。这个想法虽然看起来很幼稚,但是必须要说作为青年学生这也是很超前的想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结拜的兄弟后来很多都因为八九民运和刘贤斌的事情而被警察抓过,进过监狱,其中欧阳懿被判刑,得过青年人权奖,其他也有签署零八宪章的,为纪念“六四”绝食的。所有的弟兄和同学朋友都对刘贤斌的没有任何怀疑和抱怨,即使是体制内的同学也都因为刘贤斌被抓和入狱多次流泪,这样感人至深的场面我已经见证过好多次了。
刘贤斌将民主当成终生的目标,他一生中基本没有挣过钱,他没有打过工,因为他将民主当成毕生的事业,他无暇去工作或是做生意。他唯一的挣钱经历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在成都荷花池摆过摊卖鞋子。当时我还没出狱,后来听说那个时期虽然很短,但是效益不错,一天基本有两百块的收入。可是听到朋友叫他到北京做更重要的事情,他毫不犹豫就丢下了生意。如果他是一个看重金钱和个人幸福的人的话,凭他的朴实和才干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刘贤斌出狱后依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是将自己多年的经历见闻以及一些见解写出来,能够有一些稿费,还有就是他出狱后一些朋友给了他一些生活费。但是他想到的是那些因为参与维权和民运而入狱的难友和生活困难的朋友。李卓因为参加四川民主党被以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判刑十五年,去年一月,距离李卓出狱还有三四个月,刘贤斌就委托幸清贤给李卓带去了四千元。成都一个维权人士无力支付房租,刘贤斌说一个人很难开口,拿出一千元给我,然后我再拿了两千元给这个朋友救济。浙江民运人士王荣清在狱中得了尿毒症生命垂危,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当即就和安徽张林、北京胡石根发起对王荣清的捐款,他们三个都是刚出狱不久的人,却首先每人捐款一千元。这让浙江民主人士感动不已。今年春节,由他提出然后我和他共同操作,找了一些对民运和维权比较同情和支持的人士进行募捐,我们一共收到三万多元,他专程给重庆难友送去,其余的则是我和其他朋友给狱中难友家里送去,让这些亲人在狱中的家属感受到人间温暖。黄琦、谭作人、陈道军、王森、黄晓敏以及刘正有每个家庭都得到了刘贤斌为他们雪中送炭的礼物。浙江王荣清、湖南谢长发也每人得到一千元慰问金。我们通过朋友得知佘万宝的电话后,他当即将号码告诉我,在我跟佘万宝取得联系后,我和妻子以及一些朋友第二天就赶到广元去见佘万宝这位同样为中国民主事业两入监狱累计服刑十五年的战友,刘贤斌当时并没有跟我们一起前去,对此我对朋友们解释,刘贤斌为了不引人注目会过几天再来见老佘。实际当天他和妻子陈明先来到仁寿,生平第一次为岳母过生日,吃过午饭就从成都前往广元来见佘万宝,并给了佘万宝两千元。我知道,贤斌实际已经没有钱了,在前几天他才从我这里拿了两千元钱,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已经难以为继了。
刘贤斌是一个无畏的人,对于他觉得正确的事情,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九十年代中期,由于胡石根组党案件、李海被捕,国内民运一片肃杀,刘贤斌正是在这种高压气氛中挺身而出,与王丹、刘晓波合作推出《牢记血的教训推进民主和法制》,并提出“公开、理性、非暴力”的主张,从而开创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民运一个短暂的春天。实际这时贤斌住在清华北门的一个农民房子里,这个房子还曾经是我在91年住过的,理由就是位置偏僻,价格低廉,此时他的生活异常艰难。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有十几天时间只靠啃干馒头过日子,但从来没有告诉其他人。还是王丹发现了他的状况,为他交了房租,他才能生活下来。这就是贤斌,从来不觉得自己过得艰苦,因为在他的心中更大的事业在召唤他。
98年民主党组党风潮起来时,秦永敏感觉到自己出于危险之中,他正在办《中国人权观察》,担心由于自己的被捕使得这个阵地丢失,刘贤斌当仁不让,表示在秦永敏被捕后将由四川来接过这个担子。结果事情正如预料,秦永敏进去了,刘贤斌和四川朋友也没有任何犹豫,将遂宁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继续秦永敏那份未竟的人权事业。当时没有任何资金,采集信息、编写通讯、打印资料、向外界发传真,都是贤斌和朋友们自己想办法。同时还面临警察的干扰,一个星期就被搜走两部传真机,贤斌只有到打字店去打印,有次是由他的妻子陈明先去复印,结果被警察抓走,打字店的复印机也被搜走。刘贤斌闻讯后抱着一岁半的孩子到公安局抗议,并将妻子替换出来,自己却被关进去了。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将《中国人权观察》办了半个月,发出十几期报道,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神话。
贤斌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认识他的人从来没有发现他发过火,也没有气馁过,其实他有太多的理由灰心失望,他如果像大多数人那样明哲保身,也许就会像普通人那样过着平静而安详的生活,但是我知道他心中有一团火,他将中国的未来和人民的疾苦与自己紧紧相连,所以他无法停止他的追求,即使前面通向监狱。
贤斌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来源于他有一个理解他的妻子,陈明先也许是这个社会比恐龙还稀少比熊猫还珍贵的女人。优雅、美丽,还有一颗比钻石和水晶更晶莹剔透的心。像贤斌这样将毕生精力和青春年华交给了民主和维权事业的人对于一个家庭并不是负责任的丈夫,对孩子更不是称职的父亲,可是陈明先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将孩子带大,将家庭打理的井井有条,贤斌的父亲现年82岁了,跟他们住在一起,贤斌的母亲没有看到儿子最后一面含恨而去,陈明先都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让贤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种高尚而伟大的爱情也许是贤斌一生最重要的财富。特别是前年贤斌出狱后,看到自己没有出一分力气妻子买了单位的集资房并省吃俭用将所有欠款还清,女儿在他入狱时才刚两岁,还在蹒跚学步,而现在却亭亭玉立,学业优秀,让他汗颜之后又无比自豪。所以他对妻子也百依百顺,报答他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有些时候我们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总是不避讳的说自己“惧内”。这不是说陈明先凶悍,实在是陈明先为爱情和家庭付出太多,贤斌对她异常的珍惜。
贤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政治追求来源于他的良知和常识感,所以他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他是用行动来诠释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不过他走的道路异常艰难和危险。这一次我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怎样的结果,我说过:专制政权都是自大和愚蠢的,他们迷信暴力的作用,他们在拥有了高科技和高投入后往往做出的是最愚蠢的决定。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点。
对刘贤斌刑拘以致可能的判刑我不知道是什么无知而自信的人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我知道,刘贤斌不会因为监狱的大门向他敞开就停下他的脚步,四川人民不会停下他们维权和追求民主的脚步,中国人民不会停下他们走向公平和正义的未来的脚步。
历史会记住刘贤斌们用他们的苦难和执着诠释的信仰和追求,历史正是由于像刘贤斌这样无私无畏的人们用他们的脚步走出来的。刘贤斌不孤单,因为我和许许多多的人们和他隔着高墙心心相通。当监狱成为囚禁良心的手段不再为人们恐惧,那么我们离自由并不遥远!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
刘贤斌再次被刑拘第五天四川遂宁市玫瑰上品
2010年6月12日星期六
陈卫:体育比赛和宪政精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16/2010
宪政精神对于中国这样古老而传统的社会无疑是新颖的,在封建社会,王权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在结束了帝制和军阀混战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一党专政却比封建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人类历史来看,宪政民主是姗姗来迟的主角。各种等级制度占据了过往文明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些人奴役一些人的历史。在灿烂和辉煌的背后,故纸堆总是诉说着被冠冕堂皇理由掩盖着的赤裸裸的掠夺。
民主实在是不浪漫不美丽的政治哲学。如果仅仅从理想和审美的角度,很少有人会选择这个什么前途也不揭示的政治理论。大同社会、遥远天国的图画比起枯燥的民主理论来说对那些向往美好事物的知识分子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就象天上的月亮,他们更希望用想象代替现实。对月亮的态度就象对社会的态度,他们不是去探索月亮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是希望月亮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政治哲学是专制的帮凶,遥远的理想成为了悬挂在人们面前的胡萝卜,人们为了虚无缥缈的胡萝卜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可等级制度或者精英制度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专制绝不是纯暴力,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太简陋了,虽然暴力是专制的坚强后盾。我们在历史中发现,隐性的暴力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种隐性暴力就是关于社会或者国家的目的是实现某种遥远而美好的理想。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不可能随时都用暴力来维系,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将压迫转换为自觉的服从,从而使专制制度得以延续下去。
民主被中国人呼唤了上百年,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我们只是从一个监狱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看守不同,被囚禁的事实却没有改变。
百年来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大问题有小道理,这是智者教给我们的简单逻辑。我们有了宪法,我们有了法律,为什么我们还是处于被禁锢被奴役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正面回答。
其实,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复杂。在实行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得到最权威、最坚定的回答就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而这个从来没有得到仔细阐述的“国情”使得中国不能实现西方式民主。请注意,西方式民主是个什么词语,在这里,西方式民主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哲学的系统,成为被分析研究和消化接受的客观学说,而是成为了一个替罪羊,一个以傲慢的民族情绪和安全恐惧为心理基础的抛弃物。因为一旦说到这里,理由几乎就不用再想说了,因为纠缠下去,叛徒、汉奸的帽子就等着你了。
可是宪政民主的精神真的只是西方的土特产吗,它来到我们这片土地就真的会水土不服吗?我始终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探索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知识和智慧的扩散。现在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会愚蠢到认为所有的知识、技术、文学、艺术等必须是自己原创。学习和采用别人的成果是简单的,是双赢的,是共同获利却没有任何人受损的,而创造、发明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而过程。人类之所以会进步,学习或者更直接说吸取别人的知识经验是最为直接的道路。从这点上,我反对以地域来划分文明,虽然它们曾经属于某些群体的结晶,但是都会经过人类整体的批判和淘汰,并将成为人类整体的财富。每个人甚至每个单个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人类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否者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将很快枯萎。
专制者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说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是西方的科学,他们不会再说高楼大厦只是西方的特产,虽然这些确实是西方人最先发现或发明的。因为他们明白拒绝这些东西一个国家将很快在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而国际社会就象森林一样,一个虚弱的骆驼必将成为虎豹的食物。
我们必须发掘出宪政民主的本来意思,我们不会因为它是西方崛起的原因就信赖它(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但我们也绝不会因为它是我们专制者敌视的对象就抛弃它。宪政民主如果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不含任何“国情”这样的条件下将其推演出来,就像英国的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导致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但梨子掉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也同样可以推演出万有引力定律,至少是毫无障碍的理解和运用这个规律。
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学者和民主推进者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宪政民主必须在排除文化和民族等特殊条件下得到解释,这不仅是回应,更是一种深刻的理解。我们之所以没有实现宪政民主,除了利益集团有意阻碍之外,对宪政民主的含义理解得似是而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有你自己愚昧别人才能欺骗你。
这当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我只是将这个思路提出,希望有意者共同完成这个课题。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作为我在这个课题上的尝试:我们是否应该遵守宪法和法律?
这个问题看来是毫无意义,因为许多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啦,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工具。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宪法和法律的政治意义,我们对宪法和法律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我们可以将宪法和法律看成一种规则,一种针对一个国家所有人的规则。这个规则的确立过程和公平程度以及由什么人执行如何执行肯定要影响到最终结果。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和一场体育比赛进行类比。当然国家和体育比赛具有许多区别,这点毋庸多言,但是就其都是在一个规则下运行,这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体育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当一项运动成为比赛最关键的是什么?仅仅是参与运动的人员和一些人对某种运动的爱好吗?
人们不乏各种爱好或者技能,但是这远远不能使其成为一项运动或者一场比赛。所谓比赛,必须具有一整套完备的规则,这套规则是公开而公平地针对所有参加比赛的人的,也就是说,这个规则不会故意让某些人因为一些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占据优势,同时也不会使一些人因为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受到侵害。
假如有这么一场比赛,它的规则是大家不知道的,这样的比赛还会有人参加吗?同样,假如一个运动员知道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不公平的,而且规则的利益指向都明显的偏向于他的对手,他还会参加吗?答案是显然的,这样的比赛是不会持续下去的,或者它根本就办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先有了比赛规则,然后才有比赛。
宪法和法律也是一个国家的规则,不同的是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人们没有退出比赛的可能。这点确实和体育比赛相比要残酷得多。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每个人都按照规则来参加比赛,这时,比赛的规则就是宪法和法律,因为它们确定每个参赛选手(就是公民)应该如何从事。这个规则最终将产生一些影响深远的结果。
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一个公民是否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被制定成具有偏见的成为某些特定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如果自己只是这个比赛毫无争议的牺牲品,试问,谁还会毫不犹豫的以守法者自居?
所以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有条件的,必须是这个宪法和法律作为一个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在此我们就可以说,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是作为一种意志的体现,它的正义性不是来源于它的包装。就像一个不公平的体育比赛一样,不能因为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套上宪法和法律神圣的外衣,它就变成一个必须不折不扣被遵守和执行的东西了。因为很可能的情况就是,我们得到的是成系统的控制,而没有任何的宪政和民主。这就是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区别。
我得意思不是邪恶的宪法和法律必须得到推翻,这实际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内容,我只是说由于规则的不公平,人们并没有无条件遵守这些规则的义务,哪怕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名义!
在这样一个扩大了的比赛里,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相比体育比赛的规则更加复杂。也许最恶的法律秩序也比无政府好,但这只是为了维护政治意义上的秩序,体育比赛可以取消,但是人们却必须生活下去。宪法和法律因为它的本质并不是人们无条件接受的对象,就像人们可以拒绝一个不公平的比赛一样。不公平的比赛会被选手们抵制,但是不公平的宪法和法律并不那么容易消除。
专制制度不是我们的选择,就像我们不想去参加注定失败的比赛一样。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输在那早已虎视眈眈的起跑线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澄清了一个事实,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权利。宪法只是一个并不足月的盗版,它不具有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力量。由于宪法可能具有的欺诈性,是将强制伪装成公正,我们同时也就具有揭穿这种欺诈和反抗这种强制的权利!
2010年6月12日于四川省遂宁市
宪政精神对于中国这样古老而传统的社会无疑是新颖的,在封建社会,王权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在结束了帝制和军阀混战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一党专政却比封建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人类历史来看,宪政民主是姗姗来迟的主角。各种等级制度占据了过往文明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些人奴役一些人的历史。在灿烂和辉煌的背后,故纸堆总是诉说着被冠冕堂皇理由掩盖着的赤裸裸的掠夺。
民主实在是不浪漫不美丽的政治哲学。如果仅仅从理想和审美的角度,很少有人会选择这个什么前途也不揭示的政治理论。大同社会、遥远天国的图画比起枯燥的民主理论来说对那些向往美好事物的知识分子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就象天上的月亮,他们更希望用想象代替现实。对月亮的态度就象对社会的态度,他们不是去探索月亮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是希望月亮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政治哲学是专制的帮凶,遥远的理想成为了悬挂在人们面前的胡萝卜,人们为了虚无缥缈的胡萝卜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可等级制度或者精英制度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专制绝不是纯暴力,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太简陋了,虽然暴力是专制的坚强后盾。我们在历史中发现,隐性的暴力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种隐性暴力就是关于社会或者国家的目的是实现某种遥远而美好的理想。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不可能随时都用暴力来维系,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将压迫转换为自觉的服从,从而使专制制度得以延续下去。
民主被中国人呼唤了上百年,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我们只是从一个监狱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看守不同,被囚禁的事实却没有改变。
百年来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大问题有小道理,这是智者教给我们的简单逻辑。我们有了宪法,我们有了法律,为什么我们还是处于被禁锢被奴役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正面回答。
其实,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复杂。在实行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得到最权威、最坚定的回答就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而这个从来没有得到仔细阐述的“国情”使得中国不能实现西方式民主。请注意,西方式民主是个什么词语,在这里,西方式民主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哲学的系统,成为被分析研究和消化接受的客观学说,而是成为了一个替罪羊,一个以傲慢的民族情绪和安全恐惧为心理基础的抛弃物。因为一旦说到这里,理由几乎就不用再想说了,因为纠缠下去,叛徒、汉奸的帽子就等着你了。
可是宪政民主的精神真的只是西方的土特产吗,它来到我们这片土地就真的会水土不服吗?我始终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探索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知识和智慧的扩散。现在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会愚蠢到认为所有的知识、技术、文学、艺术等必须是自己原创。学习和采用别人的成果是简单的,是双赢的,是共同获利却没有任何人受损的,而创造、发明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而过程。人类之所以会进步,学习或者更直接说吸取别人的知识经验是最为直接的道路。从这点上,我反对以地域来划分文明,虽然它们曾经属于某些群体的结晶,但是都会经过人类整体的批判和淘汰,并将成为人类整体的财富。每个人甚至每个单个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人类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否者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将很快枯萎。
专制者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说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是西方的科学,他们不会再说高楼大厦只是西方的特产,虽然这些确实是西方人最先发现或发明的。因为他们明白拒绝这些东西一个国家将很快在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而国际社会就象森林一样,一个虚弱的骆驼必将成为虎豹的食物。
我们必须发掘出宪政民主的本来意思,我们不会因为它是西方崛起的原因就信赖它(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但我们也绝不会因为它是我们专制者敌视的对象就抛弃它。宪政民主如果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不含任何“国情”这样的条件下将其推演出来,就像英国的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导致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但梨子掉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也同样可以推演出万有引力定律,至少是毫无障碍的理解和运用这个规律。
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学者和民主推进者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宪政民主必须在排除文化和民族等特殊条件下得到解释,这不仅是回应,更是一种深刻的理解。我们之所以没有实现宪政民主,除了利益集团有意阻碍之外,对宪政民主的含义理解得似是而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有你自己愚昧别人才能欺骗你。
这当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我只是将这个思路提出,希望有意者共同完成这个课题。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作为我在这个课题上的尝试:我们是否应该遵守宪法和法律?
这个问题看来是毫无意义,因为许多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啦,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工具。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宪法和法律的政治意义,我们对宪法和法律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我们可以将宪法和法律看成一种规则,一种针对一个国家所有人的规则。这个规则的确立过程和公平程度以及由什么人执行如何执行肯定要影响到最终结果。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和一场体育比赛进行类比。当然国家和体育比赛具有许多区别,这点毋庸多言,但是就其都是在一个规则下运行,这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体育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当一项运动成为比赛最关键的是什么?仅仅是参与运动的人员和一些人对某种运动的爱好吗?
人们不乏各种爱好或者技能,但是这远远不能使其成为一项运动或者一场比赛。所谓比赛,必须具有一整套完备的规则,这套规则是公开而公平地针对所有参加比赛的人的,也就是说,这个规则不会故意让某些人因为一些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占据优势,同时也不会使一些人因为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受到侵害。
假如有这么一场比赛,它的规则是大家不知道的,这样的比赛还会有人参加吗?同样,假如一个运动员知道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不公平的,而且规则的利益指向都明显的偏向于他的对手,他还会参加吗?答案是显然的,这样的比赛是不会持续下去的,或者它根本就办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先有了比赛规则,然后才有比赛。
宪法和法律也是一个国家的规则,不同的是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人们没有退出比赛的可能。这点确实和体育比赛相比要残酷得多。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每个人都按照规则来参加比赛,这时,比赛的规则就是宪法和法律,因为它们确定每个参赛选手(就是公民)应该如何从事。这个规则最终将产生一些影响深远的结果。
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一个公民是否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被制定成具有偏见的成为某些特定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如果自己只是这个比赛毫无争议的牺牲品,试问,谁还会毫不犹豫的以守法者自居?
所以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有条件的,必须是这个宪法和法律作为一个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在此我们就可以说,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是作为一种意志的体现,它的正义性不是来源于它的包装。就像一个不公平的体育比赛一样,不能因为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套上宪法和法律神圣的外衣,它就变成一个必须不折不扣被遵守和执行的东西了。因为很可能的情况就是,我们得到的是成系统的控制,而没有任何的宪政和民主。这就是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区别。
我得意思不是邪恶的宪法和法律必须得到推翻,这实际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内容,我只是说由于规则的不公平,人们并没有无条件遵守这些规则的义务,哪怕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名义!
在这样一个扩大了的比赛里,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相比体育比赛的规则更加复杂。也许最恶的法律秩序也比无政府好,但这只是为了维护政治意义上的秩序,体育比赛可以取消,但是人们却必须生活下去。宪法和法律因为它的本质并不是人们无条件接受的对象,就像人们可以拒绝一个不公平的比赛一样。不公平的比赛会被选手们抵制,但是不公平的宪法和法律并不那么容易消除。
专制制度不是我们的选择,就像我们不想去参加注定失败的比赛一样。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输在那早已虎视眈眈的起跑线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澄清了一个事实,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权利。宪法只是一个并不足月的盗版,它不具有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力量。由于宪法可能具有的欺诈性,是将强制伪装成公正,我们同时也就具有揭穿这种欺诈和反抗这种强制的权利!
2010年6月12日于四川省遂宁市
2010年5月30日星期日
陈卫:“六四”这块试金石试出了什么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5/2010
我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政治哲学是从何而来的,换言之,宪政民主思想真的只是西方那片水土上结出的果实吗?难道像中国这样传统深厚的国家只能以“中国特色”来设计和建立一个与西方宪政民主完全不一样的政治体系吗?更让我困惑的是,难道政治哲学真的就是那么具有个性,在宪政民主体系外还留给我们一个“中国特色”空间?如果“中国特色”是成立的,那么印度特色、埃及特色也应该成立,政治哲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说它是一团乱麻更合适。
“中国特色”是我们这一代人思想上的一个陷阱,因为中国政治权力的垄断者就是这么把它当作一个无往而不利的武器。而且在数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里,我们接受了似乎是科学的哲学,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强调特点个性总是科学的态度。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宪政民主变成了要改进和加定语的东西,民主已经简化为人大政协这样的花瓶摆设,或者名义上的集体领导实际是集团垄断。民主的进程完全停滞了,实行宪政民主既没有理论的合法依据,也完全丧失了动力。
1989年我作为一个学生参加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当然当时我们的思想和动机是非常简单和质朴的。可以说,我是成千上万被党化教育精心培养出来的标准化产品之一。我们当时是相信党也相信政府的。当时经济形势向好,虽然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思想清洗,但打击面不大,也对我们普通学生还是遥不可及的。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认为当时非常严峻的是物价问题,但对我们不从事养家的孩子来说,生活费就是家里每月寄来的几十元钱,物价距我们还是一个遥远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或者一种希望改良的态度。
八九民运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拐点,也许对中国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超出了我们以及政府的想象。学生运动对发展中国家不算是新鲜事,但是八九民运发展到“六四”开枪镇压,无数鲜活的生命在枪炮面前陨落,这一刻已经不再是众多平凡日子的一天,它注定将接受更多的拷问。
我一直在追问“六四”事件的意义。它仅仅是平息一次不守本分的大学生和别有用心的知识精英们躁动的无奈之举,还是深谋远虑的正义行动?还是在背后具有更为难以言说的东西?“六四”事件后,我和其他学生、教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我们都被钦定为这次给中国带来巨大影响事件的罪魁祸首。我当时就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我们是被一些人操控,我们成为了所谓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我绝不吝惜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我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这一态度到现在也一直陪伴着我。可是说出来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相信的是,无论是在壁垒森森的监狱,还是无数次跟警察打交道,从来没有人对政府在“六四”开枪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我们解释,也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们是怎样被利用怎样危害了国家。不光是对我这样,我接触的所有的经历了“六四”事件的人的经历大都如此。警察们只是按照上级的意思对我们监控、或者关押。至于我们是否是罪人,他们从不理会。这是疏忽,还是心照不宣?也许二十一年来,中国的媒体从来不对“六四”事件评论哪怕是批评说明了一切。
“六四”事件二十一年过去了,二十一年前的枪声已渐渐远去,死去的人们或者坟茔上杂草丛生,或者名字永远留在了失踪者的名单上。二十一年,对于后来者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曾经的百万人群为追求民主自由在街头慷慨激昂的场面和北京彻夜的枪声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不真实。
但是,时间真的能抹去一切痕迹吗,就像黑夜能遮盖罪恶一样?数千生命难道在历史上象空气一样无影无踪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也随着生命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也许历史上无数的人们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不自量力,也许八九民运也是众多不成功的反抗之一。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反抗都是毫无意义,我不认为“六四”事件过去了它就只有考古意义上的价值。
对“六四”事件进行反思对我来说不是咀嚼痛苦,不是强化仇恨,而是被我赋予一个新的意义。过去的意义在于现在,反思过去意谓着校正现在,校正现在的目的在于建设公正合理的未来。对个人来说过去是流逝而去的江水,而对人群来说,过去则可能意味着对未来的启迪。
在思考政治哲学的来源和合理性时,我发现了“六四”事件深刻的价值。
宪政民主思想当然不是从天而降的,任何思想都不是空想的结果。不得不说宪政民主思想是一种很不浪漫的政治安排。这种思想不是那种有着对人性和宇宙神秘看法的人提出来的。我一次次追寻宪政民主思想发生的演变的足迹,我惊讶地发现宪政民主思想并不是圣人的杰作,其实这种思想源自受害者的反思,或者说反抗性思考。
宪政民主思想的出现和得到承认,并成为许多国家政治大厦的基石,说明一个问题: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是常态,必须用制度来解决。否则宪政民主就只配成为政治大餐里的配菜,或者说像奥运会这样在几年一度的节日里抛头露面。我们更可以推测,如果没有权力对权利的随时可能的虎视眈眈,宪政民主思想就不可能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只是几个清高的票友们的文字游戏。
理解宪政民主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其实这一思想具有简单的常识。对于受到的侵犯,人们有几个方式回应。比如睚眦必报,当时就找回场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有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惹不起躲得起等等。但是这些侵犯前提就是侵犯者是个人或者偶然的侵犯。如果是国家,或者是至高无上者,这样的态度显然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宪政民主思想的目的就是假设这种侵犯随时存在(实际这样的假设已经不是假设了,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前我们每个人都在伴君如伴虎的状态下生活,只不过远近和运气不同罢了),将可能造成侵犯的危险分子捆起来。痛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去寻找痛的原因,不去医治痛,去避免痛的再次发生。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宪政民主有许多原因,我认为一个就是思想上的理论上的因素,不管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将建设理想社会作为目标。它们都是一个向前的政治哲学,或者说是科幻画家。它们虽然表现形态差别很大,但都是一个劲的往前冲,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全。这就像一辆没有刹车而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在这点上,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种更像是兄弟。当然这也不难理解,理想的儒家传统更能接受同样理想的马克思主义!
“六四”事件的意义就此凸现出来了!虽然我们追求民主,但是中国缺乏民主最基本的生存土壤,就是对权力的怀疑,深深的怀疑!统治者从来就将自己打扮得如鲜花一样,他们从来就将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这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就像强盗绝不说自己是强盗一样。问题就在强盗并不会强迫别人去赞成他,他使用的是直接的暴力。可是专制者占有一切的资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裁判同时又是球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事情就此变得很简单,就是权力对权利的侵犯虽然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却是零散的和经过了改写的。人们对这些侵犯缺乏系统的认识和思考,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宪政民主思想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当然政府必然会对实现宪政民主推三阻四,当然它们会找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就有他们多么伟大光荣正确。这实际是一个简单的障眼法,可是在宣传机器的全力运作下,在监狱、警察、枪炮的说服下,许多人一如既往的相信党相信政府。不得不说这对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因为怀疑或者改变一个强大的危险分子对个人来说是痛苦的事情。我们不得不佩服弗洛伊德,是他指出视而不见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
宪政民主在中国缺乏基本的起点,至少是“六四”事件发生以前。因为宪政民主的基础就是权力是危险的,因此它应该受到限制。试想,大家都对政府或者组成政府的人抱以无限忠诚,没有丝毫怀疑,就像孩子对于父母一样,怎么可能会想到去控制它、限制它?当它暴起伤人时我们怎么可能免于受伤?
但是这种类似自我安慰的心理被“六四”事件打破了,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不再天真。我将“六四”事件比作试金石。那么这块试金石第一个就试出了自诩为人民的代言人公正的化身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并不是我们许多人一厢情愿想象的那样善良。政府和权力并不因为高尚的理想就变得不需要监督和限制,更何况这种理想的假设本身就值得怀疑。这是“六四”试金石的第一个重大意义。它用最残酷的事实揭露了权力是危险的这个本质。我们许多人在传统和宣传中泡得太久了,许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理性的思考,在严格的政治哲学和改良主义中选择了半推半就,麻痹和自我催眠成为了最时髦和最负责的代名词。然而“六四”的枪声以及数千条生命告诉大家,我们并没有幸运到社会法则对我们不起作用。老虎不吃人是不可能的,以前吃的是别人,以前它是在偷吃!
“六四”试金石第二个试出了人民对暴政的容忍极限,这是“六四”事件的另一个伟大价值。对于暴政人们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中国历来讲究的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干的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勾当,实际从形态来说不外乎是简单的重复。但是“六四”事件更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原因在于其一当事者及其他因此而苏醒者没有保持沉默,没有象“反右”和“文革”中被迫害者那样将自己定为“犯了错误而被妈妈打了的孩子”,他们坚持真相,不依不饶。这体现出难得的道德勇气。要知道,这些人二十多年来无数人被投进监狱,无数人生活在贫困和监视之下,无数人流落海外,坚持真相有时并不比面对屠刀轻松。其二对“六四”事件的反思没有将这些直接参与八九民运以及受“六四”启发的人们引向以暴制暴的轮回上,而是将目光放在从制度上根本消除暴政,从源头上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民运、维权运动、家庭教会、读书交流会、零八宪章运动以及各地的公民社会建设,无不在“六四”事件二十一年后轰轰烈烈的开展着。在铁笼一样的中国,所有这些努力无不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宪政民主思想——将成为改变中国最有力的思想基础。
“六四”事件无疑是中国的一个惨剧,逝者带着遗憾长眠,但我们却不能遗忘。灾难不会停止,就象老虎永远要吃人。经历了“六四”,我们不再停留在做一个修补者,我们不再是充满幻想的小女生。我们已经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宪政民主,我们也不再犹豫,这就是我们的道路!
“六四”死难者会因此死得其所吧。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于四川省遂宁市
我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政治哲学是从何而来的,换言之,宪政民主思想真的只是西方那片水土上结出的果实吗?难道像中国这样传统深厚的国家只能以“中国特色”来设计和建立一个与西方宪政民主完全不一样的政治体系吗?更让我困惑的是,难道政治哲学真的就是那么具有个性,在宪政民主体系外还留给我们一个“中国特色”空间?如果“中国特色”是成立的,那么印度特色、埃及特色也应该成立,政治哲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说它是一团乱麻更合适。
“中国特色”是我们这一代人思想上的一个陷阱,因为中国政治权力的垄断者就是这么把它当作一个无往而不利的武器。而且在数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里,我们接受了似乎是科学的哲学,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强调特点个性总是科学的态度。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宪政民主变成了要改进和加定语的东西,民主已经简化为人大政协这样的花瓶摆设,或者名义上的集体领导实际是集团垄断。民主的进程完全停滞了,实行宪政民主既没有理论的合法依据,也完全丧失了动力。
1989年我作为一个学生参加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当然当时我们的思想和动机是非常简单和质朴的。可以说,我是成千上万被党化教育精心培养出来的标准化产品之一。我们当时是相信党也相信政府的。当时经济形势向好,虽然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思想清洗,但打击面不大,也对我们普通学生还是遥不可及的。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认为当时非常严峻的是物价问题,但对我们不从事养家的孩子来说,生活费就是家里每月寄来的几十元钱,物价距我们还是一个遥远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或者一种希望改良的态度。
八九民运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拐点,也许对中国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超出了我们以及政府的想象。学生运动对发展中国家不算是新鲜事,但是八九民运发展到“六四”开枪镇压,无数鲜活的生命在枪炮面前陨落,这一刻已经不再是众多平凡日子的一天,它注定将接受更多的拷问。
我一直在追问“六四”事件的意义。它仅仅是平息一次不守本分的大学生和别有用心的知识精英们躁动的无奈之举,还是深谋远虑的正义行动?还是在背后具有更为难以言说的东西?“六四”事件后,我和其他学生、教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我们都被钦定为这次给中国带来巨大影响事件的罪魁祸首。我当时就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我们是被一些人操控,我们成为了所谓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我绝不吝惜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我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这一态度到现在也一直陪伴着我。可是说出来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相信的是,无论是在壁垒森森的监狱,还是无数次跟警察打交道,从来没有人对政府在“六四”开枪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我们解释,也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们是怎样被利用怎样危害了国家。不光是对我这样,我接触的所有的经历了“六四”事件的人的经历大都如此。警察们只是按照上级的意思对我们监控、或者关押。至于我们是否是罪人,他们从不理会。这是疏忽,还是心照不宣?也许二十一年来,中国的媒体从来不对“六四”事件评论哪怕是批评说明了一切。
“六四”事件二十一年过去了,二十一年前的枪声已渐渐远去,死去的人们或者坟茔上杂草丛生,或者名字永远留在了失踪者的名单上。二十一年,对于后来者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曾经的百万人群为追求民主自由在街头慷慨激昂的场面和北京彻夜的枪声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不真实。
但是,时间真的能抹去一切痕迹吗,就像黑夜能遮盖罪恶一样?数千生命难道在历史上象空气一样无影无踪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也随着生命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也许历史上无数的人们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不自量力,也许八九民运也是众多不成功的反抗之一。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反抗都是毫无意义,我不认为“六四”事件过去了它就只有考古意义上的价值。
对“六四”事件进行反思对我来说不是咀嚼痛苦,不是强化仇恨,而是被我赋予一个新的意义。过去的意义在于现在,反思过去意谓着校正现在,校正现在的目的在于建设公正合理的未来。对个人来说过去是流逝而去的江水,而对人群来说,过去则可能意味着对未来的启迪。
在思考政治哲学的来源和合理性时,我发现了“六四”事件深刻的价值。
宪政民主思想当然不是从天而降的,任何思想都不是空想的结果。不得不说宪政民主思想是一种很不浪漫的政治安排。这种思想不是那种有着对人性和宇宙神秘看法的人提出来的。我一次次追寻宪政民主思想发生的演变的足迹,我惊讶地发现宪政民主思想并不是圣人的杰作,其实这种思想源自受害者的反思,或者说反抗性思考。
宪政民主思想的出现和得到承认,并成为许多国家政治大厦的基石,说明一个问题: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是常态,必须用制度来解决。否则宪政民主就只配成为政治大餐里的配菜,或者说像奥运会这样在几年一度的节日里抛头露面。我们更可以推测,如果没有权力对权利的随时可能的虎视眈眈,宪政民主思想就不可能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只是几个清高的票友们的文字游戏。
理解宪政民主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其实这一思想具有简单的常识。对于受到的侵犯,人们有几个方式回应。比如睚眦必报,当时就找回场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有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惹不起躲得起等等。但是这些侵犯前提就是侵犯者是个人或者偶然的侵犯。如果是国家,或者是至高无上者,这样的态度显然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宪政民主思想的目的就是假设这种侵犯随时存在(实际这样的假设已经不是假设了,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前我们每个人都在伴君如伴虎的状态下生活,只不过远近和运气不同罢了),将可能造成侵犯的危险分子捆起来。痛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去寻找痛的原因,不去医治痛,去避免痛的再次发生。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宪政民主有许多原因,我认为一个就是思想上的理论上的因素,不管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将建设理想社会作为目标。它们都是一个向前的政治哲学,或者说是科幻画家。它们虽然表现形态差别很大,但都是一个劲的往前冲,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全。这就像一辆没有刹车而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在这点上,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种更像是兄弟。当然这也不难理解,理想的儒家传统更能接受同样理想的马克思主义!
“六四”事件的意义就此凸现出来了!虽然我们追求民主,但是中国缺乏民主最基本的生存土壤,就是对权力的怀疑,深深的怀疑!统治者从来就将自己打扮得如鲜花一样,他们从来就将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这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就像强盗绝不说自己是强盗一样。问题就在强盗并不会强迫别人去赞成他,他使用的是直接的暴力。可是专制者占有一切的资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裁判同时又是球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事情就此变得很简单,就是权力对权利的侵犯虽然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却是零散的和经过了改写的。人们对这些侵犯缺乏系统的认识和思考,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宪政民主思想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当然政府必然会对实现宪政民主推三阻四,当然它们会找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就有他们多么伟大光荣正确。这实际是一个简单的障眼法,可是在宣传机器的全力运作下,在监狱、警察、枪炮的说服下,许多人一如既往的相信党相信政府。不得不说这对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因为怀疑或者改变一个强大的危险分子对个人来说是痛苦的事情。我们不得不佩服弗洛伊德,是他指出视而不见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
宪政民主在中国缺乏基本的起点,至少是“六四”事件发生以前。因为宪政民主的基础就是权力是危险的,因此它应该受到限制。试想,大家都对政府或者组成政府的人抱以无限忠诚,没有丝毫怀疑,就像孩子对于父母一样,怎么可能会想到去控制它、限制它?当它暴起伤人时我们怎么可能免于受伤?
但是这种类似自我安慰的心理被“六四”事件打破了,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不再天真。我将“六四”事件比作试金石。那么这块试金石第一个就试出了自诩为人民的代言人公正的化身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并不是我们许多人一厢情愿想象的那样善良。政府和权力并不因为高尚的理想就变得不需要监督和限制,更何况这种理想的假设本身就值得怀疑。这是“六四”试金石的第一个重大意义。它用最残酷的事实揭露了权力是危险的这个本质。我们许多人在传统和宣传中泡得太久了,许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理性的思考,在严格的政治哲学和改良主义中选择了半推半就,麻痹和自我催眠成为了最时髦和最负责的代名词。然而“六四”的枪声以及数千条生命告诉大家,我们并没有幸运到社会法则对我们不起作用。老虎不吃人是不可能的,以前吃的是别人,以前它是在偷吃!
“六四”试金石第二个试出了人民对暴政的容忍极限,这是“六四”事件的另一个伟大价值。对于暴政人们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中国历来讲究的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干的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勾当,实际从形态来说不外乎是简单的重复。但是“六四”事件更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原因在于其一当事者及其他因此而苏醒者没有保持沉默,没有象“反右”和“文革”中被迫害者那样将自己定为“犯了错误而被妈妈打了的孩子”,他们坚持真相,不依不饶。这体现出难得的道德勇气。要知道,这些人二十多年来无数人被投进监狱,无数人生活在贫困和监视之下,无数人流落海外,坚持真相有时并不比面对屠刀轻松。其二对“六四”事件的反思没有将这些直接参与八九民运以及受“六四”启发的人们引向以暴制暴的轮回上,而是将目光放在从制度上根本消除暴政,从源头上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民运、维权运动、家庭教会、读书交流会、零八宪章运动以及各地的公民社会建设,无不在“六四”事件二十一年后轰轰烈烈的开展着。在铁笼一样的中国,所有这些努力无不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宪政民主思想——将成为改变中国最有力的思想基础。
“六四”事件无疑是中国的一个惨剧,逝者带着遗憾长眠,但我们却不能遗忘。灾难不会停止,就象老虎永远要吃人。经历了“六四”,我们不再停留在做一个修补者,我们不再是充满幻想的小女生。我们已经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宪政民主,我们也不再犹豫,这就是我们的道路!
“六四”死难者会因此死得其所吧。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于四川省遂宁市
2010年3月26日星期五
陈卫:拿什么可以交换民主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3/30/2010
现代化对许多后进国家都是一个包含复杂感情的东西。不同的人们都希望从中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要那些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的对他们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东西。一个传统社会的政治格局受到威胁不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如他们的前辈更差,或者没有遵照被世代人们视为金科玉律的游戏规则,而是参照的体系发生了变化。完全独立而弱小的文明对孱弱的东方巨龙形成的威胁远比在长城外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大得多。我们有完全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殖民者的炮火以及那些文化入侵,清王朝不会垮得如此之快。即使在不满的民众和野心家的合力推翻下,很难说在这个废墟上建立的不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克隆。袁世凯和张勋的作为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依据,更不用说洪秀全虽然打着貌似新奇的幌子,只是在角落里取得一点地盘就露出其肮脏的狐狸尾巴。
文明的冲突总是在外力的压迫下产生的,而最先发难的显然是一些知识分子。我们知道,地位和既得利益总是阻碍人们获得新思想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当西方文明通过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突现在中国人面前时,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那些达官显贵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不论是从文化上和政治上进行都使他们难于接受。从文化上的变革意味着否定他们赖以维系的精神传统,否定他们引以为傲的祖先,也使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哄然垮塌,从政治上的变革则使他们合理的担心他们将不再拥有他们原来随予随取的优越生活。这个原则不仅在清朝末年得到印证,在今天的中国表现也非常明显。我想这也许可以算作一个历史的规律。
知识分子则不同。当然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也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因为无论那个时代,所谓的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大多数则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和宣传机器运转下的奴仆。但是文明的冲突下一定会有一些挣脱传统文化枷锁和透过宣传迷雾看到新文明价值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以他们对传统社会的了解,来对比给他们启示的新思想。他们没有太多社会地位的拖累,既有的利益和新思想给予他们想象的广阔空间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這些人就成为新的文化和政治哲学的鼓吹者。
十九世纪末,西方文明包括科技和政治思想就传到中国,并拉开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帷幕。一波波冲击到现在并没有结束,我们更可以说到现在这个历程还没有达到高潮。
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愚昧走向理性、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久病不是那么容易痊愈的。有太多的目标干扰我们走向我们的理想。包括种族问题、经济发展、民族独立、传统理想等等都宣称自己是首要的目标,让那些满怀激情的人们在这些目标面前难以适从。
在最真诚的人们中分歧被无限扩大,以致他们的任务从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确立新的社会运作规则转向你死我活的争夺话语权或者说交椅的斗争中。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出现这个状况有许多因素,我们甚至不能说这是那一方的责任。执政的国民党的专横傲慢,共产党的偏执于一种主义以及民众的轻信都是这场水火不容的闹剧的原因。无论这场角逐结果怎样,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个胜利者已经偏离了他们最初的方向。他们从反对一个僵化的秩序出发,经过了漫长的路途,结果走了一个圆圈,回到了他们的出发点。
我们经过百年的摸索,无数的人们付出他们的真挚,无数的青春和生命在这场马拉松中成为殉葬品,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那个无数人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与我们依然隔河相望。
叹息并不能改变事实,只会让我们在抱怨中继续以放任的态度对待现实和未来,将我们的责任束之高阁。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即合理。这句话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还处在专制的桎梏中是有其原因的,我们在方向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的努力还不足以使我们这个僵化的庞然大物完成华丽的转身,我们还不配享有民主。命运不会特别青睐某些人,当然也不会特意抛弃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国度就会水土不服,根本的原因只能从我们自己身上找。
我们相信那些追随理想者的用心是真诚的,但是我们怀疑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民主的态度是暧昧的。纵观中国追求宪政民主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宪政民主没有得到其本质意义的尊重,人们随时准备将其抛弃,去交换那些现实的利益,去捞取眼前的好处,理直而气壮,不知不觉就偏离了方向。
找借口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将宪政民主这样的看不见模不着的东西换来一些五彩而具体的诱惑。谁也不能简单的驳斥这些道路是错误的。民主确实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在现实中,民粹、民生和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企图将民主打扮得如它们所愿。那些目标和好处具体而现实,可以说推动力强大,一直是蛊惑家们囊中的利器,而民主是一种新的社会安排,民主社会建立后每个人都可能是受益者,跟每个人的利益都有一点关系,但是这也就意谓跟每个人都没有关系。歇歇吧,以后有机会再来实行民主吧。在这样的考虑中,民主被一代一代的当政者和民众置之脑后。
我不认为民主至今还没有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多难的土地落户生根的原因仅仅是大家将民主毫不吝惜的换成拿在手里的棒棒糖,这是太简单而经不起检验的结论。民主成为随意抛弃的孤儿只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但是思想和态度决定了人们的努力方向和努力程度。而我的目的在于指出这种思想是绝对不负责任的,我们许多人从虎头就此转向蛇尾。我认为在这些争取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先驱们头脑中的模糊概念,是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次次推迟,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四不像”的罪魁祸首之一。摇摆不定的“半民主主义者”无论怎样都担当不了民主的先锋,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如果来梳理一下中国百年来的宪政民主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民主运动实际并不那么纯粹,那些民主的先驱们头脑中的民主观念在化作具体的政治行动时无不被现实的考虑所左右和误导。
很多人津津乐道清王朝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宪政民主的一个里程碑。实际这个东西根本只是一个预备立宪的宪法性文件,不说其根本就没有机会得到实施清朝就被推翻了,究其内容也跟宪政民主也完全不沾边。整个《钦定宪法大纲》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至关重要的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君上大权”继续张扬,而议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徒有虚名,臣民的权利则微不足道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这个没有出生的宪法胎儿跟我们现在的宪法简直就是孪生兄弟。整个所谓的预备性宪法关注的是“君上神圣尊严”,明目张胆的声称其企图是让“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宪法没有变成保护民权限制君权的屏障,而是成为专制者用以将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合法化的外衣,成为抵御民主运动的借口。“宪”是立了,但根本就没有立宪。后来我们的统治者无不是走的这一条偷梁换柱的立宪道路。
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其思想和举措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具有深远影响。他提出的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到现在还是国民党理想中的核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批评“三民主义”是否符合宪政精神。实际“三民主义”包含了政治、经济中许多合理的目标,也是中国长久以来最务实、最少空头支票的政治纲领。但是也许是由于现实的压力,更可能是妥协的结果,孙中山更看重当时的成就,心目中一大堆想当然的东西,而对民主的实质及其可能受到的侵害认识不够。他将宪政民主的过程规定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意图使现实成功与宪政民主调和起来,从此就将民主的未来拱手让出。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宪政就是要“限制政府”,而孙中山这个“三段论”将主动权又交给了权力者,被告却成了裁判,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天大的悖论。我认为孙中山的道路在两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对实施民主是不容拖延的和对他的继任者报以天真的信任。包括国民党退居台湾的很长时期,民主在国民党的施政中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花瓶。
至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识,可以说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是政治动员的工具,在中共的理论和实践中民主从来就没有得到其本来意义的尊重。也许从马克思那里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和后来的以列宁模式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从来就不关心程序的正义和人民的权利。他们只是借这个词汇来为其改造世界的计划提供麻醉人民的理由。中共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为了他们认为的美好秩序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利益,从本质上说,这种做法完全是民主的敌人。
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一个反对宪政民主的宣言,在这里明确的将人民撕裂开来,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人们只有服从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明确的被集中在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的中共共产党手里。跟许多共产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重点也经历了全面专政到经济改革的过程。虽然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得到发展,人们也可以享有一些自由。但是一党专政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实行宪政民主最大的障碍。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统治者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他们绝不会主动实行民主和宪政,任何人都可以合理的推测其中的原因: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巨大的损失。中国近代宪政民主运动过程中所有的领头羊无不是将民主作为他们争取支持者的工具。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放弃对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责任的追究。如果我们说权力者轻易的放弃或背离了民主理想,那么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他们曾经多么热情的追逐民主,但他们取得主动权后却不是最需要实行民主的群体,相反他们是民主潜在的最大反对者。也许一些人是大家寄予厚望的,但是由于没有民间足够的坚持和压力,这些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和承诺,但这不正好说明我们的责任吗?
我们可以认为专制统治者是简单而愚蠢的。专制统治者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不惜一切手段争取最大利益,当然就是要尽量摆脱对他们的一切约束。他们的手段和伎俩也仅仅是那么几种,虽然花样翻新借口不同,但并不难识别和戳穿。专制统治依靠的是暴力和欺骗,但没有民众的放弃抵抗和配合,专制统治绝不能长期维系下去。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的专制就是那么容易得手,很少遭到精神和行动上的反对。我们不得不说在那么粗浅的借口和谎言面前,我们许多民主的拥护者与其说善良不如说愚昧和懦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民主的根基就在大众对个人权利的坚持和对公共权利的警惕和不依不饶的防备。正是我们的民众轻易的相信民主的实行需要时间需要条件,民主必须让位于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等理由,专制者将他们还没有给予的民主从前门送出又轻松的从后门收回。不难想象正是野心家、政客与民众的合作才使中国的专制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民主是脆弱的,不管是在初创的时期还是在运行过程中。野心家、专制者和轻易放弃责任的半心半意的民众是对于民主致命的危害,专制统治的思想或者企图实行专制的思想一定还会长期存在,但是只要民众不轻易将民主拿去交换,守住民主宪政的底线,相信民主是当下必须实施的东西,一切的拖延和交易都是别有用心的借口,那么这些企图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我们相信,这时我们就离真正的民主不远了。
2010-3-26于四川省遂宁市
现代化对许多后进国家都是一个包含复杂感情的东西。不同的人们都希望从中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要那些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的对他们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东西。一个传统社会的政治格局受到威胁不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如他们的前辈更差,或者没有遵照被世代人们视为金科玉律的游戏规则,而是参照的体系发生了变化。完全独立而弱小的文明对孱弱的东方巨龙形成的威胁远比在长城外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大得多。我们有完全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殖民者的炮火以及那些文化入侵,清王朝不会垮得如此之快。即使在不满的民众和野心家的合力推翻下,很难说在这个废墟上建立的不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克隆。袁世凯和张勋的作为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依据,更不用说洪秀全虽然打着貌似新奇的幌子,只是在角落里取得一点地盘就露出其肮脏的狐狸尾巴。
文明的冲突总是在外力的压迫下产生的,而最先发难的显然是一些知识分子。我们知道,地位和既得利益总是阻碍人们获得新思想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当西方文明通过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突现在中国人面前时,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那些达官显贵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不论是从文化上和政治上进行都使他们难于接受。从文化上的变革意味着否定他们赖以维系的精神传统,否定他们引以为傲的祖先,也使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哄然垮塌,从政治上的变革则使他们合理的担心他们将不再拥有他们原来随予随取的优越生活。这个原则不仅在清朝末年得到印证,在今天的中国表现也非常明显。我想这也许可以算作一个历史的规律。
知识分子则不同。当然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也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因为无论那个时代,所谓的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大多数则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和宣传机器运转下的奴仆。但是文明的冲突下一定会有一些挣脱传统文化枷锁和透过宣传迷雾看到新文明价值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以他们对传统社会的了解,来对比给他们启示的新思想。他们没有太多社会地位的拖累,既有的利益和新思想给予他们想象的广阔空间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這些人就成为新的文化和政治哲学的鼓吹者。
十九世纪末,西方文明包括科技和政治思想就传到中国,并拉开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帷幕。一波波冲击到现在并没有结束,我们更可以说到现在这个历程还没有达到高潮。
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愚昧走向理性、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久病不是那么容易痊愈的。有太多的目标干扰我们走向我们的理想。包括种族问题、经济发展、民族独立、传统理想等等都宣称自己是首要的目标,让那些满怀激情的人们在这些目标面前难以适从。
在最真诚的人们中分歧被无限扩大,以致他们的任务从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确立新的社会运作规则转向你死我活的争夺话语权或者说交椅的斗争中。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出现这个状况有许多因素,我们甚至不能说这是那一方的责任。执政的国民党的专横傲慢,共产党的偏执于一种主义以及民众的轻信都是这场水火不容的闹剧的原因。无论这场角逐结果怎样,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个胜利者已经偏离了他们最初的方向。他们从反对一个僵化的秩序出发,经过了漫长的路途,结果走了一个圆圈,回到了他们的出发点。
我们经过百年的摸索,无数的人们付出他们的真挚,无数的青春和生命在这场马拉松中成为殉葬品,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那个无数人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与我们依然隔河相望。
叹息并不能改变事实,只会让我们在抱怨中继续以放任的态度对待现实和未来,将我们的责任束之高阁。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即合理。这句话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还处在专制的桎梏中是有其原因的,我们在方向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的努力还不足以使我们这个僵化的庞然大物完成华丽的转身,我们还不配享有民主。命运不会特别青睐某些人,当然也不会特意抛弃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国度就会水土不服,根本的原因只能从我们自己身上找。
我们相信那些追随理想者的用心是真诚的,但是我们怀疑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民主的态度是暧昧的。纵观中国追求宪政民主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宪政民主没有得到其本质意义的尊重,人们随时准备将其抛弃,去交换那些现实的利益,去捞取眼前的好处,理直而气壮,不知不觉就偏离了方向。
找借口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将宪政民主这样的看不见模不着的东西换来一些五彩而具体的诱惑。谁也不能简单的驳斥这些道路是错误的。民主确实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在现实中,民粹、民生和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企图将民主打扮得如它们所愿。那些目标和好处具体而现实,可以说推动力强大,一直是蛊惑家们囊中的利器,而民主是一种新的社会安排,民主社会建立后每个人都可能是受益者,跟每个人的利益都有一点关系,但是这也就意谓跟每个人都没有关系。歇歇吧,以后有机会再来实行民主吧。在这样的考虑中,民主被一代一代的当政者和民众置之脑后。
我不认为民主至今还没有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多难的土地落户生根的原因仅仅是大家将民主毫不吝惜的换成拿在手里的棒棒糖,这是太简单而经不起检验的结论。民主成为随意抛弃的孤儿只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但是思想和态度决定了人们的努力方向和努力程度。而我的目的在于指出这种思想是绝对不负责任的,我们许多人从虎头就此转向蛇尾。我认为在这些争取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先驱们头脑中的模糊概念,是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次次推迟,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四不像”的罪魁祸首之一。摇摆不定的“半民主主义者”无论怎样都担当不了民主的先锋,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如果来梳理一下中国百年来的宪政民主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民主运动实际并不那么纯粹,那些民主的先驱们头脑中的民主观念在化作具体的政治行动时无不被现实的考虑所左右和误导。
很多人津津乐道清王朝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宪政民主的一个里程碑。实际这个东西根本只是一个预备立宪的宪法性文件,不说其根本就没有机会得到实施清朝就被推翻了,究其内容也跟宪政民主也完全不沾边。整个《钦定宪法大纲》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至关重要的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君上大权”继续张扬,而议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徒有虚名,臣民的权利则微不足道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这个没有出生的宪法胎儿跟我们现在的宪法简直就是孪生兄弟。整个所谓的预备性宪法关注的是“君上神圣尊严”,明目张胆的声称其企图是让“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宪法没有变成保护民权限制君权的屏障,而是成为专制者用以将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合法化的外衣,成为抵御民主运动的借口。“宪”是立了,但根本就没有立宪。后来我们的统治者无不是走的这一条偷梁换柱的立宪道路。
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其思想和举措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具有深远影响。他提出的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到现在还是国民党理想中的核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批评“三民主义”是否符合宪政精神。实际“三民主义”包含了政治、经济中许多合理的目标,也是中国长久以来最务实、最少空头支票的政治纲领。但是也许是由于现实的压力,更可能是妥协的结果,孙中山更看重当时的成就,心目中一大堆想当然的东西,而对民主的实质及其可能受到的侵害认识不够。他将宪政民主的过程规定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意图使现实成功与宪政民主调和起来,从此就将民主的未来拱手让出。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宪政就是要“限制政府”,而孙中山这个“三段论”将主动权又交给了权力者,被告却成了裁判,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天大的悖论。我认为孙中山的道路在两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对实施民主是不容拖延的和对他的继任者报以天真的信任。包括国民党退居台湾的很长时期,民主在国民党的施政中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花瓶。
至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识,可以说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是政治动员的工具,在中共的理论和实践中民主从来就没有得到其本来意义的尊重。也许从马克思那里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和后来的以列宁模式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从来就不关心程序的正义和人民的权利。他们只是借这个词汇来为其改造世界的计划提供麻醉人民的理由。中共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为了他们认为的美好秩序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利益,从本质上说,这种做法完全是民主的敌人。
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一个反对宪政民主的宣言,在这里明确的将人民撕裂开来,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人们只有服从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明确的被集中在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的中共共产党手里。跟许多共产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重点也经历了全面专政到经济改革的过程。虽然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得到发展,人们也可以享有一些自由。但是一党专政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实行宪政民主最大的障碍。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统治者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他们绝不会主动实行民主和宪政,任何人都可以合理的推测其中的原因: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巨大的损失。中国近代宪政民主运动过程中所有的领头羊无不是将民主作为他们争取支持者的工具。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放弃对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责任的追究。如果我们说权力者轻易的放弃或背离了民主理想,那么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他们曾经多么热情的追逐民主,但他们取得主动权后却不是最需要实行民主的群体,相反他们是民主潜在的最大反对者。也许一些人是大家寄予厚望的,但是由于没有民间足够的坚持和压力,这些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和承诺,但这不正好说明我们的责任吗?
我们可以认为专制统治者是简单而愚蠢的。专制统治者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不惜一切手段争取最大利益,当然就是要尽量摆脱对他们的一切约束。他们的手段和伎俩也仅仅是那么几种,虽然花样翻新借口不同,但并不难识别和戳穿。专制统治依靠的是暴力和欺骗,但没有民众的放弃抵抗和配合,专制统治绝不能长期维系下去。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的专制就是那么容易得手,很少遭到精神和行动上的反对。我们不得不说在那么粗浅的借口和谎言面前,我们许多民主的拥护者与其说善良不如说愚昧和懦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民主的根基就在大众对个人权利的坚持和对公共权利的警惕和不依不饶的防备。正是我们的民众轻易的相信民主的实行需要时间需要条件,民主必须让位于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等理由,专制者将他们还没有给予的民主从前门送出又轻松的从后门收回。不难想象正是野心家、政客与民众的合作才使中国的专制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民主是脆弱的,不管是在初创的时期还是在运行过程中。野心家、专制者和轻易放弃责任的半心半意的民众是对于民主致命的危害,专制统治的思想或者企图实行专制的思想一定还会长期存在,但是只要民众不轻易将民主拿去交换,守住民主宪政的底线,相信民主是当下必须实施的东西,一切的拖延和交易都是别有用心的借口,那么这些企图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我们相信,这时我们就离真正的民主不远了。
2010-3-26于四川省遂宁市
订阅:
博文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