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行者刘贤斌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更新时间：7/15/2010

一

刘贤斌在6月28日被遂宁警方刑事拘留了，又在7月5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种种迹象表明，对刘贤斌抓捕是高层的决定。刘贤斌似乎在劫难逃了。这是他以类似罪名（1991年是以反革命罪判刑的）第三次被捕，作为“累犯”，面临严厉的报复，可能又将被尘封好多年。

刘贤斌的青少年时期在四川省遂宁市度过，不过直到他读高中时这个川北小城还叫做遂宁县。他家住在仁里场，是一个离城区不太近的乡镇。母亲是一个朴实的农民；父亲在森工局，常年在遥远的大山里伐木。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与刘贤斌是高中同学，不过当时没有交往，如果没有八九民运，我和刘贤斌的生活轨迹，很难交叉在一起。

刘贤斌参加了八九学潮，诸如游行、围堵军车、回四川呼吁声援学生等等。但当时，他的影响不大。他和要好的高中同学，也就是“十兄弟”，在学潮开始前就认为中国近期将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但这个运动一定会遭到镇压，所以不要在早期过深介入。“六四”镇压后万马齐喑，这个时期刘贤斌和他的朋友们决定站出来，承担道义责任。他们先赶到成都，参加抗议当局血腥屠杀的活动，之后刘贤斌赴北京，准备参加巷战，未果，然后又回到四川遂宁，与欧阳懿、陈卫筹办地下刊物。

北京警方掌握了刘贤斌的活动，对他进行了审查，但由于他所在的人民大学的保护，他顺利地度过了1990年，完成了实习和毕业论文，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已在重庆找到了工作。但是命运的拐点出现了，这跟我有关。我在1990年底从秦城监狱出狱回乡，之后我和他又回到北京。由于我跟许多八九时期的学生领袖一起坐牢，于是我将刘贤斌介绍给他们。贤斌对此欣喜若狂。“六四”后，北京高校内一片肃杀，他感到非常郁闷，一下子能认识这么多的有志青年，共同探讨中国民主之路，对他真是意外惊喜。当时胡石根在组建中国自民党，与贤斌接触后，对他大加赞赏。这使警方决心对他下手。

1991年4月15日，在他距毕业近在咫尺之时，北京公安局对他收容审查。警方对他说，只要他认错悔改就可以释放他，并拿到毕业证。但是倔强的刘贤斌不肯违心地认错，因此他在牢中付出了两年半的青春。这是他首次坐牢。于他，信仰是超越自由和个人前途的。从此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民运人士。

二

刘贤斌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我曾形容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90年代他基本没有收入，却跑遍了全国各地（坐牢期间除外），只要听说谁是民主信仰者，他就拿着地址只身前往，前去叩门。可以想象，这种原始联络方法效率很低，往往是徒劳而返。但就是凭着信念的支撑，各省市在孤独中战斗的朋友们联系上了，在全国形成一个推进民主自由的圈子。这不是刘贤斌一个人的功劳，但他实在居功至伟。可以说，现在中国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局面，与90年代刘贤斌的付出分不开。至今浙江、湖南、西安、贵州的朋友们谈起贤斌，对他的贡献，仍然赞不绝口。

在过去的21年中，贤斌有12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但贤斌并不觉得这样的付出不值，也从未抱怨。他自从走上这条道路，就知道其艰辛，他曾经说，民主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不知道，民主化之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铺路石，许多的事情要有人来做，一点点地做。所以，贤斌对突如其来的抓捕并不感到意外。1999年7月，当警察将他从家里带走时，他很平静地对妻子陈明先说：“我要等10年才回家。”果然他被判刑13年，2008年11月才被释放。这是他第二次坐牢。

从监狱出来，刘贤斌当天下午就到八角亭公墓祭奠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去世已经3年多了，临终前没能看到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含恨而去——这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一个伟大的母亲最大的遗憾。不过，在贤斌的母亲去世后，我们——他的同学、朋友——一起为她守灵，度过了两个长夜。这位伟大的母亲的儿子是基督徒，那些教友们也整夜陪伴着她，只有音乐、赞美诗，没有哀乐和哭泣。贤斌的父亲现年已经82岁，贤斌在上次出狱时就决心要对父亲尽孝，善待如海恩情的妻子和已经对他生疏的女儿。现在看来，他已经不太可能对父亲尽责了。

刘贤斌从不为自己算计，总是很平静地面对一切。他出狱后，许多人慕名来到遂宁拜见他。大家都觉得，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谁也看不出他经历了12年的牢狱之灾。他从容淡定，虽然与世隔绝十多年，但他的思想却依然清晰敏捷，分析问题透彻和中肯。刘贤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倡导者，也是其坚定的践行者。对许多人不切实际的想法，包括对暴力变革的主张，贤斌总是耐心地对他们劝阻和说服。

近年来，我们的一些朋友提出了“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的川渝行动原则，贤斌提出要加上“识大体”。而我认为识大体本是题中之意，用不着强调，如果加上这三个字，反而会让他人误解，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由此来看，说刘贤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贤斌针对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权，而是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

三

贤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却从来不观光旅游，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想不起去看风景”。他多次到杭州拜访同仁，即使在西湖边上，也未去看一下西湖。当提及此，他总是淡淡一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他心中，与同仁交流是最大的乐事。心中有山河，何处非风景？

刘贤斌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他不仅非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非常理解别人。在政治高压下，在异议者的圈子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被误解为“特务”、“线人”，而贤斌总是维护这些人。他认为被自己人误解，是对人心灵的巨大伤害。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而是有他自己的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被误解的人是坚定的志士。贤斌这种眼力，除了他的智慧之外，也由于他非同寻常的气度，而他的宽容源于他的善良和爱心。

刘贤斌对同志、朋友具有血肉相连的同情心。出狱仅一年多时间，据我所知他就捐了两万元钱给各难友，而他却从来不将这些事情披露，实际他家的生活非常拮据，他穿的衣服都是同学给他的旧装。今年春节，我们给川渝狱中难友捐款，他又要捐两千元，被我阻止了，因为当时的捐款已经差不多够了。得知李卓出狱后，贤斌就计划前去看他。去年8月，他以到妻子娘家的机会见到了李卓，结果被警察强行送回遂宁。得知佘万宝出狱的消息，我和朋友第二天就到了广元，而贤斌第三天也赶到广元看望万宝。王森今年7月2日出狱，贤斌和我约好前往达州迎接王森。

陈云飞被警察无任何理由和手续第六次非法关押。6月18日晚上我对他说了这个消息，并说不能让这种践踏法律的事情继续下去。19日上午，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喝茶。他非常气愤，于是我们决定到新都去抗议，让好人陈云飞回家。然后我们各自回家，并将我们的行动在推特上发布。之后，我们到了新都。当时，有一些人，比如小冯和李婷惠等，已经前往新都声援陈云飞，莫之许也正从北京乘飞机赶来。当天晚上12点，陈云飞被释放。已经入睡的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从床上跳下来，然后他从我们住宿的小旅馆冲出去，到网吧给朋友们通告这一让人兴奋的消息。“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取得完胜。

我们出发前就考虑到风险，特别是刘贤斌的风险。此次刘贤斌被带走时，我以为他最多就是被治安拘留。我不知道这次行动跟他被捕有没有直接关系。刘贤斌看到朋友、同志受到伤害比他自己受到伤害还要难过，他是一定要营救陈云飞的。他曾对我说，今年11月，他剥权期结束后，一定要前往武汉去接秦永敏——神交已久，却未曾谋面的同仁。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看来他的这一愿望将要落空了。不过四川的朋友不会让他失望，如可能我将去武汉，将他的祝愿带给秦永敏——另一个可敬的战士。

四

大义当前，刘贤斌从来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出狱不到一个月，他得知遂宁市莲溪县林业员邓永固因为揭露腐败被捕入狱，于是毅然和我署名发表《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该信导致邓永固后来被释放。出狱不到一个月，贤斌作为首批《零八宪章》签署者签名，并为自己刚出狱就签了这么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感到非常幸运。

刘贤斌不是理论家、宣传家，他是一个遵循良心的行者。今年5月，他来到北京，有人劝他从事理论，他说：理论不是我的长处，中国缺乏的不是理论，而是行动，是勇气。为民主事业，他宁肯默默担当，身体力行。

刘贤斌最高兴的是见到新朋友加入到维权和民主事业中来，所以他较少在异议者通讯圈中出现，按他的话说，这个圈中基本都是跟我们抱有一样观念的人，所以他将目光投向国内大众博客，将交流的对象转向普通民众。贤斌的发言并不过激，但他的博客还是不断地被封杀，有十几次之多，署名换了又换，从“刘贤斌”、“刘贤斌自由谈”、“四川老刘”，直到“四川老刘十一世”……

我曾认为，英雄不能改变中国，需要英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但是高尚的人格怎么能见容于这个畸形的时代？而这个堕落到底的社会恰恰需要英雄，需要担当道义的殉道者。这是对正义的拯救，也是对时代、对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和民族的拯救。刘贤斌个人并不能颠覆政权，只是这个制度背弃道义扼杀道义，断送了国家的希望，最终才会葬送自己。当局以为将刘贤斌这些坚持良知的人送进监狱，他们的政权就稳固了，他们的制度就长久了。错了，正像我曾说的，这是愚蠢的。抵抗他们的不是刘贤斌、刘晓波，而是良知本身。

最后，我将以6月30日我在遂宁国保传讯我的笔录上的签署文字作为该文的结束语：“我是一个理性、和平主义者，刑拘刘贤斌是中国政府最愚蠢的事，是对理性、和平和法律的践踏，释放刘贤斌是唯一的出路！”

2010年7月7日　于遂宁市玫瑰上品

陈卫：走在路上的刘贤斌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5/2010

刘贤斌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6月29日下午接到他妻子陈明先的电话那一刹那，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个事实，我不敢相信牢狱之灾对于刘贤斌来得这么快，想到他才出狱一年七个月，还没有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想到他的妻子自跟他认识结合刘贤斌就象不知疲倦的老马奔跑然后两人就被高墙阻隔分别就是十年，想到他那可爱的女儿媛媛在刚刚两岁的时候就走上到监狱探视父亲的漫漫道路，别的孩子可以在父亲的怀里撒娇，而她却只有隔着铁栅栏望着父亲，旁边是虎视眈眈的监狱警察，为什么命运对刘贤斌和他的家人如此不公，为什么一个一心只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好人却要遭受如此的不幸，我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在电话里痛哭出来。还是陈明先，她承受着再一次失去丈夫的悲痛，哭泣着劝我不要哭，因为她就在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她要去安慰因为国保警察为了搜集刘贤斌的“罪证”而可耻的对一个初一女生进行调查和威胁吓得哇哇大哭的幼小心灵，她说，如果我们再哭，媛媛怎么办，她要告诉孩子要相信爸爸，要坚强。

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焦急地等待刘贤斌的消息，大家都在猜想，也许警察只是例行传唤，也许会因为刘贤斌到北京参加福建马尾对三网友审判案件的研讨会和营救陈云飞的黄丝带行动被当局进行报复性的治安拘留，刘贤斌被警察带走快24小时了，大家的忍耐也到了极限，我得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打开了skype会话组，那里都是贤斌的朋友，有些还是跟贤斌没有交道的，我不知道怎样告诉他们这一让人失望和悲伤的消息，对着麦克风我嚎啕大哭，电脑那边朋友们都诧异了，纷纷追问：“陈卫，怎么了？你说话呀！”我自认是一个坚强的人，二十多年我经历了太多悲欢离合，在与专制进行搏斗的过程中我早已将自己的感情深深掩藏，但是想到贤斌的遭遇，想到他的家庭为民主付出的牺牲，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出来。事后回想，我也想不到我竟如此脆弱。最后在大家的劝告下，我洗了脸擦干眼泪告诉了他们这一令人震惊让人愤怒的消息。

刘贤斌再一次入狱了，在他近42岁的人生里这是第三次入狱了，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还是人民大学学生的他被判刑两年半，虽然只差两个月就毕业了，他还是没有领到毕业证。他的第二次入狱是在99年，因为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他又被判刑十三年，两次实际服刑十三年。

朋友们都催促我写一点关于刘贤斌的生平和事迹的文章，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高尚如圣徒勇敢如斗士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刘贤斌是中学同学，又都有八九民运的经历，在中国除了北京，一个城市有两个这样多年以推进民主进程为终生追求的互为朋友同为战友的人是比较稀少的，也许就只有四川遂宁有这种景观吧，我也具有将一个全面、生动的刘贤斌介绍给大家的义务。

但是，几天下来我一直没有下笔，我的脑袋里不断地放映着二十多年来与刘贤斌交往的片段，作为学生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刘贤斌，他和陈明先到监狱来探望我的场景，我们彻夜长谈对民运的展望，他背着简陋的牛仔包到全国各地串联访友风尘仆仆瘦弱不堪的样子，还有他上次出狱牙齿掉了开心的画面。我不知从哪里落笔。千言万语怎么能描述出如此一个看似平凡内心却又像火一样热烈的人。

贤斌是一个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我首先要说的。走上民运和维权道路的起点各有不同，但是刘贤斌跟许多人不一样，中学时期地理老师经常给他们讲历史，使他对社会有了很强的责任感，他在所在的87级文科班搞了一个结拜兄弟的仪式，就是将对有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共同想法的十来个同学组织起来。这个想法虽然看起来很幼稚，但是必须要说作为青年学生这也是很超前的想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结拜的兄弟后来很多都因为八九民运和刘贤斌的事情而被警察抓过，进过监狱，其中欧阳懿被判刑，得过青年人权奖，其他也有签署零八宪章的，为纪念“六四”绝食的。所有的弟兄和同学朋友都对刘贤斌的没有任何怀疑和抱怨，即使是体制内的同学也都因为刘贤斌被抓和入狱多次流泪，这样感人至深的场面我已经见证过好多次了。

刘贤斌将民主当成终生的目标，他一生中基本没有挣过钱，他没有打过工，因为他将民主当成毕生的事业，他无暇去工作或是做生意。他唯一的挣钱经历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在成都荷花池摆过摊卖鞋子。当时我还没出狱，后来听说那个时期虽然很短，但是效益不错，一天基本有两百块的收入。可是听到朋友叫他到北京做更重要的事情，他毫不犹豫就丢下了生意。如果他是一个看重金钱和个人幸福的人的话，凭他的朴实和才干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刘贤斌出狱后依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是将自己多年的经历见闻以及一些见解写出来，能够有一些稿费，还有就是他出狱后一些朋友给了他一些生活费。但是他想到的是那些因为参与维权和民运而入狱的难友和生活困难的朋友。李卓因为参加四川民主党被以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判刑十五年，去年一月，距离李卓出狱还有三四个月，刘贤斌就委托幸清贤给李卓带去了四千元。成都一个维权人士无力支付房租，刘贤斌说一个人很难开口，拿出一千元给我，然后我再拿了两千元给这个朋友救济。浙江民运人士王荣清在狱中得了尿毒症生命垂危，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当即就和安徽张林、北京胡石根发起对王荣清的捐款，他们三个都是刚出狱不久的人，却首先每人捐款一千元。这让浙江民主人士感动不已。今年春节，由他提出然后我和他共同操作，找了一些对民运和维权比较同情和支持的人士进行募捐，我们一共收到三万多元，他专程给重庆难友送去，其余的则是我和其他朋友给狱中难友家里送去，让这些亲人在狱中的家属感受到人间温暖。黄琦、谭作人、陈道军、王森、黄晓敏以及刘正有每个家庭都得到了刘贤斌为他们雪中送炭的礼物。浙江王荣清、湖南谢长发也每人得到一千元慰问金。我们通过朋友得知佘万宝的电话后，他当即将号码告诉我，在我跟佘万宝取得联系后，我和妻子以及一些朋友第二天就赶到广元去见佘万宝这位同样为中国民主事业两入监狱累计服刑十五年的战友，刘贤斌当时并没有跟我们一起前去，对此我对朋友们解释，刘贤斌为了不引人注目会过几天再来见老佘。实际当天他和妻子陈明先来到仁寿，生平第一次为岳母过生日，吃过午饭就从成都前往广元来见佘万宝，并给了佘万宝两千元。我知道，贤斌实际已经没有钱了，在前几天他才从我这里拿了两千元钱，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已经难以为继了。

刘贤斌是一个无畏的人，对于他觉得正确的事情，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九十年代中期，由于胡石根组党案件、李海被捕，国内民运一片肃杀，刘贤斌正是在这种高压气氛中挺身而出，与王丹、刘晓波合作推出《牢记血的教训推进民主和法制》，并提出“公开、理性、非暴力”的主张，从而开创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民运一个短暂的春天。实际这时贤斌住在清华北门的一个农民房子里，这个房子还曾经是我在91年住过的，理由就是位置偏僻，价格低廉，此时他的生活异常艰难。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有十几天时间只靠啃干馒头过日子，但从来没有告诉其他人。还是王丹发现了他的状况，为他交了房租，他才能生活下来。这就是贤斌，从来不觉得自己过得艰苦，因为在他的心中更大的事业在召唤他。

98年民主党组党风潮起来时，秦永敏感觉到自己出于危险之中，他正在办《中国人权观察》，担心由于自己的被捕使得这个阵地丢失，刘贤斌当仁不让，表示在秦永敏被捕后将由四川来接过这个担子。结果事情正如预料，秦永敏进去了，刘贤斌和四川朋友也没有任何犹豫，将遂宁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继续秦永敏那份未竟的人权事业。当时没有任何资金，采集信息、编写通讯、打印资料、向外界发传真，都是贤斌和朋友们自己想办法。同时还面临警察的干扰，一个星期就被搜走两部传真机，贤斌只有到打字店去打印，有次是由他的妻子陈明先去复印，结果被警察抓走，打字店的复印机也被搜走。刘贤斌闻讯后抱着一岁半的孩子到公安局抗议，并将妻子替换出来，自己却被关进去了。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将《中国人权观察》办了半个月，发出十几期报道，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神话。

贤斌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认识他的人从来没有发现他发过火，也没有气馁过，其实他有太多的理由灰心失望，他如果像大多数人那样明哲保身，也许就会像普通人那样过着平静而安详的生活，但是我知道他心中有一团火，他将中国的未来和人民的疾苦与自己紧紧相连，所以他无法停止他的追求，即使前面通向监狱。

贤斌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来源于他有一个理解他的妻子，陈明先也许是这个社会比恐龙还稀少比熊猫还珍贵的女人。优雅、美丽，还有一颗比钻石和水晶更晶莹剔透的心。像贤斌这样将毕生精力和青春年华交给了民主和维权事业的人对于一个家庭并不是负责任的丈夫，对孩子更不是称职的父亲，可是陈明先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将孩子带大，将家庭打理的井井有条，贤斌的父亲现年82岁了，跟他们住在一起，贤斌的母亲没有看到儿子最后一面含恨而去，陈明先都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让贤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种高尚而伟大的爱情也许是贤斌一生最重要的财富。特别是前年贤斌出狱后，看到自己没有出一分力气妻子买了单位的集资房并省吃俭用将所有欠款还清，女儿在他入狱时才刚两岁，还在蹒跚学步，而现在却亭亭玉立，学业优秀，让他汗颜之后又无比自豪。所以他对妻子也百依百顺，报答他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有些时候我们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总是不避讳的说自己“惧内”。这不是说陈明先凶悍，实在是陈明先为爱情和家庭付出太多，贤斌对她异常的珍惜。

贤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政治追求来源于他的良知和常识感，所以他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他是用行动来诠释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不过他走的道路异常艰难和危险。这一次我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怎样的结果，我说过：专制政权都是自大和愚蠢的，他们迷信暴力的作用，他们在拥有了高科技和高投入后往往做出的是最愚蠢的决定。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点。

对刘贤斌刑拘以致可能的判刑我不知道是什么无知而自信的人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我知道，刘贤斌不会因为监狱的大门向他敞开就停下他的脚步，四川人民不会停下他们维权和追求民主的脚步，中国人民不会停下他们走向公平和正义的未来的脚步。

历史会记住刘贤斌们用他们的苦难和执着诠释的信仰和追求，历史正是由于像刘贤斌这样无私无畏的人们用他们的脚步走出来的。刘贤斌不孤单，因为我和许许多多的人们和他隔着高墙心心相通。当监狱成为囚禁良心的手段不再为人们恐惧，那么我们离自由并不遥远！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

刘贤斌再次被刑拘第五天四川遂宁市玫瑰上品

陈卫：体育比赛和宪政精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16/2010

宪政精神对于中国这样古老而传统的社会无疑是新颖的，在封建社会，王权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在结束了帝制和军阀混战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一党专政却比封建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人类历史来看，宪政民主是姗姗来迟的主角。各种等级制度占据了过往文明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些人奴役一些人的历史。在灿烂和辉煌的背后，故纸堆总是诉说着被冠冕堂皇理由掩盖着的赤裸裸的掠夺。

民主实在是不浪漫不美丽的政治哲学。如果仅仅从理想和审美的角度，很少有人会选择这个什么前途也不揭示的政治理论。大同社会、遥远天国的图画比起枯燥的民主理论来说对那些向往美好事物的知识分子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就象天上的月亮，他们更希望用想象代替现实。对月亮的态度就象对社会的态度，他们不是去探索月亮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是希望月亮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政治哲学是专制的帮凶，遥远的理想成为了悬挂在人们面前的胡萝卜，人们为了虚无缥缈的胡萝卜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可等级制度或者精英制度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专制绝不是纯暴力，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太简陋了，虽然暴力是专制的坚强后盾。我们在历史中发现，隐性的暴力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种隐性暴力就是关于社会或者国家的目的是实现某种遥远而美好的理想。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不可能随时都用暴力来维系，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将压迫转换为自觉的服从，从而使专制制度得以延续下去。

民主被中国人呼唤了上百年，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我们只是从一个监狱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看守不同，被囚禁的事实却没有改变。

百年来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大问题有小道理，这是智者教给我们的简单逻辑。我们有了宪法，我们有了法律，为什么我们还是处于被禁锢被奴役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正面回答。

其实，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复杂。在实行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得到最权威、最坚定的回答就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而这个从来没有得到仔细阐述的“国情”使得中国不能实现西方式民主。请注意，西方式民主是个什么词语，在这里，西方式民主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哲学的系统，成为被分析研究和消化接受的客观学说，而是成为了一个替罪羊，一个以傲慢的民族情绪和安全恐惧为心理基础的抛弃物。因为一旦说到这里，理由几乎就不用再想说了，因为纠缠下去，叛徒、汉奸的帽子就等着你了。

可是宪政民主的精神真的只是西方的土特产吗，它来到我们这片土地就真的会水土不服吗？我始终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探索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知识和智慧的扩散。现在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会愚蠢到认为所有的知识、技术、文学、艺术等必须是自己原创。学习和采用别人的成果是简单的，是双赢的，是共同获利却没有任何人受损的，而创造、发明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而过程。人类之所以会进步，学习或者更直接说吸取别人的知识经验是最为直接的道路。从这点上，我反对以地域来划分文明，虽然它们曾经属于某些群体的结晶，但是都会经过人类整体的批判和淘汰，并将成为人类整体的财富。每个人甚至每个单个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人类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否者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将很快枯萎。

专制者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说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是西方的科学，他们不会再说高楼大厦只是西方的特产，虽然这些确实是西方人最先发现或发明的。因为他们明白拒绝这些东西一个国家将很快在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而国际社会就象森林一样，一个虚弱的骆驼必将成为虎豹的食物。

我们必须发掘出宪政民主的本来意思，我们不会因为它是西方崛起的原因就信赖它（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但我们也绝不会因为它是我们专制者敌视的对象就抛弃它。宪政民主如果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不含任何“国情”这样的条件下将其推演出来，就像英国的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导致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但梨子掉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也同样可以推演出万有引力定律，至少是毫无障碍的理解和运用这个规律。

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学者和民主推进者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宪政民主必须在排除文化和民族等特殊条件下得到解释，这不仅是回应，更是一种深刻的理解。我们之所以没有实现宪政民主，除了利益集团有意阻碍之外，对宪政民主的含义理解得似是而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有你自己愚昧别人才能欺骗你。

这当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我只是将这个思路提出，希望有意者共同完成这个课题。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作为我在这个课题上的尝试：我们是否应该遵守宪法和法律？

这个问题看来是毫无意义，因为许多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啦，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工具。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宪法和法律的政治意义，我们对宪法和法律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我们可以将宪法和法律看成一种规则，一种针对一个国家所有人的规则。这个规则的确立过程和公平程度以及由什么人执行如何执行肯定要影响到最终结果。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和一场体育比赛进行类比。当然国家和体育比赛具有许多区别，这点毋庸多言，但是就其都是在一个规则下运行，这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体育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当一项运动成为比赛最关键的是什么？仅仅是参与运动的人员和一些人对某种运动的爱好吗？

人们不乏各种爱好或者技能，但是这远远不能使其成为一项运动或者一场比赛。所谓比赛，必须具有一整套完备的规则，这套规则是公开而公平地针对所有参加比赛的人的，也就是说，这个规则不会故意让某些人因为一些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占据优势，同时也不会使一些人因为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受到侵害。

假如有这么一场比赛，它的规则是大家不知道的，这样的比赛还会有人参加吗？同样，假如一个运动员知道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不公平的，而且规则的利益指向都明显的偏向于他的对手，他还会参加吗？答案是显然的，这样的比赛是不会持续下去的，或者它根本就办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先有了比赛规则，然后才有比赛。

宪法和法律也是一个国家的规则，不同的是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人们没有退出比赛的可能。这点确实和体育比赛相比要残酷得多。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每个人都按照规则来参加比赛，这时，比赛的规则就是宪法和法律，因为它们确定每个参赛选手（就是公民）应该如何从事。这个规则最终将产生一些影响深远的结果。

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一个公民是否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被制定成具有偏见的成为某些特定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如果自己只是这个比赛毫无争议的牺牲品，试问，谁还会毫不犹豫的以守法者自居？

所以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有条件的，必须是这个宪法和法律作为一个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在此我们就可以说，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是作为一种意志的体现，它的正义性不是来源于它的包装。就像一个不公平的体育比赛一样，不能因为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套上宪法和法律神圣的外衣，它就变成一个必须不折不扣被遵守和执行的东西了。因为很可能的情况就是，我们得到的是成系统的控制，而没有任何的宪政和民主。这就是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区别。

我得意思不是邪恶的宪法和法律必须得到推翻，这实际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内容，我只是说由于规则的不公平，人们并没有无条件遵守这些规则的义务，哪怕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名义！

在这样一个扩大了的比赛里，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相比体育比赛的规则更加复杂。也许最恶的法律秩序也比无政府好，但这只是为了维护政治意义上的秩序，体育比赛可以取消，但是人们却必须生活下去。宪法和法律因为它的本质并不是人们无条件接受的对象，就像人们可以拒绝一个不公平的比赛一样。不公平的比赛会被选手们抵制，但是不公平的宪法和法律并不那么容易消除。

专制制度不是我们的选择，就像我们不想去参加注定失败的比赛一样。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输在那早已虎视眈眈的起跑线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澄清了一个事实，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权利。宪法只是一个并不足月的盗版，它不具有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力量。由于宪法可能具有的欺诈性，是将强制伪装成公正，我们同时也就具有揭穿这种欺诈和反抗这种强制的权利！

2010年6月12日于四川省遂宁市

陈卫：“六四”这块试金石试出了什么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5/2010

我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政治哲学是从何而来的，换言之，宪政民主思想真的只是西方那片水土上结出的果实吗？难道像中国这样传统深厚的国家只能以“中国特色”来设计和建立一个与西方宪政民主完全不一样的政治体系吗？更让我困惑的是，难道政治哲学真的就是那么具有个性，在宪政民主体系外还留给我们一个“中国特色”空间？如果“中国特色”是成立的，那么印度特色、埃及特色也应该成立，政治哲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说它是一团乱麻更合适。

“中国特色”是我们这一代人思想上的一个陷阱，因为中国政治权力的垄断者就是这么把它当作一个无往而不利的武器。而且在数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里，我们接受了似乎是科学的哲学，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强调特点个性总是科学的态度。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宪政民主变成了要改进和加定语的东西，民主已经简化为人大政协这样的花瓶摆设，或者名义上的集体领导实际是集团垄断。民主的进程完全停滞了，实行宪政民主既没有理论的合法依据，也完全丧失了动力。

1989年我作为一个学生参加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当然当时我们的思想和动机是非常简单和质朴的。可以说，我是成千上万被党化教育精心培养出来的标准化产品之一。我们当时是相信党也相信政府的。当时经济形势向好，虽然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思想清洗，但打击面不大，也对我们普通学生还是遥不可及的。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认为当时非常严峻的是物价问题，但对我们不从事养家的孩子来说，生活费就是家里每月寄来的几十元钱，物价距我们还是一个遥远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或者一种希望改良的态度。

八九民运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拐点，也许对中国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超出了我们以及政府的想象。学生运动对发展中国家不算是新鲜事，但是八九民运发展到“六四”开枪镇压，无数鲜活的生命在枪炮面前陨落，这一刻已经不再是众多平凡日子的一天，它注定将接受更多的拷问。

我一直在追问“六四”事件的意义。它仅仅是平息一次不守本分的大学生和别有用心的知识精英们躁动的无奈之举，还是深谋远虑的正义行动？还是在背后具有更为难以言说的东西？“六四”事件后，我和其他学生、教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我们都被钦定为这次给中国带来巨大影响事件的罪魁祸首。我当时就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我们是被一些人操控，我们成为了所谓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我绝不吝惜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我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这一态度到现在也一直陪伴着我。可是说出来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相信的是，无论是在壁垒森森的监狱，还是无数次跟警察打交道，从来没有人对政府在“六四”开枪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我们解释，也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们是怎样被利用怎样危害了国家。不光是对我这样，我接触的所有的经历了“六四”事件的人的经历大都如此。警察们只是按照上级的意思对我们监控、或者关押。至于我们是否是罪人，他们从不理会。这是疏忽，还是心照不宣？也许二十一年来，中国的媒体从来不对“六四”事件评论哪怕是批评说明了一切。

“六四”事件二十一年过去了，二十一年前的枪声已渐渐远去，死去的人们或者坟茔上杂草丛生，或者名字永远留在了失踪者的名单上。二十一年，对于后来者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曾经的百万人群为追求民主自由在街头慷慨激昂的场面和北京彻夜的枪声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不真实。

但是，时间真的能抹去一切痕迹吗，就像黑夜能遮盖罪恶一样？数千生命难道在历史上象空气一样无影无踪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也随着生命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也许历史上无数的人们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不自量力，也许八九民运也是众多不成功的反抗之一。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反抗都是毫无意义，我不认为“六四”事件过去了它就只有考古意义上的价值。

对“六四”事件进行反思对我来说不是咀嚼痛苦，不是强化仇恨，而是被我赋予一个新的意义。过去的意义在于现在，反思过去意谓着校正现在，校正现在的目的在于建设公正合理的未来。对个人来说过去是流逝而去的江水，而对人群来说，过去则可能意味着对未来的启迪。

在思考政治哲学的来源和合理性时，我发现了“六四”事件深刻的价值。

宪政民主思想当然不是从天而降的，任何思想都不是空想的结果。不得不说宪政民主思想是一种很不浪漫的政治安排。这种思想不是那种有着对人性和宇宙神秘看法的人提出来的。我一次次追寻宪政民主思想发生的演变的足迹，我惊讶地发现宪政民主思想并不是圣人的杰作，其实这种思想源自受害者的反思，或者说反抗性思考。

宪政民主思想的出现和得到承认，并成为许多国家政治大厦的基石，说明一个问题：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是常态，必须用制度来解决。否则宪政民主就只配成为政治大餐里的配菜，或者说像奥运会这样在几年一度的节日里抛头露面。我们更可以推测，如果没有权力对权利的随时可能的虎视眈眈，宪政民主思想就不可能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只是几个清高的票友们的文字游戏。

理解宪政民主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其实这一思想具有简单的常识。对于受到的侵犯，人们有几个方式回应。比如睚眦必报，当时就找回场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有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惹不起躲得起等等。但是这些侵犯前提就是侵犯者是个人或者偶然的侵犯。如果是国家，或者是至高无上者，这样的态度显然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宪政民主思想的目的就是假设这种侵犯随时存在（实际这样的假设已经不是假设了，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前我们每个人都在伴君如伴虎的状态下生活，只不过远近和运气不同罢了），将可能造成侵犯的危险分子捆起来。痛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去寻找痛的原因，不去医治痛，去避免痛的再次发生。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宪政民主有许多原因，我认为一个就是思想上的理论上的因素，不管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将建设理想社会作为目标。它们都是一个向前的政治哲学，或者说是科幻画家。它们虽然表现形态差别很大，但都是一个劲的往前冲，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全。这就像一辆没有刹车而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在这点上，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种更像是兄弟。当然这也不难理解，理想的儒家传统更能接受同样理想的马克思主义！

“六四”事件的意义就此凸现出来了！虽然我们追求民主，但是中国缺乏民主最基本的生存土壤，就是对权力的怀疑，深深的怀疑！统治者从来就将自己打扮得如鲜花一样，他们从来就将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这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就像强盗绝不说自己是强盗一样。问题就在强盗并不会强迫别人去赞成他，他使用的是直接的暴力。可是专制者占有一切的资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裁判同时又是球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事情就此变得很简单，就是权力对权利的侵犯虽然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却是零散的和经过了改写的。人们对这些侵犯缺乏系统的认识和思考，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宪政民主思想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当然政府必然会对实现宪政民主推三阻四，当然它们会找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就有他们多么伟大光荣正确。这实际是一个简单的障眼法，可是在宣传机器的全力运作下，在监狱、警察、枪炮的说服下，许多人一如既往的相信党相信政府。不得不说这对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因为怀疑或者改变一个强大的危险分子对个人来说是痛苦的事情。我们不得不佩服弗洛伊德，是他指出视而不见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

宪政民主在中国缺乏基本的起点，至少是“六四”事件发生以前。因为宪政民主的基础就是权力是危险的，因此它应该受到限制。试想，大家都对政府或者组成政府的人抱以无限忠诚，没有丝毫怀疑，就像孩子对于父母一样，怎么可能会想到去控制它、限制它？当它暴起伤人时我们怎么可能免于受伤？

但是这种类似自我安慰的心理被“六四”事件打破了，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不再天真。我将“六四”事件比作试金石。那么这块试金石第一个就试出了自诩为人民的代言人公正的化身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并不是我们许多人一厢情愿想象的那样善良。政府和权力并不因为高尚的理想就变得不需要监督和限制，更何况这种理想的假设本身就值得怀疑。这是“六四”试金石的第一个重大意义。它用最残酷的事实揭露了权力是危险的这个本质。我们许多人在传统和宣传中泡得太久了，许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理性的思考，在严格的政治哲学和改良主义中选择了半推半就，麻痹和自我催眠成为了最时髦和最负责的代名词。然而“六四”的枪声以及数千条生命告诉大家，我们并没有幸运到社会法则对我们不起作用。老虎不吃人是不可能的，以前吃的是别人，以前它是在偷吃！

“六四”试金石第二个试出了人民对暴政的容忍极限，这是“六四”事件的另一个伟大价值。对于暴政人们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中国历来讲究的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干的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勾当，实际从形态来说不外乎是简单的重复。但是“六四”事件更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原因在于其一当事者及其他因此而苏醒者没有保持沉默，没有象“反右”和“文革”中被迫害者那样将自己定为“犯了错误而被妈妈打了的孩子”，他们坚持真相，不依不饶。这体现出难得的道德勇气。要知道，这些人二十多年来无数人被投进监狱，无数人生活在贫困和监视之下，无数人流落海外，坚持真相有时并不比面对屠刀轻松。其二对“六四”事件的反思没有将这些直接参与八九民运以及受“六四”启发的人们引向以暴制暴的轮回上，而是将目光放在从制度上根本消除暴政，从源头上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民运、维权运动、家庭教会、读书交流会、零八宪章运动以及各地的公民社会建设，无不在“六四”事件二十一年后轰轰烈烈的开展着。在铁笼一样的中国，所有这些努力无不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宪政民主思想——将成为改变中国最有力的思想基础。

“六四”事件无疑是中国的一个惨剧，逝者带着遗憾长眠，但我们却不能遗忘。灾难不会停止，就象老虎永远要吃人。经历了“六四”，我们不再停留在做一个修补者，我们不再是充满幻想的小女生。我们已经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宪政民主，我们也不再犹豫，这就是我们的道路！

“六四”死难者会因此死得其所吧。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于四川省遂宁市

陈卫：拿什么可以交换民主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3/30/2010

现代化对许多后进国家都是一个包含复杂感情的东西。不同的人们都希望从中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要那些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的对他们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东西。一个传统社会的政治格局受到威胁不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如他们的前辈更差，或者没有遵照被世代人们视为金科玉律的游戏规则，而是参照的体系发生了变化。完全独立而弱小的文明对孱弱的东方巨龙形成的威胁远比在长城外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大得多。我们有完全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殖民者的炮火以及那些文化入侵，清王朝不会垮得如此之快。即使在不满的民众和野心家的合力推翻下，很难说在这个废墟上建立的不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克隆。袁世凯和张勋的作为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依据，更不用说洪秀全虽然打着貌似新奇的幌子，只是在角落里取得一点地盘就露出其肮脏的狐狸尾巴。

文明的冲突总是在外力的压迫下产生的，而最先发难的显然是一些知识分子。我们知道，地位和既得利益总是阻碍人们获得新思想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当西方文明通过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突现在中国人面前时，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那些达官显贵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不论是从文化上和政治上进行都使他们难于接受。从文化上的变革意味着否定他们赖以维系的精神传统，否定他们引以为傲的祖先，也使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哄然垮塌，从政治上的变革则使他们合理的担心他们将不再拥有他们原来随予随取的优越生活。这个原则不仅在清朝末年得到印证，在今天的中国表现也非常明显。我想这也许可以算作一个历史的规律。

知识分子则不同。当然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也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因为无论那个时代，所谓的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大多数则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和宣传机器运转下的奴仆。但是文明的冲突下一定会有一些挣脱传统文化枷锁和透过宣传迷雾看到新文明价值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以他们对传统社会的了解，来对比给他们启示的新思想。他们没有太多社会地位的拖累，既有的利益和新思想给予他们想象的广阔空间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這些人就成为新的文化和政治哲学的鼓吹者。

十九世纪末，西方文明包括科技和政治思想就传到中国，并拉开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帷幕。一波波冲击到现在并没有结束，我们更可以说到现在这个历程还没有达到高潮。

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愚昧走向理性、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久病不是那么容易痊愈的。有太多的目标干扰我们走向我们的理想。包括种族问题、经济发展、民族独立、传统理想等等都宣称自己是首要的目标，让那些满怀激情的人们在这些目标面前难以适从。

在最真诚的人们中分歧被无限扩大，以致他们的任务从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确立新的社会运作规则转向你死我活的争夺话语权或者说交椅的斗争中。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出现这个状况有许多因素，我们甚至不能说这是那一方的责任。执政的国民党的专横傲慢，共产党的偏执于一种主义以及民众的轻信都是这场水火不容的闹剧的原因。无论这场角逐结果怎样，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个胜利者已经偏离了他们最初的方向。他们从反对一个僵化的秩序出发，经过了漫长的路途，结果走了一个圆圈，回到了他们的出发点。

我们经过百年的摸索，无数的人们付出他们的真挚，无数的青春和生命在这场马拉松中成为殉葬品，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那个无数人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与我们依然隔河相望。

叹息并不能改变事实，只会让我们在抱怨中继续以放任的态度对待现实和未来，将我们的责任束之高阁。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即合理。这句话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还处在专制的桎梏中是有其原因的，我们在方向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的努力还不足以使我们这个僵化的庞然大物完成华丽的转身，我们还不配享有民主。命运不会特别青睐某些人，当然也不会特意抛弃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国度就会水土不服，根本的原因只能从我们自己身上找。

我们相信那些追随理想者的用心是真诚的，但是我们怀疑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民主的态度是暧昧的。纵观中国追求宪政民主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宪政民主没有得到其本质意义的尊重，人们随时准备将其抛弃，去交换那些现实的利益，去捞取眼前的好处，理直而气壮，不知不觉就偏离了方向。

找借口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将宪政民主这样的看不见模不着的东西换来一些五彩而具体的诱惑。谁也不能简单的驳斥这些道路是错误的。民主确实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在现实中，民粹、民生和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企图将民主打扮得如它们所愿。那些目标和好处具体而现实，可以说推动力强大，一直是蛊惑家们囊中的利器，而民主是一种新的社会安排，民主社会建立后每个人都可能是受益者，跟每个人的利益都有一点关系，但是这也就意谓跟每个人都没有关系。歇歇吧，以后有机会再来实行民主吧。在这样的考虑中，民主被一代一代的当政者和民众置之脑后。

我不认为民主至今还没有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多难的土地落户生根的原因仅仅是大家将民主毫不吝惜的换成拿在手里的棒棒糖，这是太简单而经不起检验的结论。民主成为随意抛弃的孤儿只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但是思想和态度决定了人们的努力方向和努力程度。而我的目的在于指出这种思想是绝对不负责任的，我们许多人从虎头就此转向蛇尾。我认为在这些争取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先驱们头脑中的模糊概念，是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次次推迟，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四不像”的罪魁祸首之一。摇摆不定的“半民主主义者”无论怎样都担当不了民主的先锋，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如果来梳理一下中国百年来的宪政民主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民主运动实际并不那么纯粹，那些民主的先驱们头脑中的民主观念在化作具体的政治行动时无不被现实的考虑所左右和误导。

很多人津津乐道清王朝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宪政民主的一个里程碑。实际这个东西根本只是一个预备立宪的宪法性文件，不说其根本就没有机会得到实施清朝就被推翻了，究其内容也跟宪政民主也完全不沾边。整个《钦定宪法大纲》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至关重要的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君上大权”继续张扬，而议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徒有虚名，臣民的权利则微不足道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这个没有出生的宪法胎儿跟我们现在的宪法简直就是孪生兄弟。整个所谓的预备性宪法关注的是“君上神圣尊严”，明目张胆的声称其企图是让“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宪法没有变成保护民权限制君权的屏障，而是成为专制者用以将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合法化的外衣，成为抵御民主运动的借口。“宪”是立了，但根本就没有立宪。后来我们的统治者无不是走的这一条偷梁换柱的立宪道路。

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其思想和举措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具有深远影响。他提出的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到现在还是国民党理想中的核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批评“三民主义”是否符合宪政精神。实际“三民主义”包含了政治、经济中许多合理的目标，也是中国长久以来最务实、最少空头支票的政治纲领。但是也许是由于现实的压力，更可能是妥协的结果，孙中山更看重当时的成就，心目中一大堆想当然的东西，而对民主的实质及其可能受到的侵害认识不够。他将宪政民主的过程规定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意图使现实成功与宪政民主调和起来，从此就将民主的未来拱手让出。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宪政就是要“限制政府”，而孙中山这个“三段论”将主动权又交给了权力者，被告却成了裁判，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天大的悖论。我认为孙中山的道路在两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对实施民主是不容拖延的和对他的继任者报以天真的信任。包括国民党退居台湾的很长时期，民主在国民党的施政中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花瓶。

至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识，可以说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是政治动员的工具，在中共的理论和实践中民主从来就没有得到其本来意义的尊重。也许从马克思那里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和后来的以列宁模式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从来就不关心程序的正义和人民的权利。他们只是借这个词汇来为其改造世界的计划提供麻醉人民的理由。中共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为了他们认为的美好秩序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利益，从本质上说，这种做法完全是民主的敌人。

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一个反对宪政民主的宣言，在这里明确的将人民撕裂开来，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人们只有服从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明确的被集中在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的中共共产党手里。跟许多共产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重点也经历了全面专政到经济改革的过程。虽然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得到发展，人们也可以享有一些自由。但是一党专政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实行宪政民主最大的障碍。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统治者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他们绝不会主动实行民主和宪政，任何人都可以合理的推测其中的原因：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巨大的损失。中国近代宪政民主运动过程中所有的领头羊无不是将民主作为他们争取支持者的工具。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放弃对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责任的追究。如果我们说权力者轻易的放弃或背离了民主理想，那么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他们曾经多么热情的追逐民主，但他们取得主动权后却不是最需要实行民主的群体，相反他们是民主潜在的最大反对者。也许一些人是大家寄予厚望的，但是由于没有民间足够的坚持和压力，这些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和承诺，但这不正好说明我们的责任吗？

我们可以认为专制统治者是简单而愚蠢的。专制统治者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不惜一切手段争取最大利益，当然就是要尽量摆脱对他们的一切约束。他们的手段和伎俩也仅仅是那么几种，虽然花样翻新借口不同，但并不难识别和戳穿。专制统治依靠的是暴力和欺骗，但没有民众的放弃抵抗和配合，专制统治绝不能长期维系下去。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的专制就是那么容易得手，很少遭到精神和行动上的反对。我们不得不说在那么粗浅的借口和谎言面前，我们许多民主的拥护者与其说善良不如说愚昧和懦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民主的根基就在大众对个人权利的坚持和对公共权利的警惕和不依不饶的防备。正是我们的民众轻易的相信民主的实行需要时间需要条件，民主必须让位于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等理由，专制者将他们还没有给予的民主从前门送出又轻松的从后门收回。不难想象正是野心家、政客与民众的合作才使中国的专制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民主是脆弱的，不管是在初创的时期还是在运行过程中。野心家、专制者和轻易放弃责任的半心半意的民众是对于民主致命的危害，专制统治的思想或者企图实行专制的思想一定还会长期存在，但是只要民众不轻易将民主拿去交换，守住民主宪政的底线，相信民主是当下必须实施的东西，一切的拖延和交易都是别有用心的借口，那么这些企图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我们相信，这时我们就离真正的民主不远了。

2010-3-26于四川省遂宁市

陈卫：民间反对派的成长是中国民主化的关键要素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5/2010

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长久以来，在流行的思想领域里这个问题被掩饰或者说被误导了。人们在精心编织的谎言和巧妙掩饰的威胁下不得不认可那些被强塞给他们的道理。这些道理无疑例外的宣称当时的统治者具有天然的统治合法性，而人民的权利仅仅限于认可和服从。形形色色的专制正是在这种合法的外衣下延续着古老的神话。在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种利器下，人们不得不交出他们的忠诚和收入。

合理社会的结构就像人们的后脑勺一样，虽然它就在我们身边，似乎伸手可及，但是我们却绕不过自己的脖子，专制统治者没收了可以让我们看见真相的所有工具——镜子或照相机，让我们始终处在掌握半个真理的状态。我们只能有政府，而不能有我们自己想要的合理的政府；我们只能有法律，而不能生活在法治社会中；我们只能拥有生存权，吃饭的权利，穿衣的权利，而不能拥有做人的基本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不能拥有跟统治者有区别的信仰，不能拥有为保护自己的权利、交流或宣传自己思想的组织，特别是不能对当政者及其政策有任何的怀疑。

真相大概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能得出，一是在没有压制、没有既得利益的偏见做出独立的判断；二是可以充分无障碍的吸收古今世界范围内的先哲们的成果；三是具有相同出发点的人们将他们的思想进行交流沟通完善。得出这个结论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由于这些东西具有的颠覆传统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习惯于在有利于他们的游戏中轻松获取胜利的人来说，这都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言论、结社等自由就变成了高压线，妄图探寻社会奥秘的人们从各方面被压制。

皇权专制百年前在中国成为遗迹。但是专制却并没有从中国销声匿迹，而是改头换面干着同样的勾当。新型的一党专制比以前的个人独裁和皇权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纵观中外民主化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是历史的产物，它与人性中最丑陋的东西相结合，专制者的逻辑是自欺欺人，他们绝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消除专制必须是长期的主动行为结果。中国百年对民主宪政追求的历史正告诉我们这个残酷的结论。每当人们希望消灭压迫获得自由时，这种善良的愿望和激情无不被一些当时看来真诚的集团当作他们利用的工具。其间的道理很值得我们深思，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大家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将自己的权利和信任无条件的交付给了那些蛊惑者，当人民变成了毫无屏障的羔羊时，即使是最温和的统治者也按捺不住剥夺的欲望，更何况每个统治者都会遇到无数的难题和挑战。

当我们从苦难中醒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间天堂都是挂在前面的白菜，而人们却被当作任人欺骗和驱使的驴子。所有美丽的谎言都只是解除人们从精神到行动上武装的精神鸦片，让人们在谎言中默默等待，默默死去。

但是，我们又是历史最为青睐的一代人，在专制者将通往自由的大门封死时，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又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扇小窗，或者说是在这密不透风的铁笼上凿出了一道道缝隙，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些外面的风景，让我们有了新的参照物，使我们不再对不公平的现状麻木不仁，使我们有了重新估价我们的社会的新的参照体系和重新思考关于社会正义的问题的起点。

专制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历史的观点。我们不能指望人们在历史发展的初期就发现和建立一个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今天的民主宪政思想是无数代人在饱受专制折磨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在现实中反复修正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压迫并不一定意味着反抗，当压迫者理直气壮而被压迫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反抗的权利时，压迫得以合法的延续下去。只有当压迫行为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当被压迫者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忍受这种压迫时，反抗才有可能发生。

当前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一党专政已经失去号召力，其核心观念已经被大众包括他们自己抛弃，唯一支撑他们继续维持统治的信念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而统治者还在为其霸占统治地位绞尽脑汁的编造理由，疯狂的打击要求自己权利的平民和镇压对专制的具有解构作用的独立言论和任何形式的集会、结社。由于一党专制本身具有的制度性先天缺陷，社会矛盾已经积压很深了，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权利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于自己经济权利绝不让步，知识分子和一些先知先觉者不断地在追求言论、结社自由，一次次的冲击专制者划定的底线。宪政民主已经对中国人民的心灵打开了窗户，以权贵集团统治为特点的新型一党专政和日益高涨的公民运动、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关系已经形若水火。这是中国进行宪政民主压力，可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实行一党专制的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孤岛。现在的一党专制的特点跟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初的共产党人确实是有理想的，虽然他们在历史这面镜子里显得非常的浪漫而天真。但是中国现在的统治集团却在理想失落后退化为追求金钱和权力的奴隶。所以现在中国的专制统治具有更加明显的堕落的特征。

关于中国如何摆脱专制走向宪政，海内外都有不少文章论述。这些文章许多都有非常难得的真知卓见，特别是《零八宪章》于去年12月9日发表，至今已有上万人冒着危险签署，表明了中国民主运动从精神上有了飞跃，已经从单独争取某些具体物质权利和政治权利转向为抛弃专制体制，要求整体社会公正，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公民愿意为实现宪政承担责任，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前苏联、东欧和台湾民主化的经验给予我们很多启迪，但是我认为历史往往是不可复制和模仿的。我认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很可能具有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特点，我们民主化的进程很可能会有更曲折和艰辛的道路。

一，许多研究苏东和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人强调朝野互动，简单的说，就是执政者内倾向于改革的“中左”和民间要求民主变革的自由派的“中右”进行联合，结成所谓的“中派联盟”，合力进行解构专制体制和推动民主化进程。其理由是这种方式可以借助于“中左”在体制内的权力，将变革的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将宪政变革对社会的震荡减到最低。

不得不说这种思想，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民主变革的进程更少曲折，社会不至于因为大的变革出现剧烈的动荡，或者由于权力出现真空导致社会崩溃。但是我们不难从这种思想中发现“新权威主义”的影子。我们必须说不管是“朝野互动”还是“中派联盟”，都不是政治哲学而只是技术政治学。

我们其实很容易发现这种民主化道路具有非常强的一厢情愿的特点。我不否认这种联合确实具有许多优点，一些国家民主化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我赞成与所有支持宪政民主改革的人合作，但是我绝不赞成在统治者阵营中假想出一个所谓的改革派。我不怀疑，民间自由派、反对派随时可能抛开历史恩怨与执政者就建设未来进行合作，但是我们根本看不到或者说不能合理的推测、有效的控制执政者中会出现一个什么改革派、“中右”。难道这执政者一意孤行我们就必须继续等待吗？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一党专制一直是独立于原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皇权专制具有很深的传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这就为民主变革设立了很高的障碍。而所谓“新权威主义”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被“六四”事件粉碎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新权威主义”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进行民主要求的学生和市民的武装，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时至今日我仍然为当初的善良和幼稚感到羞愧。

二，民间反对派是民主变革的关键因素。纵观世界民主化浪潮，我们可以看出独立、倔强的民间反对派是民主化的主导力量。民主和专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同时也是利益之争。只不过民主要求的是在正义的基础上的公平分配，而专制则将社会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专制集团绝不会主动去进行这种变革，只有当他们觉得压力足够大无力为继时才会半推半就的做出一些让步。中国自“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以来不断的涌现出许多执着的自由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法律工作者、民运人士，他们不惧牢狱艰险，不顾生活艰辛，长期坚持对专制提出批评，并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冲击和尝试，从九二自民党组党、九八民主党组党到《零八宪章》的联署发布，以及在重大政治问题的许多公开声明，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中国民主化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民主不可浇灭的火种。

三，民间反对派的重大策略。在集权专制下，任何独立的势力、任何危及权贵集团统治的言行都可能遭来打击，但这不是民间反对派退缩的理由，而只是说明他们应该选择更加明智的道路。

我们不难从苏联和台湾的民主化道路得出结论，争取言论自由充当了冲击专制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先锋。前苏联的民主改革以“公开性”作为起点，前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认为“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台湾也是如此，从1949年的《自由中国》，后来的《文星》、《大学》，直到七十年代末被称作“党外机关报”的《美丽岛》，台湾民间反对派一直利用各种办法不断的争取言论自由，并取得不俗的成绩。

我们必须看到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一方面发表言论是民主派、自由派个人都非常擅长的东西，分散和合作进行都非常方便，不易招来集体性的、毁灭性的打击。二来言论自由打破了信息封锁的局面，在言论活跃的状况下，使民主成为普通民众都可以参加的事业。第三，随着言论自由的扩大，民间反对派的联系也越加紧密，有利于民间反对派的壮大以至于组织化。同时，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也必将对保守的专制统治者形成压力，促使其分化或者让步。

当然争取言论自由必须因势而行，前苏联和台湾由于领导者的开明，或者是由于政策的原因，在言论封锁是，自由派还拥有一丝机会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当政者依然没有任何放开言论的表示，所有独立于现行体制的人们及其观点都无法堂而皇之的进入大众视野。但是由于网络具有的特点，当今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和民间反对派拥有了比以前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更好的平台。如何利用现有的各种平台宣传宪政民主思想、揭露专制制度的罪恶是每个民间反对派必须思考的问题。

四，反对党的成立切不可操之过急。中国许多人对革命的理解来自共产党的革命宣传或者来自革命电影，动辄就要成立革命组织来领导民主化时期的革命。政党运作对于已经健全民主社会和以暴力推翻现政权的革命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处于已经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以暴力推翻现有政权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数十年来许多组建政党和秘密结社而惨遭打压的教训，以及其它国家民主化经验告诉我们，冲击党禁必须要等时机成熟才行。否则要么就只有集体被打压，要么就干不成任何事情。

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到来在中国是必然的，但这仅仅是指宪政民主相对于目前的一党专政的优越性而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历史的一个小小的误会就可能让中国人民丧失上百年的机会，

我认为民间反对派是中国民主的关键要素就是在于，我们的民间反对派必须不等、不靠、不幻想。我们不但具有坚定的民主理念，而且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我们不惜与统治阵营的改革派合作，但是我们绝不将国家的前途和民主的命运交付给我们不可信任、反复无常的对手身上。你要顺历史潮流而动，我们欢迎，但是如果你要一意孤行，我们也不惜迎接最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做最倔强的反对派。这样我们中国何愁没有光明的未来！

陈卫：制度之疾与宪政民主之药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2/9/2009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希望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共同生活。人们不断的追寻社会组织的法则，将这种法则赋予公正的含义。人们进行了无数的尝试，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才来发现，公正往往跟我们擦肩而过。人们得到的都是被篡改了的公正。在冠冕堂皇的标签下，一代一代的人们像奴仆一样，撵走旧主又成新仆，从来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公正渴望的火苗一次次燃起又被无情的浇灭。人们在历史的迷宫里转着圈，公正似乎离我们那么近，仿佛伸手可得，实际却总是遥不可及。

总是受伤害的人们盼望一个公正制度的到来，他们可以拥有最基本的东西，他们不想一直成为别人的工具，或者是在老虎淫威下瑟瑟发抖的羔羊。理想从来没有在人们心中消失，但一再失败的命运说明人们仅仅收获了空想。

不公平的竞赛规则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人们很简单就能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如何消除竞赛的不公正，建成一个人间的天堂，人们却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人们对朴素的公正理念的追求在征途中蜕变为争交椅的闹剧。

以某种方式欺压和掠夺他人是社会最大的恶。但是最独裁者也往往以最公正的面孔出现。不得不说掠夺者们也是最具智慧的人，他们编撰出种种匪夷所思的理由以使他们站在社会权利的最高层，他们用神圣理由来愚弄人们，他们用他们优秀来为占据高位辩解，他们用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来镇压违背他们利益的异己。总之，权力者在注释着社会公正，他们的承诺象鲜花一样美丽，但人们却只得到无法兑现的支票。

我们渴望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但是可惜我们缺少制度设计的知识。制度设计的知识被权利者从公共视线里抹去，只留下他们希望人们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服从，让社会的公正转到集团公正的歧路上。

历史从未过去，黎明不会到来。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方向、持续的努力和正确的道路，光明不会象早晨的太阳照到我们。掠夺者拥有一切，而人们却仅仅拥有理想。权力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开动了所有机器，而反抗的人们却只得孤军奋战，依靠朴素朦胧的正义的思想。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再强壮的人也难免生病。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偶尔生病就对他的整个体质产生怀疑。但是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健康跟表面的强大是没有关系的。表面的强大很可能是苦苦支撑的假象。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它是仅仅患有一些局部的毛病，还是整体溃烂了呢？对于它的疾病，是局部修复还是大动手术呢？这些都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回答。

治疗必须先进行诊断，而诊断以症状为依据。我们在此可以简单的列举一部分“临床症状”：

1、人们的权利大肆被侵犯，比如：强制拆迁使许多人失去居所，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非法买断工龄，让许多职工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使国有资产被中饱私囊；农民的土地被强行征占；公民被非法拘禁和限制人身自由；由于政府和官员的过失造成公民的损失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和合理的赔偿等等。

2、人们被剥夺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是写进了宪法的，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块遮羞布。除了信政府，人民什么也不能信仰。政府设立的宗教部门其目的就是监视那些已经被打压到角落去的宗教团体，使它们成为政权的附庸，或者在无人观看的舞台上唱着独角戏的演员。而法轮功则直接被冠以“邪教”的名字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严格的学术审查制度，凡是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文章在中国境内都不可能出版发行。中国的社科方面真可谓是“一花独放，百花凋零”。

3、社会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成为社会动荡最危险的因素之一。经济学家常用基尼系数作为社会分配差距的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二○○七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早已超过了0.4的警戒线。有研究表明中国的财富聚集具有相当的权力色彩，大量的财富是依附于权力产生的。

4、司法不独立，司法严重不公已经使人民失去通过法律寻求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的法律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立法的精神偏离了公正的轨道，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平等、体现正义，而是为了维护特定集团的统治。我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充斥着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和人人平等的矛盾描述，实际上法律已经毫无公平可言了。第二，我国的司法系统不是独立的，是在所谓的政法委的领导下，这也就是说政治决定了法律。我们不难想象，在社会利益集团干预下法律还有什么公平可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冤案特别多的原因。第三，中国的司法是不受人们监督的，在法律执行过程中执法人员自由度非常大，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将公共权力转化成了个人利益，产生了大量的司法腐败。而弱势群体根本无法对此监督。因此，司法腐败产生了双重的损害，既危害了当事人的利益，更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5、官员大量腐败，权钱交易盛行。由于公共权力不受人民监督，体制内的监管服从于权力需要，腐败的成本极低而收获太高，促使中国的官员在腐败成绩上不仅远超历朝历代，而且名列世界腐败国家前茅。从硬性的贪污受贿到软性的公款吃喝，从巧取豪夺到以亲友名义侵占各种资源，从卖官鬻爵到结伙营私，腐败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也成为官员的“投名状”。

凡是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中国人无不对此忧心忡忡，大家都不愿这艘船沉掉，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国家经不起太多的折磨。人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们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权运动不断高涨，法学家们对从立法到个案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学者们、知识分子不断的指出现有社会的弊病，将人权、宪政、民主的知识传播开来，宗教人士和文学家们则宣传他们的真理号召良心的回归，民运人士则不惧牢狱的危险组党结社不断冲击专制的底线等等。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否则我们就无法对中国这么多不正常现象作出判断，也无法确定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来改变这个社会。医生要治病，必须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也必须弄清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是偶然的还是内在必然的

如果这些现象是个别的、偶然的，当然就比较好办，只需要局部修复有错就纠就行了。但是我们很遗憾的发现这些现象不是孤立、个别和偶然的，而是制度造成的。

其实，这个结论是非常容易得出的。权力就是猛兽，它是可以作恶的，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非常准确的指出：权利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国家的现状为这一名言做了最好的注释。

我们现在的制度首先是先天不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偶然，接受者思想准备是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当作类似“杀富济贫”的幌子来表明自己的正当。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当然不可避免的就具有缺陷。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认为自己处处正确的人犯下的错误往往无法弥补，“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最良好的愿望铺成的”。

再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它是一种理想主义，是一种决定论。不得不说，它也是一种赌博的政治哲学。在妄言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清楚历史发展方向后，这种学说不惜一切代价将社会发展的其它可能性全部抛弃，进行了一场要么全对要么全错的赌博。在这种赌博式的试验中人类积累的所有对付专制洪水的堤坝都被拆除了，人们再没有任何可以自卫的工具。

所以，我们这个制度根本的病因就是权力的不受约束。我们现在的制度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将人民视为工具，在理想消失时将人民视为草芥。人民既不是这个制度关注的对象，也不会将制度的基础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党政权力完全是一种自我认可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当然也免不了贴上一些民主的修饰。

一切苦难和奇怪的根源我们不难找到了，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昏官之所以成为昏官，并不是他们本来就这样，而是他们没有必要理会这些犹如草根的人们。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愚蠢和卑劣付出任何代价。在人民眼中他们的行为失去理智丧失公正，但在他们的同类眼中却是正常和合理的行为。我倾向于将现在的制度描述为经济上是权力市场经济，政治上是分赃政治。官员的权利不受限制的后果越来越严重，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基本没有什么他们不敢干的，他们只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分赃，借口总是能找到的，给人民造成的伤害他们不需要顾忌，军警察作为打手随时都在为他们的贪婪和自私灭火和擦屁股。

公共权力被一些人永久地把持，老虎在羊群中散步，这就是最好的比喻。贪官是这样炼成的，嚣张也是这样炼成的。老虎会对羊群讲什么仁慈，发昏它也不干！

我们处在一个头大脚小的体制中，一切都不奇怪。你的房子被拆了，你的财产被占了，你受到冤屈了，你无处申告，你拿他没办法！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武器。

我们知道了病因，当然也就找到了治疗的办法，你上访、你跟贪官决斗、你呼吁权力者拿出良心根本就没有用，“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们必须根本改变这个制度。

在公平原则和普世价值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必须确立公共权力的合理性来源于人民，并将对每个人的尊重放到最高位置，这就是民主和人权理念。

其次公共权力是服务性质的，不可缺少，但不能让它为非作歹，所以我们必须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将老虎关进笼子里。这就是宪政的主要意思，就是要“限政”。

当然，真正的宪政民主有许多具体的内容，是无数代人们在与专制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去年12月，中国各界联署发表了《零八宪章》，表达了中国各界对宪政民主要求，至今签署人已经过万，说明大家都已经知道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也知道宪政民主才是解决中国制度之疾的唯一良药。

但是我还要强调一点，知道了正确的方向并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利益的对峙是无法用道理讲通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理，自由从来就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每一点自由的获取都意味着无数的努力，宪政民主不可能等来，我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