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因意气每奋笔,不惧挺身做楚囚
檐低不碍头昂立,夜黑伴歌如昼行
注:中秋夜,在Skype群里,温克坚、王德邦、杨海等人诗性大发,想起贤斌及其他良心犯为中国民主铁窗冷月,不禁感慨万千,急成两首。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内牛鬼蛇神普天同庆,万民欢呼,虽时过一周未衰也。前两日,网上偶遇刘飞跃兄、欧阳懿兄、刘逸明、田永德等,谈及刘晓波获奖的枝枝节节及民运维权的艰辛,有感而发。余本文学诗歌爱好者,水平自不用说,已达到“打油”之崇高境界,然与人共勉之心不灭。遂发出以贻笑大方。并将《致晓波并自励》以毛笔写出。无它,不善藏拙也。
20010年10月于四川省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第 438 期 出刊日期:2010/10/17
http://www.chinaeweekly.com/FileView.aspx?FileIdq=1044
2010年9月22日星期三
陈卫:中秋咏怀
神州犹如游乐场,党国官僚任欢畅。
拆迁万民无居所,国人怒火胸中藏。
谁道黎民是蝼蚁,维权如洪在高涨。
宪章如月中天挂,浮云冷雨不欺光。
注:中秋夜,在Skype群里,温克坚、王德邦、杨海等人诗性大发,想起贤斌及其他良心犯为中国民主铁窗冷月,不禁感慨万千,急成两首。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内牛鬼蛇神普天同庆,万民欢呼,虽时过一周未衰也。前两日,网上偶遇刘飞跃兄、欧阳懿兄、刘逸明、田永德等,谈及刘晓波获奖的枝枝节节及民运维权的艰辛,有感而发。余本文学诗歌爱好者,水平自不用说,已达到“打油”之崇高境界,然与人共勉之心不灭。遂发出以贻笑大方。并将《致晓波并自励》以毛笔写出。无它,不善藏拙也。
20010年10月于四川省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第 438 期 出刊日期:2010/10/17
拆迁万民无居所,国人怒火胸中藏。
谁道黎民是蝼蚁,维权如洪在高涨。
宪章如月中天挂,浮云冷雨不欺光。
注:中秋夜,在Skype群里,温克坚、王德邦、杨海等人诗性大发,想起贤斌及其他良心犯为中国民主铁窗冷月,不禁感慨万千,急成两首。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内牛鬼蛇神普天同庆,万民欢呼,虽时过一周未衰也。前两日,网上偶遇刘飞跃兄、欧阳懿兄、刘逸明、田永德等,谈及刘晓波获奖的枝枝节节及民运维权的艰辛,有感而发。余本文学诗歌爱好者,水平自不用说,已达到“打油”之崇高境界,然与人共勉之心不灭。遂发出以贻笑大方。并将《致晓波并自励》以毛笔写出。无它,不善藏拙也。
20010年10月于四川省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第 438 期 出刊日期:2010/10/17
陈卫:中秋夜寄贤斌兄并致所有良心犯
百年梦萦民主路,四个坚持拦路虎。
西单墙上写自由,六四枪声急如鼓。
志士奔走且呼号,心忧百姓民生苦。
八月桂花香沁脾,冷月犹照铁窗屋。
注:中秋夜,在Skype群里,温克坚、王德邦、杨海等人诗性大发,想起贤斌及其他良心犯为中国民主铁窗冷月,不禁感慨万千,急成两首。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内牛鬼蛇神普天同庆,万民欢呼,虽时过一周未衰也。前两日,网上偶遇刘飞跃兄、欧阳懿兄、刘逸明、田永德等,谈及刘晓波获奖的枝枝节节及民运维权的艰辛,有感而发。余本文学诗歌爱好者,水平自不用说,已达到“打油”之崇高境界,然与人共勉之心不灭。遂发出以贻笑大方。并将《致晓波并自励》以毛笔写出。无它,不善藏拙也。
20010年10月于四川省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第 438 期 出刊日期:201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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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墙上写自由,六四枪声急如鼓。
志士奔走且呼号,心忧百姓民生苦。
八月桂花香沁脾,冷月犹照铁窗屋。
注:中秋夜,在Skype群里,温克坚、王德邦、杨海等人诗性大发,想起贤斌及其他良心犯为中国民主铁窗冷月,不禁感慨万千,急成两首。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内牛鬼蛇神普天同庆,万民欢呼,虽时过一周未衰也。前两日,网上偶遇刘飞跃兄、欧阳懿兄、刘逸明、田永德等,谈及刘晓波获奖的枝枝节节及民运维权的艰辛,有感而发。余本文学诗歌爱好者,水平自不用说,已达到“打油”之崇高境界,然与人共勉之心不灭。遂发出以贻笑大方。并将《致晓波并自励》以毛笔写出。无它,不善藏拙也。
20010年10月于四川省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第 438 期 出刊日期:201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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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7日星期五
陈卫:和谐的陷阱与公平的缺席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9/22/2010
一个人需要什么,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需要什么就不一定是他们自己能知道的了,即使知道也没有用。因为早就有人替他们安排好了,并且说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愿望。这些目标高尚而遥远,这些目标强调的是整体的利益。在排山倒海的攻势下,人们对自上而下的迷魂汤只有畅饮,没有拒绝的权利,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是否有什么问题。
当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时,他是一个具有创意的哲学家,但是这种思想具有的巨大价值立刻就被希望以一种哲学观点来作为君主制等级制辩护的御用文人发现了,在不允许质疑的情况下,在任何怀疑被像哥白尼一样名正言顺的消灭下,这一套荒谬的理论占据中国人民大脑的时间真可以说创造了记录。
人们从来就不缺少理想,哪怕是空想。等级社会不管说得天花乱坠,但是被鞋子夹了脚的人还是知道疼的,所以中国历史实际又是一部反抗皇权的历史。但是,历史是个非常苛刻的裁判,它不会因为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就对你更加青睐,它不会因为你是受迫害者就让你更加顺利通过它的考试。且不说那些振臂一呼马失前蹄的,那样的人在历史上大多连名字都留不下来。即使稍微成点气候的,也不外乎用新瓶装那些旧酒,华丽的包装下依然是孱弱的躯体。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要废除王侯将相这种等级制度,而是不平于王侯将相中间没有他这么一员,他的反抗是他本人没有成为分蛋糕的人,而不是认为蛋糕应该大家吃。
极权统治一直都受到挑战,即使这些挑战大多数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威胁,甚至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一个结果,至少是那些在社会底层总是成为鱼肉的人们,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或者他们的天性促使他们不认可他们永远处在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公平成为这些人的武器,或者是幌子。均贫富的口号几千年不知被多少反抗者一再提出。确实,这个口号具有简单质朴的号召力,也不断让皇权的大厦摇摇欲坠。
但是均贫富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这个想法是善良的,但却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不管如何,我都怀疑他的真诚。均贫富不管是从起点上大家平分所有财产(农业社会主要是土地),还是结果的公平也就是长期保持平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以李自成和洪秀全来做例子。李自成用李岩等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并用“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俘获了大批农民的心,但是这支用平分蛋糕吊起追随者胃口不惜杀官造反的大顺义师入驻北京虽然只有四十二天,没有表现出任何正义化身的迹象。他们反对狼吃人,自己却变成了老虎,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但即使他们最终成功,也绝不会实现自己的诺言,顶多就是论功行赏,建设不了一个人间天堂。
太平天国以基督教平等观以及对农民极具杀伤力的以均田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在神的光环下,画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可惜这幅图画不是建筑施工图纸,只是可以称作漫画而已,当不得真。现实中,洪秀全及那些替天行道的东南西北王爷们仅仅占领一隅就迫不及待的享受起来,其腐化堕落比他们起义的理由清政府的腐败还要厉害和不受控制。
之所以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么些既不像历史,也不算理论的东西,我的目的很明显,社会结构这个大厦不是靠吹牛说得漂亮就能建设好的,很美丽的图画可能建成的实际就是豆腐渣工程。但是我们现在包括以后还将遇到狂人和别有用心者向我们展示那些图画,我们还将会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不切实际的图纸上。善良的百姓总是轻信,但善良总被雨打风吹去。
整个中国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忽悠与被忽悠的记录,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好被欺骗了,当你不能给他饼子的时候,画一个给他也可以让他跟你走,或者保持沉默。
相对均贫富这样简单的纲领,康有为的《大同书》似乎更加精致一些。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流亡日本,游历欧美,这是其他儒学学究所没有的经历,他的眼界也比夫子们开阔一些。但是细读《大同书》,我们发现他还是企图在沙堆上建立一座大厦。他同样以“天下为公”作为一个虚幻的基础,以儒家的仁作为出发点,以公羊三世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达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的美好愿望。虽然康有为抛弃了传统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这对一直把等级纲常作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是一个大突破,起码他强调了平等、天赋人权这个概念,但是他代之以破除九界(废除国家、消灭等级种族男女差别、教育抚养和养老等统一管理、财富平等之类),他的思想更多的像柏拉图似的质朴的共产主义,没有任何新意。
康有为认为苦难的根源在于九界,但是天真的认为“知病即药”,我们知道一个病因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是一个极其草率的结论,也让《大同书》变成童话书。且不说苦难的根源根本就没要这么简单,我们知道一味的强调结果的平等不知有多少人在此犯了低级错误,另一方面,消除一切差别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甚至这种做法根本就不是人类社会解决问题的渠道。
高扬的理想很可能隐藏难以发现的危险,就像毒蘑菇一样,越是艳丽的蘑菇越是有毒。华丽的外表下毒素将趁虚而入。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为“毒蘑菇原则”。
中国的百姓数千年来一直在希望和绝望的轮回中挣扎,美好的生活就像天上的月亮那么明晰却又遥不可及。人们成为一些人争夺政权的工具,而且他们的饲料只是纸上的馅饼。我认为我们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责任不仅仅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人们自己也要付很大的责任。争夺政权就象战争,无所不用其极本来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一再的上当受骗,天真的相信馅饼会掉在自己头上,才是给了别人欺骗你最好的机会。
当一个个口号失去吸引力时,一个新的词语又展露出来——“和谐”。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所有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针从来就不是经过人民讨论得出的,而是至上而下推出的。人们只有默默的接受和实行。
和谐这个政治理念跟以前的理念有很大的区别,以前的“四个坚持”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有更加明确的指向性,更加强调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以及经济文化的政治方向。而和谐似乎更像一直模棱两可的东西。和谐也似乎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人合一的向往。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反对他,除非他是一个狂人,他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疯子。
和谐本来是一个形容词,是描述一直互惠互利、共生共荣的场景的,是一种去除紧张、消除矛盾的状态,或者至少是紧张和矛盾在可以控制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和谐作为文人的理想无可厚非,作为一种宗教情怀也有其价值。但是当和谐成为一种政治纲领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对其警惕。
我们知道,政治家或者统治者的任务是解决社会的具体矛盾,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对公共资源进行安排,这种安排有的是直接行政干预,有的是通过制度和社会内在运行机制自动完成。不管怎样,都有一个前提,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理想状态之下,我们的生活远没有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样舒适和自得。也许人类社会永远达不到那样的状态。更何况我们没有解决基础的社会问题,又有什么资格去谈和谐这样飘渺的远景呢?就象对一个难民来说,基本的温饱没有解决,让他去谈营养和健美,有什么意义。正如一个著名的好心肠的皇帝听说发生了饥荒,百姓没有饭吃,他就建议百姓吃肉,非常荒唐!
但是我们绝不认为最高权威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纲领并大力推广是幼稚,仔细分析和谐的出炉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作用的。
其一,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政治的潜规则使然,是胡锦涛巩固其地位的需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跟民主国家政治上的巨大差别。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迭是程序性的,领导人的权威来源于选票,他们更多的关心的是实际社会问题,比如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而不会冒然提出一个什么社会法则。现今的中国或者说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统治集团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利用暴力机器对人民的控制,另一个是意识形态的认可,即道统的传承。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虽然他们权力大小、执政重点有很大的区别,但无一例外的是都被披上一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作为合法性的来源。所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不提出一个什么新奇的口号,不树立一个旗帜,他就无法确立自己的地位,他就有缺憾。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和谐”看成一次演出,重要的不是演出的内容,而是有一次演出这个事实。
其二,当局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是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由于中共强调经济改革,同时在政治上极度专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国强民弱的畸形儿,这也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特点。公共权力没有任何约束,利益集团借机大肆侵吞和掠夺公共和私有财产,官民矛盾、社会矛盾极其突出。同时由于开放的扩大,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于捍卫自己权利更加坚决,维权运动高涨,与权力的冲突也在加剧。和谐对统治者非常需要的,他们需要人们顺从他们的统治,不要任何的折腾。
其三,和谐的建设和执行并不像这个词语表面那么温和与美好。如果平等主体之间谈和谐意味着克制忍让,但是和谐是在中国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广大人民处于弱势被掠夺状况下提出的,和谐也就成了帮凶。和谐首先成为打击维权运动的理论依据,并成为了执法部门对人民权利忽视和剥夺的理由,最后的结果是借和谐之名扬公共权力之威风视人民权利如草芥,使中国社会走向危险的境地。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再荒唐的政策,也会被在现实中推行下去。借和谐之名血腥和暴力在大地上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剧,因为上位者的荒唐必然有阿谀奉承者全力跟随。我们这片土地曾经上演了亩产十万斤粮食的荒诞剧,也曾经上演“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权灾难片。这些完全违背常识和社会法则(我不愿意用法律这个词,因为这对统治者似乎更加苛刻了)的事件发生没有在当时得到任何的质疑和纠正。指鹿为马并不是因为大家缺乏动物学的知识,大家缺乏的是反对专横权力的勇气和力量。
与和谐成为孪生姊妹的还有一个词语就是维稳。稳定达到不顾一切去维护的时候,这个药方实际就像吃鸦片一样属于自我麻痹。
因此我们看见在“和谐”的社会里,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被剥夺了,上访演变成截访和“黑监狱”,写作变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揭露贪污受贿变成诽谤。
和谐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和谐不能作为掩盖社会问题的遮羞布。和谐是结果,是水到渠成,为和谐而和谐就成为粉饰太平了。
中国的领导人和统治集团没有正视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民的权利被剥夺,公共权利的来源不是公民用选票给予的承认,因此在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前提下的任何口号都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看起来很美,实际上是海市蜃楼。在人们没有任何手段制约专横权力时,在公平正义缺席时,和谐社会是不会到来的。我们已经被蛇咬了很多次了,我们还会做善良的农夫吗?
2010年9月17日写于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一个人需要什么,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需要什么就不一定是他们自己能知道的了,即使知道也没有用。因为早就有人替他们安排好了,并且说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愿望。这些目标高尚而遥远,这些目标强调的是整体的利益。在排山倒海的攻势下,人们对自上而下的迷魂汤只有畅饮,没有拒绝的权利,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是否有什么问题。
当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时,他是一个具有创意的哲学家,但是这种思想具有的巨大价值立刻就被希望以一种哲学观点来作为君主制等级制辩护的御用文人发现了,在不允许质疑的情况下,在任何怀疑被像哥白尼一样名正言顺的消灭下,这一套荒谬的理论占据中国人民大脑的时间真可以说创造了记录。
人们从来就不缺少理想,哪怕是空想。等级社会不管说得天花乱坠,但是被鞋子夹了脚的人还是知道疼的,所以中国历史实际又是一部反抗皇权的历史。但是,历史是个非常苛刻的裁判,它不会因为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就对你更加青睐,它不会因为你是受迫害者就让你更加顺利通过它的考试。且不说那些振臂一呼马失前蹄的,那样的人在历史上大多连名字都留不下来。即使稍微成点气候的,也不外乎用新瓶装那些旧酒,华丽的包装下依然是孱弱的躯体。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要废除王侯将相这种等级制度,而是不平于王侯将相中间没有他这么一员,他的反抗是他本人没有成为分蛋糕的人,而不是认为蛋糕应该大家吃。
极权统治一直都受到挑战,即使这些挑战大多数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威胁,甚至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一个结果,至少是那些在社会底层总是成为鱼肉的人们,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或者他们的天性促使他们不认可他们永远处在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公平成为这些人的武器,或者是幌子。均贫富的口号几千年不知被多少反抗者一再提出。确实,这个口号具有简单质朴的号召力,也不断让皇权的大厦摇摇欲坠。
但是均贫富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这个想法是善良的,但却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不管如何,我都怀疑他的真诚。均贫富不管是从起点上大家平分所有财产(农业社会主要是土地),还是结果的公平也就是长期保持平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以李自成和洪秀全来做例子。李自成用李岩等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并用“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俘获了大批农民的心,但是这支用平分蛋糕吊起追随者胃口不惜杀官造反的大顺义师入驻北京虽然只有四十二天,没有表现出任何正义化身的迹象。他们反对狼吃人,自己却变成了老虎,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但即使他们最终成功,也绝不会实现自己的诺言,顶多就是论功行赏,建设不了一个人间天堂。
太平天国以基督教平等观以及对农民极具杀伤力的以均田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在神的光环下,画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可惜这幅图画不是建筑施工图纸,只是可以称作漫画而已,当不得真。现实中,洪秀全及那些替天行道的东南西北王爷们仅仅占领一隅就迫不及待的享受起来,其腐化堕落比他们起义的理由清政府的腐败还要厉害和不受控制。
之所以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么些既不像历史,也不算理论的东西,我的目的很明显,社会结构这个大厦不是靠吹牛说得漂亮就能建设好的,很美丽的图画可能建成的实际就是豆腐渣工程。但是我们现在包括以后还将遇到狂人和别有用心者向我们展示那些图画,我们还将会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不切实际的图纸上。善良的百姓总是轻信,但善良总被雨打风吹去。
整个中国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忽悠与被忽悠的记录,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好被欺骗了,当你不能给他饼子的时候,画一个给他也可以让他跟你走,或者保持沉默。
相对均贫富这样简单的纲领,康有为的《大同书》似乎更加精致一些。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流亡日本,游历欧美,这是其他儒学学究所没有的经历,他的眼界也比夫子们开阔一些。但是细读《大同书》,我们发现他还是企图在沙堆上建立一座大厦。他同样以“天下为公”作为一个虚幻的基础,以儒家的仁作为出发点,以公羊三世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达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的美好愿望。虽然康有为抛弃了传统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这对一直把等级纲常作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是一个大突破,起码他强调了平等、天赋人权这个概念,但是他代之以破除九界(废除国家、消灭等级种族男女差别、教育抚养和养老等统一管理、财富平等之类),他的思想更多的像柏拉图似的质朴的共产主义,没有任何新意。
康有为认为苦难的根源在于九界,但是天真的认为“知病即药”,我们知道一个病因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是一个极其草率的结论,也让《大同书》变成童话书。且不说苦难的根源根本就没要这么简单,我们知道一味的强调结果的平等不知有多少人在此犯了低级错误,另一方面,消除一切差别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甚至这种做法根本就不是人类社会解决问题的渠道。
高扬的理想很可能隐藏难以发现的危险,就像毒蘑菇一样,越是艳丽的蘑菇越是有毒。华丽的外表下毒素将趁虚而入。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为“毒蘑菇原则”。
中国的百姓数千年来一直在希望和绝望的轮回中挣扎,美好的生活就像天上的月亮那么明晰却又遥不可及。人们成为一些人争夺政权的工具,而且他们的饲料只是纸上的馅饼。我认为我们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责任不仅仅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人们自己也要付很大的责任。争夺政权就象战争,无所不用其极本来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一再的上当受骗,天真的相信馅饼会掉在自己头上,才是给了别人欺骗你最好的机会。
当一个个口号失去吸引力时,一个新的词语又展露出来——“和谐”。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所有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针从来就不是经过人民讨论得出的,而是至上而下推出的。人们只有默默的接受和实行。
和谐这个政治理念跟以前的理念有很大的区别,以前的“四个坚持”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有更加明确的指向性,更加强调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以及经济文化的政治方向。而和谐似乎更像一直模棱两可的东西。和谐也似乎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人合一的向往。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反对他,除非他是一个狂人,他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疯子。
和谐本来是一个形容词,是描述一直互惠互利、共生共荣的场景的,是一种去除紧张、消除矛盾的状态,或者至少是紧张和矛盾在可以控制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和谐作为文人的理想无可厚非,作为一种宗教情怀也有其价值。但是当和谐成为一种政治纲领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对其警惕。
我们知道,政治家或者统治者的任务是解决社会的具体矛盾,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对公共资源进行安排,这种安排有的是直接行政干预,有的是通过制度和社会内在运行机制自动完成。不管怎样,都有一个前提,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理想状态之下,我们的生活远没有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样舒适和自得。也许人类社会永远达不到那样的状态。更何况我们没有解决基础的社会问题,又有什么资格去谈和谐这样飘渺的远景呢?就象对一个难民来说,基本的温饱没有解决,让他去谈营养和健美,有什么意义。正如一个著名的好心肠的皇帝听说发生了饥荒,百姓没有饭吃,他就建议百姓吃肉,非常荒唐!
但是我们绝不认为最高权威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纲领并大力推广是幼稚,仔细分析和谐的出炉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作用的。
其一,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政治的潜规则使然,是胡锦涛巩固其地位的需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跟民主国家政治上的巨大差别。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迭是程序性的,领导人的权威来源于选票,他们更多的关心的是实际社会问题,比如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而不会冒然提出一个什么社会法则。现今的中国或者说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统治集团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利用暴力机器对人民的控制,另一个是意识形态的认可,即道统的传承。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虽然他们权力大小、执政重点有很大的区别,但无一例外的是都被披上一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作为合法性的来源。所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不提出一个什么新奇的口号,不树立一个旗帜,他就无法确立自己的地位,他就有缺憾。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和谐”看成一次演出,重要的不是演出的内容,而是有一次演出这个事实。
其二,当局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是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由于中共强调经济改革,同时在政治上极度专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国强民弱的畸形儿,这也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特点。公共权力没有任何约束,利益集团借机大肆侵吞和掠夺公共和私有财产,官民矛盾、社会矛盾极其突出。同时由于开放的扩大,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于捍卫自己权利更加坚决,维权运动高涨,与权力的冲突也在加剧。和谐对统治者非常需要的,他们需要人们顺从他们的统治,不要任何的折腾。
其三,和谐的建设和执行并不像这个词语表面那么温和与美好。如果平等主体之间谈和谐意味着克制忍让,但是和谐是在中国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广大人民处于弱势被掠夺状况下提出的,和谐也就成了帮凶。和谐首先成为打击维权运动的理论依据,并成为了执法部门对人民权利忽视和剥夺的理由,最后的结果是借和谐之名扬公共权力之威风视人民权利如草芥,使中国社会走向危险的境地。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再荒唐的政策,也会被在现实中推行下去。借和谐之名血腥和暴力在大地上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剧,因为上位者的荒唐必然有阿谀奉承者全力跟随。我们这片土地曾经上演了亩产十万斤粮食的荒诞剧,也曾经上演“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权灾难片。这些完全违背常识和社会法则(我不愿意用法律这个词,因为这对统治者似乎更加苛刻了)的事件发生没有在当时得到任何的质疑和纠正。指鹿为马并不是因为大家缺乏动物学的知识,大家缺乏的是反对专横权力的勇气和力量。
与和谐成为孪生姊妹的还有一个词语就是维稳。稳定达到不顾一切去维护的时候,这个药方实际就像吃鸦片一样属于自我麻痹。
因此我们看见在“和谐”的社会里,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被剥夺了,上访演变成截访和“黑监狱”,写作变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揭露贪污受贿变成诽谤。
和谐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和谐不能作为掩盖社会问题的遮羞布。和谐是结果,是水到渠成,为和谐而和谐就成为粉饰太平了。
中国的领导人和统治集团没有正视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民的权利被剥夺,公共权利的来源不是公民用选票给予的承认,因此在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前提下的任何口号都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看起来很美,实际上是海市蜃楼。在人们没有任何手段制约专横权力时,在公平正义缺席时,和谐社会是不会到来的。我们已经被蛇咬了很多次了,我们还会做善良的农夫吗?
2010年9月17日写于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2010年9月5日星期日
陈卫:王森出狱首次成都行
四川虽地处中国西南,但是这片土地上却不缺乏“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匹夫”。八九民运被镇压后,在红色恐怖的政治气氛之下,四川涌现了不少坚持良知向专制统治说“不”的勇士。他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走呼号,或单枪匹马,或群起进攻,虽多人身陷囹圄,却前赴后继,民主呼声不绝如缕。
1998年,各地纷纷自发成立中国民主党。在当局已经逮捕了王有才、徐文立等人的情况下,四川民运人士刘贤斌、佘万宝、黄晓敏毅然公开到四川省民政厅登记要求注册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刘贤斌、佘万宝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和十二年的重刑。但是疯狂的打压并没有让四川的民间反对派噤若寒蝉,他们依然坚持以各种方式争取权利和反对专制。
刘贤斌入狱后,欧阳懿也因为反对政府给教师发工资打白条受到迫害,他们夫妻及其他几个带头的教师被从保石镇中学发配到偏远的小学任教,欧阳懿两口子调到观音乡小学。在此情况下,我们商讨让欧阳懿辞去教师工作,直接到成都发展,填补由于刘贤斌和佘万宝被捕留下的空白,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长期外出肯定很不方便。
胡明军、欧阳懿和我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团体,我们经常对民运发展进行磋商,探讨对策。我认为在当局严密控制和打压的情况下,不宜继续公开以四川民主党的名义开展活动,最多可以做一些关心已经因为民主党组党原因入狱的难友,当时最重要的还是结交朋友,开展交流,可以公开对当局打压迫害民间反对派进行抗议。这个提议当时欧阳懿、胡明军都是赞成的。但是后来胡明军还是坚持组党,具体的原因我只有揣测了。我不是说我的意见就是正确的,胡明军的做法就是错误的。争论是非得失是非常困难的。这也不是我的责任。也许胡明军没有经过监狱的历练,他的骨子里浪漫的东西多一点,而许多人政治斗争的经验来自于党文化文艺作品,但是我经过92与胡石根组党事件,我认为不管你是公开还是秘密组党都是不可能瞒过秘密警察的,太过秘密实际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事情。
然而,胡明军觉得组建一个正式的政党才能够接过刘贤斌的接力棒,才能显示出四川(当时包括重庆)民运人士不屈不饶的骨气,在与我商量并被我否定后,他依然决定组党了。
通过结社还是分散的公民抵抗运动来推进民主进程到底哪条路正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完全的结论。不可否认的是,组党的中国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勇气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胡明军组党的过程我没有参加,欧阳懿后来也没有参加,我只是得到零星的消息,他们在哪里开会了,发出什么声明了。其中有彦鲁国、鲁登川等人,后来我就听说胡明军和达州的王森被抓了,判得很重。这对我来说是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个结果却那么残忍,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当时该更加努力的劝阻胡明军。境外媒体要我发表意见,我由于对情况不了解,所以也就只有泛泛的抗议政府对他们的迫害,希望他们能早日获得自由。
王森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十年来关于他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大多是他生病了,在监狱里得不到治疗,还有他的妻子独立抚养两个孩子,也没有工作,连到餐厅洗碗的工作国保都要破坏。我是去年七月到达州去见了王森的妻子魏心玉和两个孩子,因为当时魏心玉租的司法局的小门面卖帽子等物品,司法局说要收回门面。这个门面虽然很小,但却是他们一家唯一的生活来源。我跟其他朋友商量后到达州去,希望传达一个信号给达州国保,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不给魏心玉他们生活出路,我们将在达州申请游行,将达州国保的恶行昭示天下。
王森出狱的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而且6月下旬我们又找到今年出狱的佘万宝,这些消息对不断有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环保人士被象“韭菜”一样收割,不断有人被以各种罪名投入监狱的四川来说,简直就象冬天的暖流夏日的凉风。当时我和刘贤斌以及其他朋友约好在7月2日王森出狱时迎接他,并随后赶往自贡参加刘正有被控涉嫌诈骗案开庭。然而世事总是那么难料,6月28日,已经两次入狱的刘贤斌在刚出狱一年七个多月后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这打乱了四川朋友们的计划,一方面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刘贤斌被抓后事件的进展,另一方面大家都在准备对刘贤斌进行声援营救,到达州去至少要花一天多时间,我耗不起。至于国保传讯我,警告我不要到达州去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所以我就委托到达州去的陈云飞、张明、卢钢等人给王森带个好,并写了一幅字带给王森。
从达州传来的消息不太好,王森情绪很低落,这跟我们到广元见佘万宝差别很大,佘万宝见到我们一直在笑,反复说就象见到家人一样,是他出狱后最快乐的时光。而且达州国保继续他们极负责的做法,在王森家附近安排了几个哨监视他。
王森的女儿王清在四川大学锦江分校读书,王森决定亲自送女儿到成都上学,顺便为妻子的小摊在成都进货。这个消息与王森同在南充服刑的梁凯旋告诉了我,希望我届时见一下王森。正好宜宾的袁娟,也是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个很有豪气的女性,他因为在网络上公开支持刘晓波被国保威胁但却毫不屈服,而且她也参与了声援刘贤斌的绝食行动,她希望和我在成都见一面,于是我们就约好在王森到成都的8月28日在成都见面。
因为跟王森联系不上,所以我一早就赶往成都,而袁娟也打来电话,她将孩子送到邻居那里并坐上开往成都的汽车。
我只买到一班特别慢的火车,到达成都时已接近中午了,我来到梁凯旋家里,考虑到其他朋友的方便,我们决定到成都读书会所在地大慈寺旁的鑫磊茶楼去,而袁娟和李宇直接在读书会与我们汇合。于是我用凯旋的电脑在推特上给蒲飞发了私信,告诉了他王森到成都的消息。
到了读书会(实际是鑫磊茶楼)后,袁娟和李宇等已经先我们到了,和我一起4月6日在乐山围观“链子门”案件的童玲女士也在那里。虽然本周没有读书会,但是读书会一些成员也还是一如既往的来到这里,象右派作家、《左右春秋》的作者陆清福,读书会资深会员多余都陆续到来,也许读书会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了吧。
我们几个吃了茶楼做的工作餐,大家就随便交谈。张明、小冯、卢钢、凌怡等陆续到来了,人称赵姐的赵元辉女士听到王森要来的消息也赶来了。
大家都对王森不太了解,但是听到他要来的消息却不约而同的放下其它事情,卢钢是从邛崃赶过来的,而刚从北京回到四川的莫之许也从成都一个郊县立即赶来,王大联兴冲冲赶来见王森一面,可是王森却久久不出现,他有事只好带着遗憾先离去了。
据王森在家的儿子的电话,王森他们早就出发了,但是直到晚上6点,我们还是没有得到王森的任何消息,大家心里难免有些焦急,揣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或者国保将他拦回去了。正在这时,魏心玉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成都了,火车晚点,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告诉他们我们所在的位置。
大概他们离得不太远吧,没多久王森和魏心玉就到了,王清则自己到学校报到去了。一阵寒暄过后,大家就在茶楼里吃饭了。赵姐本来说准备请大家到馆子里吃饭,我给她说茶楼老板吴登伟4点多就在准备了,大家也不是在乎吃东西,这里大家还要自由一点,起码没有餐厅里人来人往的纷扰。
落座时才发现今天的人太多了,本来两个小方桌,结果变成四个小方桌,都还挤得很,于是一些人只好站着,还有几个朋友临时有事,正好轮番吃饭。
王森穿着一件蓝色衬衫,脸上显得比较严肃,十年的监禁、生活的压力,他确实没有多少可以高兴地理由。他解释了一下他到成都是跟国保打了招呼的,因为他在剥权期,外出必须要请假,送女儿读书倒是一个不错的理由。魏心玉也补充了一下他们被监视的情况,在座的朋友对达州国保无耻的“敬业”精神只有怒骂回敬了,都说达州可能是四川最左的地方。
由于王森患有糖尿病,不能饮酒,他只有以茶代酒回应朋友们的敬酒。魏心玉坐在那里一直都笑着,她辛苦了十年,等待了十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亲友的不理解、警察的骚扰、由于没有任何收入一直在生存的边沿挣扎、含辛茹苦的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她有一千个理由放弃,她有无数的时刻面临崩溃,但是她终于等到了与丈夫团聚,一个完美的家庭就是她的成功,是对在狱中的王森最好的安慰。席间,许多朋友都对王森称赞魏心玉这么多年的辛苦,是难得的好妻子,王森也频频点头。魏心玉也对大家这么多年来给予他们家庭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孙立勇先生用当搬运工的钱并发动大家捐款,每年都给他们金钱上的帮助。
此次“饭醉”,虽然有贤斌被捕阴影,但是王森出狱毕竟是值得高兴地事情,所以席间没有悲伤,没有被霜打那种低迷,我们迎来了难友出狱,又忍看其他人进去,但我们还得生活,我们还有需要做的事情。三十多人畅所欲言,将最近这些年的维权民运新发展讲给王森。王森在狱中多年,对社会不了解,在他的记忆里,民间反对派始终不被大众理解,但是今天的场景让他打开眼界,什么时候世道已经改变了,一些普通公民已经不再惧怕,而是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真心话。王森的心情在改变,我从他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可以看出来,他的心病在痊愈,阴霾在消退,他是因为这么多朋友都有共同的理念而欣慰。
晚上冉云飞陪同家人吃饭后也赶来了,之前没有通知他是因为不知道王森具体到达时间。冉云飞是个对家庭极其负责对朋友极其仗义的人,之前他也委托我将六百元钱交给王森,我自己也拿出一千元来,而赵姐拿了一千元让我转交给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此时她只有一千元了,她觉得只给王森一千元不足以表达她的意思,和我出去找银行取钱,可惜附近没有取款机,赵姐只好作罢,说反正王森也不是马上就走,还有机会。
冉云飞的到来又掀起一轮高潮,王森也逐步融进这个大家庭。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路途比较远和还有工作的已经开始告辞,有朋友提议大家合影留念,记录这一珍贵的时刻。随后我与王森握手告别,希望他将养身体,将多病的身体调理好点,同时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多看看新闻,适应社会,不要着急工作和做事,朋友们将一如既往的关心他和他们家庭。
成都之行我不陌生,月初才和贤斌家人到了成都,这是我多年来与王森的第一次见面,也是王森出狱后第一次外出。我不希望王森现在就投入到民运维权运动中去,就象6月我见到佘万宝所说的,他们已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付出了太多,他们也有家庭,也有自己的生活。中国的民主事业不是几个勇士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需要英雄,将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心态我们迎接不了一个民主社会的到来,同时这样的人也不配在民主社会中生活。
(照片说明:中间牵手者是王森、魏心玉夫妇。)
《议报》第432期 2010/09/05
http://www.chinaeweekly.com/FileView.aspx?FileIdq=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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