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黄丝带行动与僵持前阶段策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29/2010

在破除形而上的神话后，选择民主或专制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阻挠民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僵化，而是利益集团对其所占据的特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舍弃的不甘心。

在利用民主的号召和历史决定论的诱惑取得政权后，中国出现了一家独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中国的执政党前期还是为了支撑他们奋斗的信仰聚集权力和财富的话，那么自七十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以及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崩溃已经让中国的执政者明白他们以前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信仰的垮塌对于中国的政治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官方从马克思主义教条中挣脱出来，将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开启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门。在市场规律的作用和长期积累的需求的拉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迅猛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官方顽固的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致使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官强民弱的畸形社会，社会不公和腐败跃居世界前茅，社会矛盾堆积如山，使社会共同体犹如坐在炸药桶上，面临随时崩溃的危险。中共目前将维稳作为第一要务，将和谐作为执政目标，就是面对社会矛盾无法疏导和处理的无奈之举。就像一个富裕之家绝不会提出让大家吃饱饭一样，一个和谐安宁法治健全的国家也不会将维稳和和谐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

信仰垮塌带来的另一个效应是中共执政合法性转移并受到怀疑和威胁。当中共以共产主义为目标时，由于目标单一，以及意识形态加上严密控制，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对马克思道统的坚持。由于目标的高远缥缈，实际人们无法对这个目标检验和质疑，以致它们的合法性很难在内部受到挑战。就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在国民经济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一种事实上的稳定。但是信仰垮塌，或者说国家目标的转换，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政府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作为来评判其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官员的行为的正当与否，从而将执政者的合法性从天上拉回人间，也就是将不可质疑不可挑战的公共权力置于人们的视线中。

中国现代政治的目标不是是否要实现民主，是否要抛弃一党专政，而是怎样实现从一党专政转型到宪政民主国家。理论上的争执只是利益上纠纷的表现，当然数十年的灌输教育和社会实验，足可以让一些人产生惯性思维，这并不奇怪，就象凯恩斯所说的：新思想战胜旧思想并不是拥有旧思想的人接受了新思想，而是接受新思想的人们成长起来，而拥有旧思想的人们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中国的现代民主运动说来也有三十多年时间了，但其中大多数时间可以归结为个人对制度的挑战，悲壮成分居多。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怀疑以致与一个现行的具有正统地位、具有欺骗性的政权决裂从刚开始一定是少数先知先觉者们的行为。人们不能跨越自己的肩膀，这也是理解民运历史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不能对那些在漆黑道路上摸行者苛刻，我们应该记住民运是有记忆和历史的。

在一党把持政权先天合法性丧失后，剩下的就是欺骗性宣传和赤裸裸的维持。虽然是非问题很容易弄清，但是强大的习惯和集团利益却不是那么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民主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具有相似目标的人们却很容易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革命派、组织派、暴力派、渐进派、颜色革命派，众说纷纭。评判其中优劣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我希望将自己长期思考的一些所得与大家交流。

转型路径取决于对形势判断

许多人在选择民主运动的策略和路径时的依据是个人偏好，或者说是受到历史事件和影视作品宣传的影响，情绪大于理智。这绝非是危言耸听，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略提出而实际效果很小，就可以明确，这些东西闭门造车的成分有多大。

批评不是目的，因为严格说来，包括笔者在内大家都不属于职业政治家，良好的初衷是我们共同的特点，但是现实的估计不足也是我们共同的弱点。

只有在对现实充分全面的判断下我们才能做出民运到底应该选择何种方式的结论。

僵持前阶段是现阶段的特点

那么，中国目前处于民主化的什么时期呢？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时期当然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局势判断失误可能会给民运带来巨大的危害，而我们已经交了巨额学费，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切不可再疏忽大意。

对于局势判断，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来进行确定。首先，我们是否处于专制的绝对控制之下。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其实只要我们从纵向的角度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那种铁桶似的统治已经软化，虽然这并不是统治者们的本意。在五六十年代对专制者怀疑的人可能性命不保，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用他们的生命昭示了在绝对专制下坚持自己的良知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自魏京生为首的西单民主墙人士被判刑，到现在大批民间人士公开提出政治主张，虽不时有人被抓进监狱，但总的来说，异议人士已经可以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而且在大量反对者的批评下，政府和警方也不再仅仅采用监禁和判刑的方式来镇压不同的声音。

如果我们已经度过了暗无天日的绝对专制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处在一个僵持阶段。不过僵持也是要分阶段的，而各个阶段的策略也有显著的区别。界定僵持前阶段与后阶段的标准我认为是力量和效果，当然也有手段的作用。我之所以将现阶段确定为僵持前阶段的理由是：

1、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小视的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相对来说还处于半自发状态，既没有大量组织化的维权团体，而且维权行动还基本处于就事论事的状态，虽然在一些具体维权行动中取得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在涉及地方利益、敏感事件、国家政策等方面只能是有限作为。而完善的维权运动应该是人员机构、维权平台、维权方式、维权范围以及强度有更大的提高，甚至可以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方面有所作为。

2、民间力量兴起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宗教人士、维权律师、独立知识分子、访民和网友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民间反对群体，他们是反对专制要求权利推进民主的中坚力量。但是相对来说这些人士的沟通交流还比较缺乏，难以形成合力。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运动公民运动必须走过的过程。

3、舆论一边倒的终结。专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控制舆论。现在，在一些具体的反对腐败、法律公正以及社会问题上，主流媒体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了，网络即时媒体的兴起使大家在获取资讯发表意见上更开启了崭新的空间，从而使官方舆论控制的力度和效果大大打折，使其不得不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4、利益集团日趋成熟和贪婪。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以前曾经是一个以理想支撑的主义党，那么现在的共产党则是一个完全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形成表现在官员的任命和使用依靠上级，所以跑官成风，收受贿赂，民间称“不怕做错事，就怕站错队”就是对利益集团的一个写照。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力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掠夺老百姓的财产，几年来许多维权事件都是因为权贵者肆无忌惮的掠夺而造成的。这些年中国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富裕起来的基本都是权力周边群体。有人将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开放称作“中国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在专制下可以实行经济改革，而是专制的政治背景下实行的经济改革是畸形的改革，是对人民权利的践踏和对国有财产私有财产的掠夺。而让人担忧的是，利益集团在中国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利益集团的掠夺行动不是到了高峰，实际利益集团才刚成熟，他们的圈钱运动才开始。而利益集团的特点就是围绕权力灵活的分赃体系，国家政策成为它们的着陆点，法律和暴力机构成为利益集团捞取财富保驾护航的工具，借改革、开放、行业发展等理由公开掠夺。利益集团由于其本性在政治上维护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在社会层面对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天然反感，也导致民主运动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大力发展。

僵持阶段划分的依据是实力原则，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些人因为看到维权和公民运动的轰轰烈烈而觉得现在到了僵持后阶段，我觉得这是民主运动中一个普遍的疾病：头脑发热，冒险激进！

僵持前阶段的特点是：民间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沟通交流融合，在重大事件中表明自己的态度，通过维权行动和公民行动显示自己的存在，对政治权力的冲击保持分寸。

而僵持后阶段的特点则是：民间力量壮大，对公共政策和舆论有一定影响力，在重大问题上势在必得，除了维权外对权力的合法性进行挑战，主动进攻行为明显增多，冲击底线频率加大。

僵持前阶段策略的引入

利益集团绝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地位的，这跟理念和素质没有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统治者绝不会主动放弃他们的地位的，他们会竭尽全力使用所有手段铲除对他们地位的威胁。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专制统治者们虽然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他们还是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否则我们现在依然在秦N世的统治下生活，历史也不会有任何进步。

所谓僵持，就是博弈双方没有出现一方将对方完全解决掉，那种“在精神上完全摧垮，肉体上消灭”的极端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另外，僵持前阶段也意味着力量的不对称，民间力量还处于生长和发育的状态。

理论家们注重的是政治理念的合理性，社会发展的长远可能性，而政治家们则必须将理念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放在首位。所以从专制到民主的进程中，拥有足够多对专制摈弃、对宪政、民主、人权拥护和推动者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是僵持前阶段。

我们可以说专制制度是邪恶的，它们会出于自身迂腐的观念以及利用不对称的权力体系为一部分人捞取好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邪恶和不道德也是有等级的，毛时代的绝对专制和胡温时代的专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现在虽然舆论还是被控制，组党结社以及批评政府与执政党依然可能面临被投入监狱，但是不论是打压程度还是范围都比以前有较大的改变，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已经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僵持前阶段民间人士、反对派人士的空间是许多人用他们的行动抗争得来的，也是官方和民间博弈的结果。

政治家们不是意气用事的书生，实际结果应该是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个人抗争是不足以推动社会转型的，真正的社会变革民主转型必须有自己强大的的力量和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的眼光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精英人物自我陶醉的小圈子，而是应该用敞开无边界的胸怀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心态作为战略。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历史和现实已经让他们明白现在所谓公正对他们只是一个美丽的包装盒，里面却是赤裸裸的谎言和暴力。中国的百姓不需要启蒙，他们只是被压榨到麻木，或者对反抗的作用较为怀疑而对由此带来的风险有着较大的顾忌。

僵持前阶段的策略首要的就是降低人民捍卫权利反抗暴政的门槛。我们可以把精英民主比喻为跳高，一个国家能一跃而跳过一两米的人必定是少数，这里跳过一两米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在奉献精神、人文知识、面对专制毫不退缩的勇气等等有较高的要求和水平，虽然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良心，但曲高和寡，他们的出现和成长应该说是另类和难以复制的。但是僵持前阶段的策略更象是爬楼梯，也就是普通人都可以参与。一个并不强壮的普通人也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轻松的爬上几层楼梯，对专制形成合围。

僵持前阶段我们首要的是听从良心说真话，这不需要太大的勇气，但却是对专制的致命一击，因为专制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用纯暴力来对付人民，大多数时间它是利用人们的恐惧，让人们失去说真话的勇气，让每个人都成为专制的一份子。所以只要大家坚持说真话，就会使专制失去其土壤。

僵持前阶段强调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下的活动。随时随地的与现有体制进行对抗并不会带来对专制体制的瓦解，它的副作用有可能是加大与现政权的裂痕，让参与者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让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险恶，同时也让普通民众对民主运动的风险评估加大，对民主运动产生疏离。而坚持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范围内活动则可能在一时一地取得现实胜利，将高远目标和现实努力联系起来。维权运动和公民行动在最近几年不断取得局部胜利正是大家具有现实眼光采取务实策略取得的成绩。当大家在注重现实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行动时，民主运动也就从疾风暴雨的革命转向到渐进温和的轨道上来，将未来从对不可知的突发事件的期待转向到每时每地无数细小进步上来了。

僵持前阶段的重点是消除恐惧，是在现实条件下的坚持，是实力的发展和扩大。同时僵持前阶段策略的成功并不是利益集团的退让，而是在法律界限上的坚持消弱了专制者镇压的理由和意志。

黄丝带行动的意义

科技进步特别是网络工具对专制带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结果，但是科技绝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也许我们拥有太多锲而不舍的勇士，但中国的民主不会到来，因为我们相比来说民主并没有扎根在坚实而广袤的土壤上。

川渝地区的朋友提出了僵持前阶段的行动原则：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坚持民运维权三次入狱正面临审判的刘贤斌先生也是这一原则的提出者。

本文重点提到黄丝带行动是指为了捍卫人权和法律以及公正自发的公民行动，比如邓玉娇事件中网友们的声援让一个弱女子从杀人罪的指控中获得自由，刘晓波、黄琦、谭作人等人被政治审判，由于众多维权人士、访民、市民的围观，虽然并没有改变审判结果，但这些审判却明显的失去了杀鸡骇猴的作用，深刻的体现出假法治真迫害的本质。而在乐山开庭的成都中院“链子们”案件以及福州马尾开庭的“三网民”案件，由于大量外地网友、热心人士的参与，规模更显得庞大，影响也更加深远，当局在明显违背民意的情况下虽然将审判继续下去，但也显得力不从心。而新都警方将陈云飞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进行非法拘禁，在刘贤斌、陈卫、莫之许等人发起的“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之后，警方当天就不得不迫于压力将陈云飞释放，并且他们不得不在以后的执法过程中考虑这样完全不顾法律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所有这些黄丝带行动都是公民自发行为，同时也是大家捍卫法律尊严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行动，这样的行动虽然可能受到当局的干扰，但是由于坚持了自发、守法、站在道义一方，不管结果如何，都算是取得了成功。每一次邪恶的审判都是专制者自掘坟墓，每一次黄丝带行动实际都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对民主的追求与政权的更迭不能划等号，僵持前阶段我们更应该步步为营，坚守阵地逐步前进。黄丝带行动揭露了专制的法制不是法治，对正义的追求就可以将大家联系起来。在黄丝带行动中具有良心的普通公民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消除了对专制的恐惧，瓦解了专制的土壤。民主是远大的目标，当决战疆场遥远时，为什么我们不能日拱一卒，收获现实的胜利，也许到那时我们距离理想就不是那么遥远了！

陈卫：行者刘贤斌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更新时间：7/15/2010

一

刘贤斌在6月28日被遂宁警方刑事拘留了，又在7月5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种种迹象表明，对刘贤斌抓捕是高层的决定。刘贤斌似乎在劫难逃了。这是他以类似罪名（1991年是以反革命罪判刑的）第三次被捕，作为“累犯”，面临严厉的报复，可能又将被尘封好多年。

刘贤斌的青少年时期在四川省遂宁市度过，不过直到他读高中时这个川北小城还叫做遂宁县。他家住在仁里场，是一个离城区不太近的乡镇。母亲是一个朴实的农民；父亲在森工局，常年在遥远的大山里伐木。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与刘贤斌是高中同学，不过当时没有交往，如果没有八九民运，我和刘贤斌的生活轨迹，很难交叉在一起。

刘贤斌参加了八九学潮，诸如游行、围堵军车、回四川呼吁声援学生等等。但当时，他的影响不大。他和要好的高中同学，也就是“十兄弟”，在学潮开始前就认为中国近期将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但这个运动一定会遭到镇压，所以不要在早期过深介入。“六四”镇压后万马齐喑，这个时期刘贤斌和他的朋友们决定站出来，承担道义责任。他们先赶到成都，参加抗议当局血腥屠杀的活动，之后刘贤斌赴北京，准备参加巷战，未果，然后又回到四川遂宁，与欧阳懿、陈卫筹办地下刊物。

北京警方掌握了刘贤斌的活动，对他进行了审查，但由于他所在的人民大学的保护，他顺利地度过了1990年，完成了实习和毕业论文，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已在重庆找到了工作。但是命运的拐点出现了，这跟我有关。我在1990年底从秦城监狱出狱回乡，之后我和他又回到北京。由于我跟许多八九时期的学生领袖一起坐牢，于是我将刘贤斌介绍给他们。贤斌对此欣喜若狂。“六四”后，北京高校内一片肃杀，他感到非常郁闷，一下子能认识这么多的有志青年，共同探讨中国民主之路，对他真是意外惊喜。当时胡石根在组建中国自民党，与贤斌接触后，对他大加赞赏。这使警方决心对他下手。

1991年4月15日，在他距毕业近在咫尺之时，北京公安局对他收容审查。警方对他说，只要他认错悔改就可以释放他，并拿到毕业证。但是倔强的刘贤斌不肯违心地认错，因此他在牢中付出了两年半的青春。这是他首次坐牢。于他，信仰是超越自由和个人前途的。从此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民运人士。

二

刘贤斌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我曾形容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90年代他基本没有收入，却跑遍了全国各地（坐牢期间除外），只要听说谁是民主信仰者，他就拿着地址只身前往，前去叩门。可以想象，这种原始联络方法效率很低，往往是徒劳而返。但就是凭着信念的支撑，各省市在孤独中战斗的朋友们联系上了，在全国形成一个推进民主自由的圈子。这不是刘贤斌一个人的功劳，但他实在居功至伟。可以说，现在中国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局面，与90年代刘贤斌的付出分不开。至今浙江、湖南、西安、贵州的朋友们谈起贤斌，对他的贡献，仍然赞不绝口。

在过去的21年中，贤斌有12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但贤斌并不觉得这样的付出不值，也从未抱怨。他自从走上这条道路，就知道其艰辛，他曾经说，民主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不知道，民主化之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铺路石，许多的事情要有人来做，一点点地做。所以，贤斌对突如其来的抓捕并不感到意外。1999年7月，当警察将他从家里带走时，他很平静地对妻子陈明先说：“我要等10年才回家。”果然他被判刑13年，2008年11月才被释放。这是他第二次坐牢。

从监狱出来，刘贤斌当天下午就到八角亭公墓祭奠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去世已经3年多了，临终前没能看到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含恨而去——这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一个伟大的母亲最大的遗憾。不过，在贤斌的母亲去世后，我们——他的同学、朋友——一起为她守灵，度过了两个长夜。这位伟大的母亲的儿子是基督徒，那些教友们也整夜陪伴着她，只有音乐、赞美诗，没有哀乐和哭泣。贤斌的父亲现年已经82岁，贤斌在上次出狱时就决心要对父亲尽孝，善待如海恩情的妻子和已经对他生疏的女儿。现在看来，他已经不太可能对父亲尽责了。

刘贤斌从不为自己算计，总是很平静地面对一切。他出狱后，许多人慕名来到遂宁拜见他。大家都觉得，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谁也看不出他经历了12年的牢狱之灾。他从容淡定，虽然与世隔绝十多年，但他的思想却依然清晰敏捷，分析问题透彻和中肯。刘贤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倡导者，也是其坚定的践行者。对许多人不切实际的想法，包括对暴力变革的主张，贤斌总是耐心地对他们劝阻和说服。

近年来，我们的一些朋友提出了“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的川渝行动原则，贤斌提出要加上“识大体”。而我认为识大体本是题中之意，用不着强调，如果加上这三个字，反而会让他人误解，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由此来看，说刘贤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贤斌针对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权，而是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

三

贤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却从来不观光旅游，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想不起去看风景”。他多次到杭州拜访同仁，即使在西湖边上，也未去看一下西湖。当提及此，他总是淡淡一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他心中，与同仁交流是最大的乐事。心中有山河，何处非风景？

刘贤斌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他不仅非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非常理解别人。在政治高压下，在异议者的圈子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被误解为“特务”、“线人”，而贤斌总是维护这些人。他认为被自己人误解，是对人心灵的巨大伤害。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而是有他自己的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被误解的人是坚定的志士。贤斌这种眼力，除了他的智慧之外，也由于他非同寻常的气度，而他的宽容源于他的善良和爱心。

刘贤斌对同志、朋友具有血肉相连的同情心。出狱仅一年多时间，据我所知他就捐了两万元钱给各难友，而他却从来不将这些事情披露，实际他家的生活非常拮据，他穿的衣服都是同学给他的旧装。今年春节，我们给川渝狱中难友捐款，他又要捐两千元，被我阻止了，因为当时的捐款已经差不多够了。得知李卓出狱后，贤斌就计划前去看他。去年8月，他以到妻子娘家的机会见到了李卓，结果被警察强行送回遂宁。得知佘万宝出狱的消息，我和朋友第二天就到了广元，而贤斌第三天也赶到广元看望万宝。王森今年7月2日出狱，贤斌和我约好前往达州迎接王森。

陈云飞被警察无任何理由和手续第六次非法关押。6月18日晚上我对他说了这个消息，并说不能让这种践踏法律的事情继续下去。19日上午，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喝茶。他非常气愤，于是我们决定到新都去抗议，让好人陈云飞回家。然后我们各自回家，并将我们的行动在推特上发布。之后，我们到了新都。当时，有一些人，比如小冯和李婷惠等，已经前往新都声援陈云飞，莫之许也正从北京乘飞机赶来。当天晚上12点，陈云飞被释放。已经入睡的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从床上跳下来，然后他从我们住宿的小旅馆冲出去，到网吧给朋友们通告这一让人兴奋的消息。“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取得完胜。

我们出发前就考虑到风险，特别是刘贤斌的风险。此次刘贤斌被带走时，我以为他最多就是被治安拘留。我不知道这次行动跟他被捕有没有直接关系。刘贤斌看到朋友、同志受到伤害比他自己受到伤害还要难过，他是一定要营救陈云飞的。他曾对我说，今年11月，他剥权期结束后，一定要前往武汉去接秦永敏——神交已久，却未曾谋面的同仁。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看来他的这一愿望将要落空了。不过四川的朋友不会让他失望，如可能我将去武汉，将他的祝愿带给秦永敏——另一个可敬的战士。

四

大义当前，刘贤斌从来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出狱不到一个月，他得知遂宁市莲溪县林业员邓永固因为揭露腐败被捕入狱，于是毅然和我署名发表《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该信导致邓永固后来被释放。出狱不到一个月，贤斌作为首批《零八宪章》签署者签名，并为自己刚出狱就签了这么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感到非常幸运。

刘贤斌不是理论家、宣传家，他是一个遵循良心的行者。今年5月，他来到北京，有人劝他从事理论，他说：理论不是我的长处，中国缺乏的不是理论，而是行动，是勇气。为民主事业，他宁肯默默担当，身体力行。

刘贤斌最高兴的是见到新朋友加入到维权和民主事业中来，所以他较少在异议者通讯圈中出现，按他的话说，这个圈中基本都是跟我们抱有一样观念的人，所以他将目光投向国内大众博客，将交流的对象转向普通民众。贤斌的发言并不过激，但他的博客还是不断地被封杀，有十几次之多，署名换了又换，从“刘贤斌”、“刘贤斌自由谈”、“四川老刘”，直到“四川老刘十一世”……

我曾认为，英雄不能改变中国，需要英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但是高尚的人格怎么能见容于这个畸形的时代？而这个堕落到底的社会恰恰需要英雄，需要担当道义的殉道者。这是对正义的拯救，也是对时代、对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和民族的拯救。刘贤斌个人并不能颠覆政权，只是这个制度背弃道义扼杀道义，断送了国家的希望，最终才会葬送自己。当局以为将刘贤斌这些坚持良知的人送进监狱，他们的政权就稳固了，他们的制度就长久了。错了，正像我曾说的，这是愚蠢的。抵抗他们的不是刘贤斌、刘晓波，而是良知本身。

最后，我将以6月30日我在遂宁国保传讯我的笔录上的签署文字作为该文的结束语：“我是一个理性、和平主义者，刑拘刘贤斌是中国政府最愚蠢的事，是对理性、和平和法律的践踏，释放刘贤斌是唯一的出路！”

2010年7月7日　于遂宁市玫瑰上品

陈卫：走在路上的刘贤斌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5/2010

刘贤斌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6月29日下午接到他妻子陈明先的电话那一刹那，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个事实，我不敢相信牢狱之灾对于刘贤斌来得这么快，想到他才出狱一年七个月，还没有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想到他的妻子自跟他认识结合刘贤斌就象不知疲倦的老马奔跑然后两人就被高墙阻隔分别就是十年，想到他那可爱的女儿媛媛在刚刚两岁的时候就走上到监狱探视父亲的漫漫道路，别的孩子可以在父亲的怀里撒娇，而她却只有隔着铁栅栏望着父亲，旁边是虎视眈眈的监狱警察，为什么命运对刘贤斌和他的家人如此不公，为什么一个一心只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好人却要遭受如此的不幸，我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在电话里痛哭出来。还是陈明先，她承受着再一次失去丈夫的悲痛，哭泣着劝我不要哭，因为她就在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她要去安慰因为国保警察为了搜集刘贤斌的“罪证”而可耻的对一个初一女生进行调查和威胁吓得哇哇大哭的幼小心灵，她说，如果我们再哭，媛媛怎么办，她要告诉孩子要相信爸爸，要坚强。

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焦急地等待刘贤斌的消息，大家都在猜想，也许警察只是例行传唤，也许会因为刘贤斌到北京参加福建马尾对三网友审判案件的研讨会和营救陈云飞的黄丝带行动被当局进行报复性的治安拘留，刘贤斌被警察带走快24小时了，大家的忍耐也到了极限，我得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打开了skype会话组，那里都是贤斌的朋友，有些还是跟贤斌没有交道的，我不知道怎样告诉他们这一让人失望和悲伤的消息，对着麦克风我嚎啕大哭，电脑那边朋友们都诧异了，纷纷追问：“陈卫，怎么了？你说话呀！”我自认是一个坚强的人，二十多年我经历了太多悲欢离合，在与专制进行搏斗的过程中我早已将自己的感情深深掩藏，但是想到贤斌的遭遇，想到他的家庭为民主付出的牺牲，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出来。事后回想，我也想不到我竟如此脆弱。最后在大家的劝告下，我洗了脸擦干眼泪告诉了他们这一令人震惊让人愤怒的消息。

刘贤斌再一次入狱了，在他近42岁的人生里这是第三次入狱了，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还是人民大学学生的他被判刑两年半，虽然只差两个月就毕业了，他还是没有领到毕业证。他的第二次入狱是在99年，因为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他又被判刑十三年，两次实际服刑十三年。

朋友们都催促我写一点关于刘贤斌的生平和事迹的文章，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高尚如圣徒勇敢如斗士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刘贤斌是中学同学，又都有八九民运的经历，在中国除了北京，一个城市有两个这样多年以推进民主进程为终生追求的互为朋友同为战友的人是比较稀少的，也许就只有四川遂宁有这种景观吧，我也具有将一个全面、生动的刘贤斌介绍给大家的义务。

但是，几天下来我一直没有下笔，我的脑袋里不断地放映着二十多年来与刘贤斌交往的片段，作为学生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刘贤斌，他和陈明先到监狱来探望我的场景，我们彻夜长谈对民运的展望，他背着简陋的牛仔包到全国各地串联访友风尘仆仆瘦弱不堪的样子，还有他上次出狱牙齿掉了开心的画面。我不知从哪里落笔。千言万语怎么能描述出如此一个看似平凡内心却又像火一样热烈的人。

贤斌是一个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我首先要说的。走上民运和维权道路的起点各有不同，但是刘贤斌跟许多人不一样，中学时期地理老师经常给他们讲历史，使他对社会有了很强的责任感，他在所在的87级文科班搞了一个结拜兄弟的仪式，就是将对有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共同想法的十来个同学组织起来。这个想法虽然看起来很幼稚，但是必须要说作为青年学生这也是很超前的想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结拜的兄弟后来很多都因为八九民运和刘贤斌的事情而被警察抓过，进过监狱，其中欧阳懿被判刑，得过青年人权奖，其他也有签署零八宪章的，为纪念“六四”绝食的。所有的弟兄和同学朋友都对刘贤斌的没有任何怀疑和抱怨，即使是体制内的同学也都因为刘贤斌被抓和入狱多次流泪，这样感人至深的场面我已经见证过好多次了。

刘贤斌将民主当成终生的目标，他一生中基本没有挣过钱，他没有打过工，因为他将民主当成毕生的事业，他无暇去工作或是做生意。他唯一的挣钱经历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在成都荷花池摆过摊卖鞋子。当时我还没出狱，后来听说那个时期虽然很短，但是效益不错，一天基本有两百块的收入。可是听到朋友叫他到北京做更重要的事情，他毫不犹豫就丢下了生意。如果他是一个看重金钱和个人幸福的人的话，凭他的朴实和才干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刘贤斌出狱后依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是将自己多年的经历见闻以及一些见解写出来，能够有一些稿费，还有就是他出狱后一些朋友给了他一些生活费。但是他想到的是那些因为参与维权和民运而入狱的难友和生活困难的朋友。李卓因为参加四川民主党被以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判刑十五年，去年一月，距离李卓出狱还有三四个月，刘贤斌就委托幸清贤给李卓带去了四千元。成都一个维权人士无力支付房租，刘贤斌说一个人很难开口，拿出一千元给我，然后我再拿了两千元给这个朋友救济。浙江民运人士王荣清在狱中得了尿毒症生命垂危，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当即就和安徽张林、北京胡石根发起对王荣清的捐款，他们三个都是刚出狱不久的人，却首先每人捐款一千元。这让浙江民主人士感动不已。今年春节，由他提出然后我和他共同操作，找了一些对民运和维权比较同情和支持的人士进行募捐，我们一共收到三万多元，他专程给重庆难友送去，其余的则是我和其他朋友给狱中难友家里送去，让这些亲人在狱中的家属感受到人间温暖。黄琦、谭作人、陈道军、王森、黄晓敏以及刘正有每个家庭都得到了刘贤斌为他们雪中送炭的礼物。浙江王荣清、湖南谢长发也每人得到一千元慰问金。我们通过朋友得知佘万宝的电话后，他当即将号码告诉我，在我跟佘万宝取得联系后，我和妻子以及一些朋友第二天就赶到广元去见佘万宝这位同样为中国民主事业两入监狱累计服刑十五年的战友，刘贤斌当时并没有跟我们一起前去，对此我对朋友们解释，刘贤斌为了不引人注目会过几天再来见老佘。实际当天他和妻子陈明先来到仁寿，生平第一次为岳母过生日，吃过午饭就从成都前往广元来见佘万宝，并给了佘万宝两千元。我知道，贤斌实际已经没有钱了，在前几天他才从我这里拿了两千元钱，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已经难以为继了。

刘贤斌是一个无畏的人，对于他觉得正确的事情，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九十年代中期，由于胡石根组党案件、李海被捕，国内民运一片肃杀，刘贤斌正是在这种高压气氛中挺身而出，与王丹、刘晓波合作推出《牢记血的教训推进民主和法制》，并提出“公开、理性、非暴力”的主张，从而开创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民运一个短暂的春天。实际这时贤斌住在清华北门的一个农民房子里，这个房子还曾经是我在91年住过的，理由就是位置偏僻，价格低廉，此时他的生活异常艰难。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有十几天时间只靠啃干馒头过日子，但从来没有告诉其他人。还是王丹发现了他的状况，为他交了房租，他才能生活下来。这就是贤斌，从来不觉得自己过得艰苦，因为在他的心中更大的事业在召唤他。

98年民主党组党风潮起来时，秦永敏感觉到自己出于危险之中，他正在办《中国人权观察》，担心由于自己的被捕使得这个阵地丢失，刘贤斌当仁不让，表示在秦永敏被捕后将由四川来接过这个担子。结果事情正如预料，秦永敏进去了，刘贤斌和四川朋友也没有任何犹豫，将遂宁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继续秦永敏那份未竟的人权事业。当时没有任何资金，采集信息、编写通讯、打印资料、向外界发传真，都是贤斌和朋友们自己想办法。同时还面临警察的干扰，一个星期就被搜走两部传真机，贤斌只有到打字店去打印，有次是由他的妻子陈明先去复印，结果被警察抓走，打字店的复印机也被搜走。刘贤斌闻讯后抱着一岁半的孩子到公安局抗议，并将妻子替换出来，自己却被关进去了。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将《中国人权观察》办了半个月，发出十几期报道，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神话。

贤斌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认识他的人从来没有发现他发过火，也没有气馁过，其实他有太多的理由灰心失望，他如果像大多数人那样明哲保身，也许就会像普通人那样过着平静而安详的生活，但是我知道他心中有一团火，他将中国的未来和人民的疾苦与自己紧紧相连，所以他无法停止他的追求，即使前面通向监狱。

贤斌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来源于他有一个理解他的妻子，陈明先也许是这个社会比恐龙还稀少比熊猫还珍贵的女人。优雅、美丽，还有一颗比钻石和水晶更晶莹剔透的心。像贤斌这样将毕生精力和青春年华交给了民主和维权事业的人对于一个家庭并不是负责任的丈夫，对孩子更不是称职的父亲，可是陈明先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将孩子带大，将家庭打理的井井有条，贤斌的父亲现年82岁了，跟他们住在一起，贤斌的母亲没有看到儿子最后一面含恨而去，陈明先都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让贤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种高尚而伟大的爱情也许是贤斌一生最重要的财富。特别是前年贤斌出狱后，看到自己没有出一分力气妻子买了单位的集资房并省吃俭用将所有欠款还清，女儿在他入狱时才刚两岁，还在蹒跚学步，而现在却亭亭玉立，学业优秀，让他汗颜之后又无比自豪。所以他对妻子也百依百顺，报答他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有些时候我们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总是不避讳的说自己“惧内”。这不是说陈明先凶悍，实在是陈明先为爱情和家庭付出太多，贤斌对她异常的珍惜。

贤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政治追求来源于他的良知和常识感，所以他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他是用行动来诠释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不过他走的道路异常艰难和危险。这一次我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怎样的结果，我说过：专制政权都是自大和愚蠢的，他们迷信暴力的作用，他们在拥有了高科技和高投入后往往做出的是最愚蠢的决定。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点。

对刘贤斌刑拘以致可能的判刑我不知道是什么无知而自信的人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我知道，刘贤斌不会因为监狱的大门向他敞开就停下他的脚步，四川人民不会停下他们维权和追求民主的脚步，中国人民不会停下他们走向公平和正义的未来的脚步。

历史会记住刘贤斌们用他们的苦难和执着诠释的信仰和追求，历史正是由于像刘贤斌这样无私无畏的人们用他们的脚步走出来的。刘贤斌不孤单，因为我和许许多多的人们和他隔着高墙心心相通。当监狱成为囚禁良心的手段不再为人们恐惧，那么我们离自由并不遥远！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

刘贤斌再次被刑拘第五天四川遂宁市玫瑰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