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致刘晓波并自励

常因意气每奋笔，不惧挺身做楚囚
檐低不碍头昂立，夜黑伴歌如昼行

注：中秋夜，在Skype群里，温克坚、王德邦、杨海等人诗性大发，想起贤斌及其他良心犯为中国民主铁窗冷月，不禁感慨万千，急成两首。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内牛鬼蛇神普天同庆，万民欢呼，虽时过一周未衰也。前两日，网上偶遇刘飞跃兄、欧阳懿兄、刘逸明、田永德等，谈及刘晓波获奖的枝枝节节及民运维权的艰辛，有感而发。余本文学诗歌爱好者，水平自不用说，已达到“打油”之崇高境界，然与人共勉之心不灭。遂发出以贻笑大方。并将《致晓波并自励》以毛笔写出。无它，不善藏拙也。

20010年10月于四川省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第 438 期 出刊日期：2010/10/17

http://www.chinaeweekly.com/FileView.aspx?FileIdq=1044

陈卫：中秋咏怀

神州犹如游乐场，党国官僚任欢畅。
拆迁万民无居所，国人怒火胸中藏。
谁道黎民是蝼蚁，维权如洪在高涨。
宪章如月中天挂，浮云冷雨不欺光。

注：中秋夜，在Skype群里，温克坚、王德邦、杨海等人诗性大发，想起贤斌及其他良心犯为中国民主铁窗冷月，不禁感慨万千，急成两首。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内牛鬼蛇神普天同庆，万民欢呼，虽时过一周未衰也。前两日，网上偶遇刘飞跃兄、欧阳懿兄、刘逸明、田永德等，谈及刘晓波获奖的枝枝节节及民运维权的艰辛，有感而发。余本文学诗歌爱好者，水平自不用说，已达到“打油”之崇高境界，然与人共勉之心不灭。遂发出以贻笑大方。并将《致晓波并自励》以毛笔写出。无它，不善藏拙也。

20010年10月于四川省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第 438 期 出刊日期：2010/10/17

陈卫：中秋夜寄贤斌兄并致所有良心犯

百年梦萦民主路，四个坚持拦路虎。
西单墙上写自由，六四枪声急如鼓。
志士奔走且呼号，心忧百姓民生苦。
八月桂花香沁脾，冷月犹照铁窗屋。

注：中秋夜，在Skype群里，温克坚、王德邦、杨海等人诗性大发，想起贤斌及其他良心犯为中国民主铁窗冷月，不禁感慨万千，急成两首。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内牛鬼蛇神普天同庆，万民欢呼，虽时过一周未衰也。前两日，网上偶遇刘飞跃兄、欧阳懿兄、刘逸明、田永德等，谈及刘晓波获奖的枝枝节节及民运维权的艰辛，有感而发。余本文学诗歌爱好者，水平自不用说，已达到“打油”之崇高境界，然与人共勉之心不灭。遂发出以贻笑大方。并将《致晓波并自励》以毛笔写出。无它，不善藏拙也。

20010年10月于四川省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第 438 期 出刊日期：201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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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和谐的陷阱与公平的缺席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9/22/2010

一个人需要什么，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需要什么就不一定是他们自己能知道的了，即使知道也没有用。因为早就有人替他们安排好了，并且说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愿望。这些目标高尚而遥远，这些目标强调的是整体的利益。在排山倒海的攻势下，人们对自上而下的迷魂汤只有畅饮，没有拒绝的权利，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是否有什么问题。

当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时，他是一个具有创意的哲学家，但是这种思想具有的巨大价值立刻就被希望以一种哲学观点来作为君主制等级制辩护的御用文人发现了，在不允许质疑的情况下，在任何怀疑被像哥白尼一样名正言顺的消灭下，这一套荒谬的理论占据中国人民大脑的时间真可以说创造了记录。

人们从来就不缺少理想，哪怕是空想。等级社会不管说得天花乱坠，但是被鞋子夹了脚的人还是知道疼的，所以中国历史实际又是一部反抗皇权的历史。但是，历史是个非常苛刻的裁判，它不会因为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就对你更加青睐，它不会因为你是受迫害者就让你更加顺利通过它的考试。且不说那些振臂一呼马失前蹄的，那样的人在历史上大多连名字都留不下来。即使稍微成点气候的，也不外乎用新瓶装那些旧酒，华丽的包装下依然是孱弱的躯体。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要废除王侯将相这种等级制度，而是不平于王侯将相中间没有他这么一员，他的反抗是他本人没有成为分蛋糕的人，而不是认为蛋糕应该大家吃。

极权统治一直都受到挑战，即使这些挑战大多数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威胁，甚至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一个结果，至少是那些在社会底层总是成为鱼肉的人们，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或者他们的天性促使他们不认可他们永远处在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公平成为这些人的武器，或者是幌子。均贫富的口号几千年不知被多少反抗者一再提出。确实，这个口号具有简单质朴的号召力，也不断让皇权的大厦摇摇欲坠。

但是均贫富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这个想法是善良的，但却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不管如何，我都怀疑他的真诚。均贫富不管是从起点上大家平分所有财产（农业社会主要是土地），还是结果的公平也就是长期保持平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以李自成和洪秀全来做例子。李自成用李岩等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并用“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俘获了大批农民的心，但是这支用平分蛋糕吊起追随者胃口不惜杀官造反的大顺义师入驻北京虽然只有四十二天，没有表现出任何正义化身的迹象。他们反对狼吃人，自己却变成了老虎，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但即使他们最终成功，也绝不会实现自己的诺言，顶多就是论功行赏，建设不了一个人间天堂。

太平天国以基督教平等观以及对农民极具杀伤力的以均田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在神的光环下，画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可惜这幅图画不是建筑施工图纸，只是可以称作漫画而已，当不得真。现实中，洪秀全及那些替天行道的东南西北王爷们仅仅占领一隅就迫不及待的享受起来，其腐化堕落比他们起义的理由清政府的腐败还要厉害和不受控制。

之所以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么些既不像历史，也不算理论的东西，我的目的很明显，社会结构这个大厦不是靠吹牛说得漂亮就能建设好的，很美丽的图画可能建成的实际就是豆腐渣工程。但是我们现在包括以后还将遇到狂人和别有用心者向我们展示那些图画，我们还将会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不切实际的图纸上。善良的百姓总是轻信，但善良总被雨打风吹去。

整个中国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忽悠与被忽悠的记录，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好被欺骗了，当你不能给他饼子的时候，画一个给他也可以让他跟你走，或者保持沉默。

相对均贫富这样简单的纲领，康有为的《大同书》似乎更加精致一些。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流亡日本，游历欧美，这是其他儒学学究所没有的经历，他的眼界也比夫子们开阔一些。但是细读《大同书》，我们发现他还是企图在沙堆上建立一座大厦。他同样以“天下为公”作为一个虚幻的基础，以儒家的仁作为出发点，以公羊三世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达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的美好愿望。虽然康有为抛弃了传统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这对一直把等级纲常作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是一个大突破，起码他强调了平等、天赋人权这个概念，但是他代之以破除九界（废除国家、消灭等级种族男女差别、教育抚养和养老等统一管理、财富平等之类），他的思想更多的像柏拉图似的质朴的共产主义，没有任何新意。

康有为认为苦难的根源在于九界，但是天真的认为“知病即药”，我们知道一个病因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是一个极其草率的结论，也让《大同书》变成童话书。且不说苦难的根源根本就没要这么简单，我们知道一味的强调结果的平等不知有多少人在此犯了低级错误，另一方面，消除一切差别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甚至这种做法根本就不是人类社会解决问题的渠道。

高扬的理想很可能隐藏难以发现的危险，就像毒蘑菇一样，越是艳丽的蘑菇越是有毒。华丽的外表下毒素将趁虚而入。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为“毒蘑菇原则”。

中国的百姓数千年来一直在希望和绝望的轮回中挣扎，美好的生活就像天上的月亮那么明晰却又遥不可及。人们成为一些人争夺政权的工具，而且他们的饲料只是纸上的馅饼。我认为我们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责任不仅仅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人们自己也要付很大的责任。争夺政权就象战争，无所不用其极本来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一再的上当受骗，天真的相信馅饼会掉在自己头上，才是给了别人欺骗你最好的机会。

当一个个口号失去吸引力时，一个新的词语又展露出来——“和谐”。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所有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针从来就不是经过人民讨论得出的，而是至上而下推出的。人们只有默默的接受和实行。

和谐这个政治理念跟以前的理念有很大的区别，以前的“四个坚持”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有更加明确的指向性，更加强调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以及经济文化的政治方向。而和谐似乎更像一直模棱两可的东西。和谐也似乎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人合一的向往。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反对他，除非他是一个狂人，他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疯子。

和谐本来是一个形容词，是描述一直互惠互利、共生共荣的场景的，是一种去除紧张、消除矛盾的状态，或者至少是紧张和矛盾在可以控制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和谐作为文人的理想无可厚非，作为一种宗教情怀也有其价值。但是当和谐成为一种政治纲领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对其警惕。

我们知道，政治家或者统治者的任务是解决社会的具体矛盾，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对公共资源进行安排，这种安排有的是直接行政干预，有的是通过制度和社会内在运行机制自动完成。不管怎样，都有一个前提，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理想状态之下，我们的生活远没有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样舒适和自得。也许人类社会永远达不到那样的状态。更何况我们没有解决基础的社会问题，又有什么资格去谈和谐这样飘渺的远景呢？就象对一个难民来说，基本的温饱没有解决，让他去谈营养和健美，有什么意义。正如一个著名的好心肠的皇帝听说发生了饥荒，百姓没有饭吃，他就建议百姓吃肉，非常荒唐！

但是我们绝不认为最高权威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纲领并大力推广是幼稚，仔细分析和谐的出炉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作用的。

其一，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政治的潜规则使然，是胡锦涛巩固其地位的需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跟民主国家政治上的巨大差别。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迭是程序性的，领导人的权威来源于选票，他们更多的关心的是实际社会问题，比如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而不会冒然提出一个什么社会法则。现今的中国或者说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统治集团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利用暴力机器对人民的控制，另一个是意识形态的认可，即道统的传承。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虽然他们权力大小、执政重点有很大的区别，但无一例外的是都被披上一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作为合法性的来源。所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不提出一个什么新奇的口号，不树立一个旗帜，他就无法确立自己的地位，他就有缺憾。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和谐”看成一次演出，重要的不是演出的内容，而是有一次演出这个事实。

其二，当局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是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由于中共强调经济改革，同时在政治上极度专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国强民弱的畸形儿，这也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特点。公共权力没有任何约束，利益集团借机大肆侵吞和掠夺公共和私有财产，官民矛盾、社会矛盾极其突出。同时由于开放的扩大，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于捍卫自己权利更加坚决，维权运动高涨，与权力的冲突也在加剧。和谐对统治者非常需要的，他们需要人们顺从他们的统治，不要任何的折腾。

其三，和谐的建设和执行并不像这个词语表面那么温和与美好。如果平等主体之间谈和谐意味着克制忍让，但是和谐是在中国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广大人民处于弱势被掠夺状况下提出的，和谐也就成了帮凶。和谐首先成为打击维权运动的理论依据，并成为了执法部门对人民权利忽视和剥夺的理由，最后的结果是借和谐之名扬公共权力之威风视人民权利如草芥，使中国社会走向危险的境地。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再荒唐的政策，也会被在现实中推行下去。借和谐之名血腥和暴力在大地上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剧，因为上位者的荒唐必然有阿谀奉承者全力跟随。我们这片土地曾经上演了亩产十万斤粮食的荒诞剧，也曾经上演“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权灾难片。这些完全违背常识和社会法则（我不愿意用法律这个词，因为这对统治者似乎更加苛刻了）的事件发生没有在当时得到任何的质疑和纠正。指鹿为马并不是因为大家缺乏动物学的知识，大家缺乏的是反对专横权力的勇气和力量。

与和谐成为孪生姊妹的还有一个词语就是维稳。稳定达到不顾一切去维护的时候，这个药方实际就像吃鸦片一样属于自我麻痹。

因此我们看见在“和谐”的社会里，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被剥夺了，上访演变成截访和“黑监狱”，写作变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揭露贪污受贿变成诽谤。

和谐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和谐不能作为掩盖社会问题的遮羞布。和谐是结果，是水到渠成，为和谐而和谐就成为粉饰太平了。

中国的领导人和统治集团没有正视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民的权利被剥夺，公共权利的来源不是公民用选票给予的承认，因此在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前提下的任何口号都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看起来很美，实际上是海市蜃楼。在人们没有任何手段制约专横权力时，在公平正义缺席时，和谐社会是不会到来的。我们已经被蛇咬了很多次了，我们还会做善良的农夫吗？

2010年9月17日写于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陈卫：王森出狱首次成都行

四川虽地处中国西南，但是这片土地上却不缺乏“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匹夫”。八九民运被镇压后，在红色恐怖的政治气氛之下，四川涌现了不少坚持良知向专制统治说“不”的勇士。他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走呼号，或单枪匹马，或群起进攻，虽多人身陷囹圄，却前赴后继，民主呼声不绝如缕。

1998年，各地纷纷自发成立中国民主党。在当局已经逮捕了王有才、徐文立等人的情况下，四川民运人士刘贤斌、佘万宝、黄晓敏毅然公开到四川省民政厅登记要求注册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刘贤斌、佘万宝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和十二年的重刑。但是疯狂的打压并没有让四川的民间反对派噤若寒蝉，他们依然坚持以各种方式争取权利和反对专制。

刘贤斌入狱后，欧阳懿也因为反对政府给教师发工资打白条受到迫害，他们夫妻及其他几个带头的教师被从保石镇中学发配到偏远的小学任教，欧阳懿两口子调到观音乡小学。在此情况下，我们商讨让欧阳懿辞去教师工作，直接到成都发展，填补由于刘贤斌和佘万宝被捕留下的空白，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长期外出肯定很不方便。

胡明军、欧阳懿和我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团体，我们经常对民运发展进行磋商，探讨对策。我认为在当局严密控制和打压的情况下，不宜继续公开以四川民主党的名义开展活动，最多可以做一些关心已经因为民主党组党原因入狱的难友，当时最重要的还是结交朋友，开展交流，可以公开对当局打压迫害民间反对派进行抗议。这个提议当时欧阳懿、胡明军都是赞成的。但是后来胡明军还是坚持组党，具体的原因我只有揣测了。我不是说我的意见就是正确的，胡明军的做法就是错误的。争论是非得失是非常困难的。这也不是我的责任。也许胡明军没有经过监狱的历练，他的骨子里浪漫的东西多一点，而许多人政治斗争的经验来自于党文化文艺作品，但是我经过92与胡石根组党事件，我认为不管你是公开还是秘密组党都是不可能瞒过秘密警察的，太过秘密实际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事情。

然而，胡明军觉得组建一个正式的政党才能够接过刘贤斌的接力棒，才能显示出四川（当时包括重庆）民运人士不屈不饶的骨气，在与我商量并被我否定后，他依然决定组党了。

通过结社还是分散的公民抵抗运动来推进民主进程到底哪条路正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完全的结论。不可否认的是，组党的中国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勇气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胡明军组党的过程我没有参加，欧阳懿后来也没有参加，我只是得到零星的消息，他们在哪里开会了，发出什么声明了。其中有彦鲁国、鲁登川等人，后来我就听说胡明军和达州的王森被抓了，判得很重。这对我来说是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个结果却那么残忍，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当时该更加努力的劝阻胡明军。境外媒体要我发表意见，我由于对情况不了解，所以也就只有泛泛的抗议政府对他们的迫害，希望他们能早日获得自由。

王森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十年来关于他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大多是他生病了，在监狱里得不到治疗，还有他的妻子独立抚养两个孩子，也没有工作，连到餐厅洗碗的工作国保都要破坏。我是去年七月到达州去见了王森的妻子魏心玉和两个孩子，因为当时魏心玉租的司法局的小门面卖帽子等物品，司法局说要收回门面。这个门面虽然很小，但却是他们一家唯一的生活来源。我跟其他朋友商量后到达州去，希望传达一个信号给达州国保，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不给魏心玉他们生活出路，我们将在达州申请游行，将达州国保的恶行昭示天下。

王森出狱的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而且6月下旬我们又找到今年出狱的佘万宝，这些消息对不断有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环保人士被象“韭菜”一样收割，不断有人被以各种罪名投入监狱的四川来说，简直就象冬天的暖流夏日的凉风。当时我和刘贤斌以及其他朋友约好在7月2日王森出狱时迎接他，并随后赶往自贡参加刘正有被控涉嫌诈骗案开庭。然而世事总是那么难料，6月28日，已经两次入狱的刘贤斌在刚出狱一年七个多月后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这打乱了四川朋友们的计划，一方面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刘贤斌被抓后事件的进展，另一方面大家都在准备对刘贤斌进行声援营救，到达州去至少要花一天多时间，我耗不起。至于国保传讯我，警告我不要到达州去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所以我就委托到达州去的陈云飞、张明、卢钢等人给王森带个好，并写了一幅字带给王森。

从达州传来的消息不太好，王森情绪很低落，这跟我们到广元见佘万宝差别很大，佘万宝见到我们一直在笑，反复说就象见到家人一样，是他出狱后最快乐的时光。而且达州国保继续他们极负责的做法，在王森家附近安排了几个哨监视他。

王森的女儿王清在四川大学锦江分校读书，王森决定亲自送女儿到成都上学，顺便为妻子的小摊在成都进货。这个消息与王森同在南充服刑的梁凯旋告诉了我，希望我届时见一下王森。正好宜宾的袁娟，也是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个很有豪气的女性，他因为在网络上公开支持刘晓波被国保威胁但却毫不屈服，而且她也参与了声援刘贤斌的绝食行动，她希望和我在成都见一面，于是我们就约好在王森到成都的8月28日在成都见面。

因为跟王森联系不上，所以我一早就赶往成都，而袁娟也打来电话，她将孩子送到邻居那里并坐上开往成都的汽车。

我只买到一班特别慢的火车，到达成都时已接近中午了，我来到梁凯旋家里，考虑到其他朋友的方便，我们决定到成都读书会所在地大慈寺旁的鑫磊茶楼去，而袁娟和李宇直接在读书会与我们汇合。于是我用凯旋的电脑在推特上给蒲飞发了私信，告诉了他王森到成都的消息。

到了读书会（实际是鑫磊茶楼）后，袁娟和李宇等已经先我们到了，和我一起4月6日在乐山围观“链子门”案件的童玲女士也在那里。虽然本周没有读书会，但是读书会一些成员也还是一如既往的来到这里，象右派作家、《左右春秋》的作者陆清福，读书会资深会员多余都陆续到来，也许读书会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了吧。

我们几个吃了茶楼做的工作餐，大家就随便交谈。张明、小冯、卢钢、凌怡等陆续到来了，人称赵姐的赵元辉女士听到王森要来的消息也赶来了。

大家都对王森不太了解，但是听到他要来的消息却不约而同的放下其它事情，卢钢是从邛崃赶过来的，而刚从北京回到四川的莫之许也从成都一个郊县立即赶来，王大联兴冲冲赶来见王森一面，可是王森却久久不出现，他有事只好带着遗憾先离去了。

据王森在家的儿子的电话，王森他们早就出发了，但是直到晚上6点，我们还是没有得到王森的任何消息，大家心里难免有些焦急，揣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或者国保将他拦回去了。正在这时，魏心玉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成都了，火车晚点，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告诉他们我们所在的位置。

大概他们离得不太远吧，没多久王森和魏心玉就到了，王清则自己到学校报到去了。一阵寒暄过后，大家就在茶楼里吃饭了。赵姐本来说准备请大家到馆子里吃饭，我给她说茶楼老板吴登伟4点多就在准备了，大家也不是在乎吃东西，这里大家还要自由一点，起码没有餐厅里人来人往的纷扰。

落座时才发现今天的人太多了，本来两个小方桌，结果变成四个小方桌，都还挤得很，于是一些人只好站着，还有几个朋友临时有事，正好轮番吃饭。

王森穿着一件蓝色衬衫，脸上显得比较严肃，十年的监禁、生活的压力，他确实没有多少可以高兴地理由。他解释了一下他到成都是跟国保打了招呼的，因为他在剥权期，外出必须要请假，送女儿读书倒是一个不错的理由。魏心玉也补充了一下他们被监视的情况，在座的朋友对达州国保无耻的“敬业”精神只有怒骂回敬了，都说达州可能是四川最左的地方。

由于王森患有糖尿病，不能饮酒，他只有以茶代酒回应朋友们的敬酒。魏心玉坐在那里一直都笑着，她辛苦了十年，等待了十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亲友的不理解、警察的骚扰、由于没有任何收入一直在生存的边沿挣扎、含辛茹苦的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她有一千个理由放弃，她有无数的时刻面临崩溃，但是她终于等到了与丈夫团聚，一个完美的家庭就是她的成功，是对在狱中的王森最好的安慰。席间，许多朋友都对王森称赞魏心玉这么多年的辛苦，是难得的好妻子，王森也频频点头。魏心玉也对大家这么多年来给予他们家庭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孙立勇先生用当搬运工的钱并发动大家捐款，每年都给他们金钱上的帮助。

此次“饭醉”，虽然有贤斌被捕阴影，但是王森出狱毕竟是值得高兴地事情，所以席间没有悲伤，没有被霜打那种低迷，我们迎来了难友出狱，又忍看其他人进去，但我们还得生活，我们还有需要做的事情。三十多人畅所欲言，将最近这些年的维权民运新发展讲给王森。王森在狱中多年，对社会不了解，在他的记忆里，民间反对派始终不被大众理解，但是今天的场景让他打开眼界，什么时候世道已经改变了，一些普通公民已经不再惧怕，而是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真心话。王森的心情在改变，我从他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可以看出来，他的心病在痊愈，阴霾在消退，他是因为这么多朋友都有共同的理念而欣慰。

晚上冉云飞陪同家人吃饭后也赶来了，之前没有通知他是因为不知道王森具体到达时间。冉云飞是个对家庭极其负责对朋友极其仗义的人，之前他也委托我将六百元钱交给王森，我自己也拿出一千元来，而赵姐拿了一千元让我转交给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此时她只有一千元了，她觉得只给王森一千元不足以表达她的意思，和我出去找银行取钱，可惜附近没有取款机，赵姐只好作罢，说反正王森也不是马上就走，还有机会。

冉云飞的到来又掀起一轮高潮，王森也逐步融进这个大家庭。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路途比较远和还有工作的已经开始告辞，有朋友提议大家合影留念，记录这一珍贵的时刻。随后我与王森握手告别，希望他将养身体，将多病的身体调理好点，同时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多看看新闻，适应社会，不要着急工作和做事，朋友们将一如既往的关心他和他们家庭。

成都之行我不陌生，月初才和贤斌家人到了成都，这是我多年来与王森的第一次见面，也是王森出狱后第一次外出。我不希望王森现在就投入到民运维权运动中去，就象6月我见到佘万宝所说的，他们已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付出了太多，他们也有家庭，也有自己的生活。中国的民主事业不是几个勇士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需要英雄，将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心态我们迎接不了一个民主社会的到来，同时这样的人也不配在民主社会中生活。

（照片说明：中间牵手者是王森、魏心玉夫妇。）

《议报》第432期　201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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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严冬盛开的铁玫瑰——记陈明先并献给所有良心犯的妻子们

一

爱情，是文学的主题，是相伴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更希望拥有平淡而顺利的爱情，两个人手牵手度过人生的风雨。可是，爱情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均匀分配的，拥有财富可能距离爱情更加遥远，事业攀升却可能让亲情更加疏离。

一个时代的错误，千载不公平的积累，让良心无处可逃。大多数人望而退却了，因为他们看到庞大的怪兽张开大嘴等着他们，对于这些人的明智我不想说他们懦弱，因为他们有权利保护自己及他们的家人，因为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英雄。但是有些人，虽然是很少的人，他们却不能忍受明显的不公平对他们良心的考问，他们不把自己掩藏在茫茫人海，一边痛苦地看着不公平事件延续下去，一边熟视无睹地过着安稳的生活。

良心犯在最近几十年在中国猛增起来，因为有的人觉醒了，因为有的人不只是等待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他们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孩子，在大家都自欺欺人的时候率先喊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这些人说出了简单的真理，揭露了繁华遮盖的丑陋，他们为权贵不容，因为太多的罪恶需要华丽来包装，但五彩的气泡经不起真话的捅刺，所以这是良心犯辈出的年代。

良心犯走在刀锋上，走进监狱的大门，他们无怨无悔。可是在他们的身后，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过着怎样艰难的生活，却是难以书写。

刘贤斌已经三次入狱，现在他面临以“法律”的名义对他的再次审判。由于他多年来都在监狱里，世人对他并不很了解，我作为他中学同学，二十多年来的搭档，有必要让世人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在《走在路上的刘贤斌》和《行者刘贤斌》两篇文章里，我已经对刘贤斌做了介绍，我的文字是那么苍白和单薄，远不能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刘贤斌凸现在大家面前。我现在要写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一个伟大的女性，就像刘贤斌被刑拘后我在推文中写道的：“走在路上的刘贤斌，无怨无悔的刘贤斌，痛苦并幸福着的刘贤斌，他有一个如女神一样的妻子，这是他幸福的源泉。”

二

我第一次见到陈明先是在1995年的7月初，当时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从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送到位于南充的四川省第一监狱服刑。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吧，我所在的严管队，大家都叫庞主任的警察通知我有会见。我的父母前两天才来看过我，我正在猜测会是谁呢，打开严管接见室的门（倒不是对我怎么严，因为我是新犯，只能享受这种待遇），一下就看见刘贤斌和一位穿着红衣的女人坐在铁栅栏对面。我和贤斌轻松而小心地交谈，接见室里没有其他人，庞主任似乎对这样的接见也没有在意，走得远远的，所以贤斌也可以给我介绍外面民运的情况，我很高兴。

我也牵挂着贤斌，不知他93年出狱后情况怎么样，但看样子他没有少做民运的工作。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妻子，他们刚结婚不久。他没有介绍妻子的名字，只是说她在遂宁中学教书。贤斌能在出狱这么短时间内找到如此优秀的女人，我很为他高兴。陈明先很少说话，因为我和贤斌的话题她基本都插不上嘴，只是一脸微笑地看着我们交谈，幸福溢于言表。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很是鲜艳，大概新婚给她带来的喜悦还没有退去吧，到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她的样子，不是非常漂亮，但是非常美丽！这时庞主任似乎记起了他的职责，过来问他们跟我什么关系，请他们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也一直担心着怎么向警察解释贤斌跟我的关系，想来想去只有说表哥或同学好一点。 未等我说话，陈明先马上就回答“我是他姐姐”，刘贤斌也顺口回答：“我是他姐夫”，并且拿出了他们的身份证。这个配合非常完美，警察没有任何疑虑，就拿着身份证给登记了。显然贤斌和陈明先事先是有所准备的。在警察离开时，贤斌偷偷地递给我一个折叠好的纸条，我拿回去一看，是刘晓波起草的《牢记血的教训，推进民主和法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明先的经过。

三

1997年出狱后，我跟贤斌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多了，对陈明先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出来后半个月，陈明先就生孩子了。当时，我们这些同学和朋友有一个责任：抬担架。当孩子生下来后，需要有个人去确认孩子。贤斌的母亲认为贤斌的时辰属虎，会吃了属牛的孩子，就叫我去看，所以我是除了医护人员第一个看见圆圆的。出来后，我看见贤斌在楼梯上焦急地张望，却又被他母亲赶走，初为人父却见不到孩子确实让他沉不住气了。

陈明先是四川仁寿人，在南充的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八八级的，92年分配到遂宁工作。她怎么会跟贤斌在一起？这有许多的巧合。首先陈明先在读大学的时候也经历了八九民运，跟贤斌、我属于一个时代的人，有基本共同的经历。她也是八九民运中千千万万参加游行、呼吁改革反对腐败的学生中的一员。对于参加游行，陈明先说，我不相信哪个大学生没有参加游行，那太冷血了，那不是青年人能保持的冷静！虽然有些人在面对审查时可以否认，但那不是事实。而且陈明先认为当局的镇压以及抹黑一定不会长久，历史将对八九事件重新公正地评价。所以认识刘贤斌后，她没有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他，而是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正直。

刘贤斌和陈明先认识的介绍人是刘贤斌的二嫂任姐。陈明先在给我的采访提纲上写道：“说到与任姐的相识，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中文系的邓书记（其实，我们从来就不认识）。92年6月底，学生离校在即。邓书记很是担心我们两个女学生在异乡的生活，就给他在遂宁中学的侄子邓易修老师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带去。由于和邓老师是一个学校，我比我的女同学更多地得到了邓老师一家的关心。我充满感激，也经常在周末去看望他们。一次，邓老师的爱人袁老师（袁老师是贤斌二哥的同事，贤斌的二哥在遂宁市顺南街小学教书）带我去逛街，她们在北福街任姐的门面买东西，我和任姐说了几句话。后来路过时，我总要去和任姐打招呼。任姐待人热情，又喜欢看书，言谈举止不同于一般的商贩，能和她谈文学，这让我很欣喜，慢慢地我们成了朋友。我和贤斌第一次见面，任姐并不在场。只是后来任姐和我说过贤斌的情况，比如八九学潮、入狱等等，这都是我们很自然的谈话。后来在店里还见过贤斌几次，也闲聊过，印象不错。94年的3月，任姐说，贤斌和他的初恋女友彻底吹了，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交往，我说可以啊。为了明确这种交往关系，任姐在她的家里特别安排了一顿晚饭，请了我和贤斌。”

刘贤斌因为89民运的事情成为了政治犯，对此一般的女性避之唯恐不及，但陈明先却并不在乎刘贤斌的这种身份，她坦承：“贤斌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沉稳、乐观。我喜欢有思想有追求的男子，贤斌的谈吐给了我这样的感觉。”所以陈明先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一无所有、前路上充满荆棘的男人，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四

当一个良心犯的妻子的难处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样的男人很少能顾及到家里。贤斌总是行色匆匆，奔走大江南北，不可能给家里带来收入，所以陈明先及家人总是过得很拮据。他们一家原来就住在学校一间学生寝室，后来学校修了教师住房，他们又搬到老教师退出来的房子里。2002年左右（刘贤斌于1999年再次入狱，以“颠覆罪”被判刑13年），学校集资建房，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是陈明先却毫无积蓄，只好到处借贷。

我的母亲因为我和贤斌的共同经历，一直把陈明先看做自己的女儿，听说后就借钱给她，还有重庆邓焕武老先生也伸出援助之手。终于陈明先母女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节约钱，陈明先和贤斌70多岁高龄的父亲自己当工人装修，搬运东西，用旧木板镶嵌地板，什么活都干。平时陈明先省吃俭用，尽量积蓄，归还欠别人的钱，虽然从来就没有人催她还钱。贤斌入狱后，为了节省钱，明先将探视贤斌的频率由一年四至五次降到一年两次。直到贤斌2008年出狱，陈明先才将所有借的钱还完，还包括期间刘贤斌得了一次人权奖和陈明先得了一次民运难属奖的奖金加在里面。

陈明先爱上了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男人，这个人没有给她带来富裕和安乐，但是她从来没有抱怨，因为她知道刘贤斌心里有一团火，他们心中想着对方，装着对方，她已经满足了。1998年底时，由于秦永敏的被捕，四川朋友按照之前的约定将《中国人权观察》在四川办下去，刘贤斌又回到他们的蜗居，那里又成为《中国人权观察》的临时总部。大多数事情都是刘贤斌在操劳，每天不停地打电话搜集信息、用传真发消息。这一切都在警察的眼皮下发生，警察多次上门骚扰，曾在一周内搜走两部传真机，企图从经济上扼杀这股微弱的正义之声。刘贤斌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钱买传真机了。只好到打字店复印散发。有一次，陈明先去打字店，结果正在复印时，警察不期而至，将陈明先抓走了。刘贤斌闻讯后，没有犹豫，当即抱起才一岁半的女儿到公安局要人，声称一切都是他写的，陈明先完全不知情。结果陈明先被放出来了，而刘贤斌却被扣留下来。

陈明先知道她的选择需要勇气，也知道贤斌内心里的苦闷。在刚认识刘贤斌不久，她看到贤斌的落寞，就教他下围棋。记得我97年出狱时，刘贤斌的棋艺也就是入门，谁知2008年刘贤斌出狱时，他的围棋水平已在三段以上了，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刘贤斌的聪明。贤斌常说：“我的围棋最先是明先教我的”。

五

陈明先默默承受丈夫在监狱里的痛苦。她一直记着99年7月7日警察从家里带走丈夫的情景。刘贤斌面对数十名警察的到来丝毫不觉得惊讶，他默默地抱了一下刚两岁的女儿，知道以后很长时间他不能再给女儿温暖的怀抱和父爱了。他也轻轻地拥抱了妻子，说：“我走了，可能要十年才回家。”果然将近十年刘贤斌才回到家乡与妻女团聚，而这时他的母亲已溘然长逝。

相对生活的窘迫，陈明先更加难于面对的是自己母亲的追问。她的母亲一年年总是见不到“神秘”的女婿，包括春节。满怀狐疑的岳母问明先，“你的丈夫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春节也不回来？”陈明先只好用在外做生意来搪塞。这个简单的谎言就这么延续了多年，成为陈明先的一块心病。因为无法面对家乡亲人的询问，陈明先和他们很少联系。明先的母亲虽然纯朴，但女婿长年见不到，还是让她心生疑虑，甚至想到女儿是不是被抛弃了。母亲的不断地追问让陈明先心力交瘁，她知道已经瞒不下去了。2005年底，刘贤斌得了人权奖，陈明先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就在川北教育学院的花园故作轻松地对母亲坦白了丈夫被判刑的事，并着重提到贤斌获得人权奖，还拿出寄来的奖金给母亲看。她告诉母亲自己过得很好。善良的目不识丁的老人被糊弄过去了，陈明先松了一口大气。然而当老人家回过神来，思来想去，接连几天里都暗自流泪，为多年在监狱服刑的女婿，为苦命的默默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的女儿。她一直以为在外做生意的女婿，她为之骄傲的女婿，原来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六年多了，而她却毫不知情。陈明先无法再对她的母亲说什么安慰的话，因为她知道这没有什么力量，倒是已经上小学的圆圆懂事地安慰着老人：“外婆，你不要哭。我爸爸在里面教书，他好得很！”

六

刘贤斌2008年11月出狱后，大家都觉得陈明先苦尽甘来了。虽然陈明先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们还是看出她穿的衣服似乎更加鲜艳和漂亮了，她脸上的笑容多起来了。每周星期三晚上，她在辅导学生夜自习，刘贤斌总会前来接她。每天晚上有时间，他们俩会沿着河边散步。回到家里，刘贤斌会给家里每人削一个水果，幸福对陈明先来说，这就是家人的团聚，就是永不分离。

在刘贤斌和陈明先这一年多甜蜜的时光里，陈明先作为一个妻子也不是对刘贤斌百依百顺。她看见刘贤斌一天到晚在电脑前上网，也会劝阻他。贤斌抽烟越来越凶，明先为了让他少抽一点，就买了一条200元的云烟，说你就抽这种烟吧，刘贤斌看见她买这么贵的烟就吓住了，说不过日子了?然后去换了50元一条的红河烟。

刘贤斌上次入狱后，我没见陈明先以泪洗面，对她来说悲伤已经成为了奢侈品。她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要担当，她要带好他们的女儿，完成繁重的教学，还要在节假日带着女儿坐火车、汽车前往到监狱探视丈夫，那个小城她本来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去。而家里还有贤斌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贤斌的母亲于2005年病重去世，经明先的反复申请和呼吁，狱方才让贤斌回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老母亲去世后，明先和贤斌的家人两天两夜没有合眼，送老人上路。

陈明先从来不叫苦，从来没有对谁抱怨过。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和弟弟陈兵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对明先母女的支持越来越少，以致我都无颜去见她们母女。

女儿越来越大，陈明先觉得家里没有成年男人对孩子的性格成长不好，就将她送到二嫂的幺爸那里去学乐器，任老师对待圆圆就像自己的孙女一样，先让她学葫芦丝、竹笛，后来改学长笛，现在圆圆已经过了长笛八级的艺术考试。

七

陈明先对物质享受没有什么要求，她更看重的是精神生活。刘贤斌跟她可以说是一类人，陈明先认为这是他们能走到一起，度过这么多难关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陈明先记着她和刘贤斌在一起的许多温馨的场景，比如：“95年，贤斌用自行车驮着我，在满天的晚霞中回仁里老家”，对此她记忆尤深；结婚后，每次刘贤斌离家前都给她一个深深地拥抱，让她觉得很温暖；去年夏天暴雨不止，院子地势低，积水很深，刘贤斌光着脚乐呵呵地轮流背着她和孩子穿过院子，走出大门：去年情人节，刘贤斌和我们一起聚会后，在回家的路上，他想起了要给妻子一个惊喜，花了60元钱买了一支蓝色妖姬（一种玫瑰），回家后却以“送菜的方式”递给她，后来这让陈明先想起就爆笑不已，陈明先说，今年刘贤斌终于会以优雅的绅士的方式给她送花了。也许这些是每个普通男人都能做的，但是却成为陈明先心中难得的温馨和浪漫。

良心犯们因为他们的追求而崇高，而良心犯的妻子们却是因为她们对爱情的执着而伟大。不是每个良心犯都像刘贤斌一样拥有一个懂他们、执子之手相伴到老的妻子。对于那些有另外选择的女人们，我们需要理解，但是像陈明先这样不离不弃的良心犯的妻子们更值得我们珍重。她们经历并承负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的苦难——地狱之苦，她们无异于天使。严冬没有过去，而陈明先及其他良心犯的妻子们用守望诠释着爱情，犹如冬季盛开的铁玫瑰，成为这个时代独特的风景，让人心酸却又自豪的风景！

2010年8月25日

写于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635

陈卫：与刘贤斌家人成都行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8/15/2010

在中国，一个民运人士或者维权人士被抓进监狱，并不是一件很让人吃惊的事情。在专制体制下，人们有太多的机会迈向那森森的大门。我曾经对许多朋友说过，在中国从事民主、维权甚至写作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方法和分寸，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但是我们却不能将危险完全排除，如果你坚持良心，如果你的正义感在风吹雨打后依然隐藏在心中某个地方，你可能就距离监狱的大门不远了。

对坚持良心的人或者是仅仅捍卫自己权利的人进行迫害虽然是邪恶和不能忍受的，但我觉得并不是难于理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还处在专制的恐怖之中。如果大家坚持自己的观点，既可以批评政府，捍卫自己的权利，又可以就国家、地方和个人事务阐明观点，提出建议，还一点危险都没有，那么中国就迈过了政治建设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类似商业谈判的规则下进行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或者锱铢必较的细节工作了。

我从参加八九民运以来，见惯了悲欢离合。由于自身经历，我的朋友中很多都是这类“良心犯”。他们散布在大江南北，每每在最危急时刻发出微弱而坚强的声音，成为这个时代最独特的风景。

在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成为一名政治犯、良心犯是一个悲哀，他们的家人和亲友邻居都拿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们。认为他们不通时务是善良的，认为他们用心险恶也不在少数。然而“六四”事件成为了分水岭，特别是近十年来，公民因良知而入狱，因抗争而受难，不再是黑夜中的珍珠和墙角的野花，养在深闺无人识。在公民权利意识苏醒后，在大家对意识形态厌倦以致抛弃后，在人们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实际是一部分先知者、勇士们争取得来的之后，这些人成为大家追捧的偶像，关注的焦点。他们的遭遇不再是默默忍受，而成为人们企图改变的结果。

刘贤斌又成为警察的猎物，这件事发生在我的眼前，我眼睁睁的看着国保将其带走，当时他的脸上带着微笑。他轻松自如的微笑定格在我的脑海，与对他在铁栅栏里的臆想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让我觉得这一切似乎都是虚幻的。

刘贤斌的被捕刺痛了大家，声援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迅速成立，超过二十个省市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许多人打来电话对刘贤斌家人表示慰问并踊跃捐款，基督徒发起为刘贤斌禁食祷告，8月1日大陆公民接力绝食声援刘贤斌拉开帷幕，两天后海外人士声援刘贤斌的接力绝食也接踵而至。在中国大陆从没有一个民间政治人物被捕引起如此强烈反响，这样公开的声援营救对骄横形成习惯、视将异类打进地狱如翻手的中国统治集团无异于精神上的起义。

在对刘贤斌支持和声援者中，四川的朋友想得更具体。成都朋友们将目光投向了这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家庭。一个聚少离多的家庭，一个妻子长期见不到丈夫、女儿得不到父爱的家庭。刘贤斌在被抓后，他的妻子也多次被国保传讯，而他们刚13岁的女儿在上课时也被国保传讯和威胁，以致被吓得痛哭。成都的朋友们有一个心愿，让他们母女到成都来游玩，与成都朋友见面，小孩子也可以游乐开心，忘记那些不堪的事情。

8月6日下午，在与成都朋友商量好的日子，我和妻子、女儿与陈明先、圆圆一起坐上遂宁开往成都的汽车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我和贤斌的两位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孩子们到成都的欢乐谷，孩子越多就越有意思。

晚上6点半，我们在成都五块石车站下车了，马小鹏律师和小罗开车接我们，然而我们因人太多，于是一部分人只能打的前往。到了书院街李雪牛杂火锅，宋石男博士他们已经等在那里了，冉云飞一家也马上到来了，可是圆圆和我的女儿由于晕车不得不到洗手间洗漱。

成都朋友要了一个大雅间，大概20多人挤在拼在一起的三桌一起吃饭。蒲飞也在吃饭前来到，特别是有一个90后的小伙子，还在读大学，得知贤斌的家人到成都了也赶来参加。

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与冉云飞

虽然空调开着，但是20多个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三个火锅也不断的吐着热气，在这炎热的夏季，吃这么一顿饭并不是一件舒适的事情。不过相比房间里的气氛，气温已算不得什么了。大家都纷纷向陈明先和圆圆敬酒，而陈明先和圆圆则以茶代酒回应。

陈明先和圆圆已经从刘贤斌被捕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圆圆毕竟是小孩子，而且长时间跟父亲分隔，在陈明先用哥白尼等事迹对她开导后，她有点明白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陈明先端起茶水感谢大家对刘贤斌和他们家人的支持。陈明先的沉着和落落大方，让大家心里好受了许多。蒲飞说，他见到许多受难者家属，从来没有一个象陈老师这样的，许多家属见到朋友三句话不到就泣不成声，反复的说自己家里人没有罪。陈老师太优秀了，这是当晚许多人的共同看法。我明白，陈明先看中的正是刘贤斌的品格和言行一致的勇气，她在八九民运时期也是一名大学生，她知道象刘贤斌这样的人不是当局所污蔑的那样别有用心，而是极端负责的。刘贤斌没有给她和家人舒适的生活，但是她却从不抱怨，她默默地抚养孩子，孝敬贤斌的父母，并且省吃俭用购买了福利住房，在物质至上的今天，她的作为简直可以说是奇迹。许多朋友都说我们遂宁三位民运人士刘贤斌、我和欧阳懿运气好，因为我们的妻子都是非常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当然我不得不说，陈明先是最优秀的一位，她所经历的苦难比我和欧阳懿的妻子都要多。

我坐在冉云飞旁边，冉云飞拿出一本自己所著的书，他问我，他想将这本书送给贤斌，但不知是否应该在扉页上题字赠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贤斌明白他的情谊，但又担心题字后书就到不了贤斌的手上。我对他说，不管是否题字在羁押期间书可能都到不了刘贤斌的手上。但是不题字刘贤斌在监狱里就可能拿到。冉云飞恍然大悟连说对，我也笑了：刘贤斌多次入狱，不管是在外面还是监狱里，他的经验都很丰富，看到这本书当然就知道怎么回事，哪里还需要题字来证明嘛！

然后冉云飞就和我提到他最近写的《刘贤斌的剑胆琴心》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他是应我的要求写的。因为刘贤斌跟冉云飞也是多年朋友，他被抓后许多人都纷纷起来声援他，但是由于刘贤斌多年来都在监狱里，大家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因此一些介绍刘贤斌事迹和思想的文章显得很迫切。我在贤斌被抓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走在路上的刘贤斌》，发表在《民主中国》上，一篇是《行者刘贤斌》，发表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但是距离大家了解刘贤斌还有很大距离，于是我就给冉云飞发私信，希望他写一下刘贤斌。毕竟他是专业作家，跟我在写作上的水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我不会要求他怎么写或者说拔高赞美刘贤斌，因为我知道只要了解贤斌，就会被他感动。

冉云飞马上回信说，他会在将刘贤斌的事情以及文章了解后再决定是否写。后来我听成都的朋友说冉云飞写了一篇《刘贤斌的剑胆琴心》的文章，有六千多字，写得很好。酒酣之际，冉云飞对我说，其实他肯定要写刘贤斌的，不过他写文章都非常慎重，因此他将刘贤斌所有的文章找来看了，然后才写的，这是他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我当即对冉云飞肃然起敬，确实他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文化商业化的时代太宝贵了，我也明白为什么他坚持“每日一博”近六年，文化主管部门不断的打压他封杀他，然而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高了。

冉云飞说他写这篇文章花了好长时间，这在他写人物上是比较少的，这篇文章已经投递出去，将在近期发表，当然这篇文章也会让我们看到另一个视角下的刘贤斌。冉云飞提高了声音，为了大家都能听到：“我看了刘贤斌所有的文章，我觉得我们以前都小看了他。刘贤斌思路之清楚、逻辑之严明、文笔讲述之流畅，都是一流的，我们以前都没有发现他的才华。我可以说，刘贤斌如果在民主社会，他做什么都会成功，做生意赚钱，做学问当教授！但是可惜了，在现在这个时代，他成为了行动家，一次次坐牢！”听到这里，我泪流不止，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就提议大家敬一下刘贤斌家人一杯酒。

再热闹的酒席终究要落幕的，这时冉云飞的女儿和圆圆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她邀请让大家到他们家里去看一下。这不算是一个好的建议，因为一般家庭很难接待这么多客人，不过冉云飞却觉得女儿很懂事。于是我们就爬上冉云飞那高高的八楼，参观他犹如图书馆一样的书房，而孩子们则在客厅交流游戏、动漫等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当晚我们来到成都一个朋友早就为我们定的饭店住宿，不过我们将本来定的两个房间两天改为四个房间一天了。

8月7日，按照计划是几个母亲带孩子到欢乐谷去游玩，但是在吃早饭时，有人说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去，因为她们到里面去玩也没有什么意思，四个孩子有三个都是初中生了，应该可以照顾自己。其他两个母亲也觉得这样很好，我想也是，各取所需更加好，而且欢乐谷门票很贵，也可以节省好多钱。就这样我和银夏去会朋友，女士们自己安排，逛街购物都可以，孩子们则去游乐场，反正其他朋友还会带孩子到欢乐谷与孩子们会和，只要给他们手机就可以了。

这一天我基本都是在路上度过的。早上到新都张先痴先生家里去，因为头天晚上杨文婷大姐知道我和贤斌的家人到成都了，一定要我去，而且还有一些朋友要过去。果然我到了张先痴老师家里一看，陈云飞、张明、流沙河先生的妻子吴茂华，还有王建等成都老右派、老文化人都在那里。大家话题很随意。吴茂华在讲关于米尼切克的事情多一点，我表示很同意她关于米尼切克的意见应该被重视的观点。

吃过午饭我和陈云飞、张明等就回成都了，因为当天是星期六，下午有读书会，我也好久没有到读书会去了。我们进去时，读书会已经开始一会儿了，许多人跟我打招呼，为了不打断别人讲话，我只有招手致意。当时一个书友正在讲一篇关于“六四”事件的文章，然后是大家举手发言。举手的人很多，很多人都用自己身边的事实来批判现实的不公正，我虽然举了几次手，可是我坐在后排，过了好久主持人才叫我发言。大家发言都是坐着发言，我却走到中间，我说：“也是成都读书会书友的刘贤斌先生在6月28日被抓后，社会各界都对刘贤斌先生进行了声援和支持，昨天我和刘贤斌先生的妻子陈明先、女儿圆圆来到成都，一是为了让他们散心，二是感谢大家对刘贤斌的支持和声援。现在我代表刘贤斌的家人给你们鞠一个躬，谢谢你们！”大家对我的鞠躬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退后坐在凳子上，这时一个读书会的主持人来到我的身旁跟我探讨赵紫阳的问题。因为去年11月我写了一篇关于赵紫阳的文章《赵紫阳：悲剧时代的英雄》到成都读书会上讲，由于时间比较紧，没有详细的跟大家探讨。而成都一些朋友觉得赵紫阳在早期也是跟共产党干了很多错事的，因此觉得不应该将赵紫阳拔得这么高，因此对我的文章有些意见。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思考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有道理的，早期赵紫阳犯的错误我们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更应该看重他在改革开放时期做出的贡献，看重他思考问题从民众利益、国家前景角度出发，对于一个从小就加入共产党的人来说，反戈一击的道德勇气对象他这样地处高位的人来说非常难得。他向我索要这篇文章，我说只有让成都朋友从网上下载给他了，他非常满意的离开了我，而我也非常高兴我的这篇文章给了他还有成都一些朋友如何看待历史人物的新角度。

头天晚上几个朋友都表示要在第二天请陈明先吃饭，但是冉云飞捷足先登了。他说他必须请贤斌家人吃饭，果然不愧是“匪气十足”。我们还在读书会时冉云飞就让朋友发短信叫我们到他家里吃饭，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误解，是到他家里集合然后到外面餐厅吃饭。因为现在的人很少有在家里招待朋友的习惯了，整许多菜麻烦不说，碗盘也不够。但事实证明我还是太主观了，冉云飞就是在他家里请我们吃饭，他说，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贤斌的态度，这也是破天荒的。为此，他的爱人准备了一天，连纸盘都用上了，而冉云飞也象搬运工上上下下八楼几次搬运啤酒等东西。他还请来成都著名作家、家庭教会秋雨之福的教导长王怡和做乡村立人图书馆NGO的李英强夫妇助阵。王怡一到就给我们讲他们教会成员为刘贤斌祈祷被国保找麻烦的事情，看样子他很享受这种为朋友仗义执言的感觉。

孩子们还在游乐，而陈明先和我妻子等并没有去逛街，而是到文殊院看了一下，就一天都在那里喝茶，难得的过了一个清静日子。不过万淼焱律师得知陈明先到成都了，专程到文殊院来陪了她们一天。

我们就在楼顶露天坝子吃饭喝啤酒，虽然是盛夏，但是大家并不觉得炎热，也许是楼顶植物的作用吧。除了喝酒的外，我们基本吃完饭后，孩子们才回来，分批次吃饭让餐桌不那么挤，倒有一种统筹的意味了。

孩子们似乎没有尽兴，圆圆最先走上楼顶，一个劲的喊太累了，不只是玩的累还是爬楼梯累的。他们一个劲的说排了两个小时队才排到一个项目。

冉云飞的妻子一再催促我们早点结束，因为流沙河老师和师母在等我们。流沙河也跟冉云飞在一个院子住，所以我们很快就到了。陈云飞要赶回新都，而且他在明天还要为刘贤斌绝食一天，所以就告辞了。吴茂华老师在门口迎接我们。流沙河老师非常清瘦和高挑，看起来更显得矍铄，虽然他已经八旬高龄，但一直站在客厅招呼我们。

吴茂华老师就说，他们本来不了解刘贤斌，而且知道刘贤斌是搞中国民主党的，搞组织的，曾经还有偏见，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刘贤斌出事后，大家的支持让他们觉得不一样了，而且冉云飞、张先痴、陈云飞等也向他们介绍了刘贤斌，他们从网上了解了一些事实，让他们觉得刘贤斌是很不错的人，他们就觉得必须要对刘贤斌支持，而且迫切要见到刘贤斌的家人。

陈明先就介绍了一下她和刘贤斌的认识和生活经历，包括刘贤斌几次被抓后家里生活情况，陈明先轻声细语，大家也都静静的听着，当讲到2001年5月由于四川民主党又一次被打击，她和我都被抄家并且关进遂宁市拘留所时，我却发现圆圆的头已经靠在陈明先怀里，眼睛慢慢变红了，红得犹如要滴血。陈明先则心痛的用手拍着圆圆的背部。我心痛如割，很想将圆圆抱在怀里给她以父亲的关怀，因为从她生下来我就是她的干爹，但我知道我代替不了刘贤斌，我不能消除她失去父亲的痛。我示意陈明先不要讲了，再讲下去我不知道圆圆会不会痛哭出来。

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与友人合影

我们在流沙河先生家里合影留念。流沙河、吴茂华老师殷切希望陈明先和圆圆以后到他们家里来，就住在他们家里。

来到门口，一个朋友赶来送给陈明先500元钱。由于当天李英强夫妇到来，他们完全靠自己捐助了七个图书馆，非常的不容易，陈明先对李英强他们的做法也非常佩服，当时就将这500元钱捐给了李英强。李英强当然不接受，我就说这是陈老师的意思，你没有权利拒绝，你就拿这点钱给孩子们买点好书吧。

8月8日星期天，由于我和妻子家里还有事，我们就坐火车回家了。陈明先他们就带着孩子到天府广场看动漫表演去了。

此次成都之行，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让刘贤斌的孩子到成都游玩了，而是让她看到许多的人都在对她的父亲表示尊敬和支持。她的父亲虽然再一次入狱了，为了她现在还不完全了解的原因成为囚犯，但是大家的支持、尊重和热情会在她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这使得她可以逐步去认识、理解她那遥远的父亲。有了女儿的理解，我相信这是贤斌最大的幸福！

2010年8月14日写于四川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陈卫：黄丝带行动与僵持前阶段策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29/2010

在破除形而上的神话后，选择民主或专制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阻挠民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僵化，而是利益集团对其所占据的特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舍弃的不甘心。

在利用民主的号召和历史决定论的诱惑取得政权后，中国出现了一家独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中国的执政党前期还是为了支撑他们奋斗的信仰聚集权力和财富的话，那么自七十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以及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崩溃已经让中国的执政者明白他们以前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信仰的垮塌对于中国的政治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官方从马克思主义教条中挣脱出来，将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开启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门。在市场规律的作用和长期积累的需求的拉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迅猛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官方顽固的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致使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官强民弱的畸形社会，社会不公和腐败跃居世界前茅，社会矛盾堆积如山，使社会共同体犹如坐在炸药桶上，面临随时崩溃的危险。中共目前将维稳作为第一要务，将和谐作为执政目标，就是面对社会矛盾无法疏导和处理的无奈之举。就像一个富裕之家绝不会提出让大家吃饱饭一样，一个和谐安宁法治健全的国家也不会将维稳和和谐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

信仰垮塌带来的另一个效应是中共执政合法性转移并受到怀疑和威胁。当中共以共产主义为目标时，由于目标单一，以及意识形态加上严密控制，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对马克思道统的坚持。由于目标的高远缥缈，实际人们无法对这个目标检验和质疑，以致它们的合法性很难在内部受到挑战。就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在国民经济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一种事实上的稳定。但是信仰垮塌，或者说国家目标的转换，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政府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作为来评判其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官员的行为的正当与否，从而将执政者的合法性从天上拉回人间，也就是将不可质疑不可挑战的公共权力置于人们的视线中。

中国现代政治的目标不是是否要实现民主，是否要抛弃一党专政，而是怎样实现从一党专政转型到宪政民主国家。理论上的争执只是利益上纠纷的表现，当然数十年的灌输教育和社会实验，足可以让一些人产生惯性思维，这并不奇怪，就象凯恩斯所说的：新思想战胜旧思想并不是拥有旧思想的人接受了新思想，而是接受新思想的人们成长起来，而拥有旧思想的人们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中国的现代民主运动说来也有三十多年时间了，但其中大多数时间可以归结为个人对制度的挑战，悲壮成分居多。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怀疑以致与一个现行的具有正统地位、具有欺骗性的政权决裂从刚开始一定是少数先知先觉者们的行为。人们不能跨越自己的肩膀，这也是理解民运历史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不能对那些在漆黑道路上摸行者苛刻，我们应该记住民运是有记忆和历史的。

在一党把持政权先天合法性丧失后，剩下的就是欺骗性宣传和赤裸裸的维持。虽然是非问题很容易弄清，但是强大的习惯和集团利益却不是那么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民主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具有相似目标的人们却很容易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革命派、组织派、暴力派、渐进派、颜色革命派，众说纷纭。评判其中优劣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我希望将自己长期思考的一些所得与大家交流。

转型路径取决于对形势判断

许多人在选择民主运动的策略和路径时的依据是个人偏好，或者说是受到历史事件和影视作品宣传的影响，情绪大于理智。这绝非是危言耸听，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略提出而实际效果很小，就可以明确，这些东西闭门造车的成分有多大。

批评不是目的，因为严格说来，包括笔者在内大家都不属于职业政治家，良好的初衷是我们共同的特点，但是现实的估计不足也是我们共同的弱点。

只有在对现实充分全面的判断下我们才能做出民运到底应该选择何种方式的结论。

僵持前阶段是现阶段的特点

那么，中国目前处于民主化的什么时期呢？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时期当然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局势判断失误可能会给民运带来巨大的危害，而我们已经交了巨额学费，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切不可再疏忽大意。

对于局势判断，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来进行确定。首先，我们是否处于专制的绝对控制之下。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其实只要我们从纵向的角度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那种铁桶似的统治已经软化，虽然这并不是统治者们的本意。在五六十年代对专制者怀疑的人可能性命不保，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用他们的生命昭示了在绝对专制下坚持自己的良知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自魏京生为首的西单民主墙人士被判刑，到现在大批民间人士公开提出政治主张，虽不时有人被抓进监狱，但总的来说，异议人士已经可以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而且在大量反对者的批评下，政府和警方也不再仅仅采用监禁和判刑的方式来镇压不同的声音。

如果我们已经度过了暗无天日的绝对专制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处在一个僵持阶段。不过僵持也是要分阶段的，而各个阶段的策略也有显著的区别。界定僵持前阶段与后阶段的标准我认为是力量和效果，当然也有手段的作用。我之所以将现阶段确定为僵持前阶段的理由是：

1、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小视的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相对来说还处于半自发状态，既没有大量组织化的维权团体，而且维权行动还基本处于就事论事的状态，虽然在一些具体维权行动中取得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在涉及地方利益、敏感事件、国家政策等方面只能是有限作为。而完善的维权运动应该是人员机构、维权平台、维权方式、维权范围以及强度有更大的提高，甚至可以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方面有所作为。

2、民间力量兴起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宗教人士、维权律师、独立知识分子、访民和网友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民间反对群体，他们是反对专制要求权利推进民主的中坚力量。但是相对来说这些人士的沟通交流还比较缺乏，难以形成合力。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运动公民运动必须走过的过程。

3、舆论一边倒的终结。专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控制舆论。现在，在一些具体的反对腐败、法律公正以及社会问题上，主流媒体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了，网络即时媒体的兴起使大家在获取资讯发表意见上更开启了崭新的空间，从而使官方舆论控制的力度和效果大大打折，使其不得不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4、利益集团日趋成熟和贪婪。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以前曾经是一个以理想支撑的主义党，那么现在的共产党则是一个完全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形成表现在官员的任命和使用依靠上级，所以跑官成风，收受贿赂，民间称“不怕做错事，就怕站错队”就是对利益集团的一个写照。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力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掠夺老百姓的财产，几年来许多维权事件都是因为权贵者肆无忌惮的掠夺而造成的。这些年中国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富裕起来的基本都是权力周边群体。有人将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开放称作“中国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在专制下可以实行经济改革，而是专制的政治背景下实行的经济改革是畸形的改革，是对人民权利的践踏和对国有财产私有财产的掠夺。而让人担忧的是，利益集团在中国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利益集团的掠夺行动不是到了高峰，实际利益集团才刚成熟，他们的圈钱运动才开始。而利益集团的特点就是围绕权力灵活的分赃体系，国家政策成为它们的着陆点，法律和暴力机构成为利益集团捞取财富保驾护航的工具，借改革、开放、行业发展等理由公开掠夺。利益集团由于其本性在政治上维护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在社会层面对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天然反感，也导致民主运动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大力发展。

僵持阶段划分的依据是实力原则，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些人因为看到维权和公民运动的轰轰烈烈而觉得现在到了僵持后阶段，我觉得这是民主运动中一个普遍的疾病：头脑发热，冒险激进！

僵持前阶段的特点是：民间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沟通交流融合，在重大事件中表明自己的态度，通过维权行动和公民行动显示自己的存在，对政治权力的冲击保持分寸。

而僵持后阶段的特点则是：民间力量壮大，对公共政策和舆论有一定影响力，在重大问题上势在必得，除了维权外对权力的合法性进行挑战，主动进攻行为明显增多，冲击底线频率加大。

僵持前阶段策略的引入

利益集团绝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地位的，这跟理念和素质没有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统治者绝不会主动放弃他们的地位的，他们会竭尽全力使用所有手段铲除对他们地位的威胁。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专制统治者们虽然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他们还是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否则我们现在依然在秦N世的统治下生活，历史也不会有任何进步。

所谓僵持，就是博弈双方没有出现一方将对方完全解决掉，那种“在精神上完全摧垮，肉体上消灭”的极端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另外，僵持前阶段也意味着力量的不对称，民间力量还处于生长和发育的状态。

理论家们注重的是政治理念的合理性，社会发展的长远可能性，而政治家们则必须将理念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放在首位。所以从专制到民主的进程中，拥有足够多对专制摈弃、对宪政、民主、人权拥护和推动者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是僵持前阶段。

我们可以说专制制度是邪恶的，它们会出于自身迂腐的观念以及利用不对称的权力体系为一部分人捞取好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邪恶和不道德也是有等级的，毛时代的绝对专制和胡温时代的专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现在虽然舆论还是被控制，组党结社以及批评政府与执政党依然可能面临被投入监狱，但是不论是打压程度还是范围都比以前有较大的改变，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已经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僵持前阶段民间人士、反对派人士的空间是许多人用他们的行动抗争得来的，也是官方和民间博弈的结果。

政治家们不是意气用事的书生，实际结果应该是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个人抗争是不足以推动社会转型的，真正的社会变革民主转型必须有自己强大的的力量和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的眼光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精英人物自我陶醉的小圈子，而是应该用敞开无边界的胸怀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心态作为战略。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历史和现实已经让他们明白现在所谓公正对他们只是一个美丽的包装盒，里面却是赤裸裸的谎言和暴力。中国的百姓不需要启蒙，他们只是被压榨到麻木，或者对反抗的作用较为怀疑而对由此带来的风险有着较大的顾忌。

僵持前阶段的策略首要的就是降低人民捍卫权利反抗暴政的门槛。我们可以把精英民主比喻为跳高，一个国家能一跃而跳过一两米的人必定是少数，这里跳过一两米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在奉献精神、人文知识、面对专制毫不退缩的勇气等等有较高的要求和水平，虽然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良心，但曲高和寡，他们的出现和成长应该说是另类和难以复制的。但是僵持前阶段的策略更象是爬楼梯，也就是普通人都可以参与。一个并不强壮的普通人也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轻松的爬上几层楼梯，对专制形成合围。

僵持前阶段我们首要的是听从良心说真话，这不需要太大的勇气，但却是对专制的致命一击，因为专制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用纯暴力来对付人民，大多数时间它是利用人们的恐惧，让人们失去说真话的勇气，让每个人都成为专制的一份子。所以只要大家坚持说真话，就会使专制失去其土壤。

僵持前阶段强调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下的活动。随时随地的与现有体制进行对抗并不会带来对专制体制的瓦解，它的副作用有可能是加大与现政权的裂痕，让参与者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让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险恶，同时也让普通民众对民主运动的风险评估加大，对民主运动产生疏离。而坚持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范围内活动则可能在一时一地取得现实胜利，将高远目标和现实努力联系起来。维权运动和公民行动在最近几年不断取得局部胜利正是大家具有现实眼光采取务实策略取得的成绩。当大家在注重现实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行动时，民主运动也就从疾风暴雨的革命转向到渐进温和的轨道上来，将未来从对不可知的突发事件的期待转向到每时每地无数细小进步上来了。

僵持前阶段的重点是消除恐惧，是在现实条件下的坚持，是实力的发展和扩大。同时僵持前阶段策略的成功并不是利益集团的退让，而是在法律界限上的坚持消弱了专制者镇压的理由和意志。

黄丝带行动的意义

科技进步特别是网络工具对专制带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结果，但是科技绝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也许我们拥有太多锲而不舍的勇士，但中国的民主不会到来，因为我们相比来说民主并没有扎根在坚实而广袤的土壤上。

川渝地区的朋友提出了僵持前阶段的行动原则：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坚持民运维权三次入狱正面临审判的刘贤斌先生也是这一原则的提出者。

本文重点提到黄丝带行动是指为了捍卫人权和法律以及公正自发的公民行动，比如邓玉娇事件中网友们的声援让一个弱女子从杀人罪的指控中获得自由，刘晓波、黄琦、谭作人等人被政治审判，由于众多维权人士、访民、市民的围观，虽然并没有改变审判结果，但这些审判却明显的失去了杀鸡骇猴的作用，深刻的体现出假法治真迫害的本质。而在乐山开庭的成都中院“链子们”案件以及福州马尾开庭的“三网民”案件，由于大量外地网友、热心人士的参与，规模更显得庞大，影响也更加深远，当局在明显违背民意的情况下虽然将审判继续下去，但也显得力不从心。而新都警方将陈云飞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进行非法拘禁，在刘贤斌、陈卫、莫之许等人发起的“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之后，警方当天就不得不迫于压力将陈云飞释放，并且他们不得不在以后的执法过程中考虑这样完全不顾法律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所有这些黄丝带行动都是公民自发行为，同时也是大家捍卫法律尊严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行动，这样的行动虽然可能受到当局的干扰，但是由于坚持了自发、守法、站在道义一方，不管结果如何，都算是取得了成功。每一次邪恶的审判都是专制者自掘坟墓，每一次黄丝带行动实际都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对民主的追求与政权的更迭不能划等号，僵持前阶段我们更应该步步为营，坚守阵地逐步前进。黄丝带行动揭露了专制的法制不是法治，对正义的追求就可以将大家联系起来。在黄丝带行动中具有良心的普通公民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消除了对专制的恐惧，瓦解了专制的土壤。民主是远大的目标，当决战疆场遥远时，为什么我们不能日拱一卒，收获现实的胜利，也许到那时我们距离理想就不是那么遥远了！

陈卫：行者刘贤斌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更新时间：7/15/2010

一

刘贤斌在6月28日被遂宁警方刑事拘留了，又在7月5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种种迹象表明，对刘贤斌抓捕是高层的决定。刘贤斌似乎在劫难逃了。这是他以类似罪名（1991年是以反革命罪判刑的）第三次被捕，作为“累犯”，面临严厉的报复，可能又将被尘封好多年。

刘贤斌的青少年时期在四川省遂宁市度过，不过直到他读高中时这个川北小城还叫做遂宁县。他家住在仁里场，是一个离城区不太近的乡镇。母亲是一个朴实的农民；父亲在森工局，常年在遥远的大山里伐木。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与刘贤斌是高中同学，不过当时没有交往，如果没有八九民运，我和刘贤斌的生活轨迹，很难交叉在一起。

刘贤斌参加了八九学潮，诸如游行、围堵军车、回四川呼吁声援学生等等。但当时，他的影响不大。他和要好的高中同学，也就是“十兄弟”，在学潮开始前就认为中国近期将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但这个运动一定会遭到镇压，所以不要在早期过深介入。“六四”镇压后万马齐喑，这个时期刘贤斌和他的朋友们决定站出来，承担道义责任。他们先赶到成都，参加抗议当局血腥屠杀的活动，之后刘贤斌赴北京，准备参加巷战，未果，然后又回到四川遂宁，与欧阳懿、陈卫筹办地下刊物。

北京警方掌握了刘贤斌的活动，对他进行了审查，但由于他所在的人民大学的保护，他顺利地度过了1990年，完成了实习和毕业论文，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已在重庆找到了工作。但是命运的拐点出现了，这跟我有关。我在1990年底从秦城监狱出狱回乡，之后我和他又回到北京。由于我跟许多八九时期的学生领袖一起坐牢，于是我将刘贤斌介绍给他们。贤斌对此欣喜若狂。“六四”后，北京高校内一片肃杀，他感到非常郁闷，一下子能认识这么多的有志青年，共同探讨中国民主之路，对他真是意外惊喜。当时胡石根在组建中国自民党，与贤斌接触后，对他大加赞赏。这使警方决心对他下手。

1991年4月15日，在他距毕业近在咫尺之时，北京公安局对他收容审查。警方对他说，只要他认错悔改就可以释放他，并拿到毕业证。但是倔强的刘贤斌不肯违心地认错，因此他在牢中付出了两年半的青春。这是他首次坐牢。于他，信仰是超越自由和个人前途的。从此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民运人士。

二

刘贤斌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我曾形容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90年代他基本没有收入，却跑遍了全国各地（坐牢期间除外），只要听说谁是民主信仰者，他就拿着地址只身前往，前去叩门。可以想象，这种原始联络方法效率很低，往往是徒劳而返。但就是凭着信念的支撑，各省市在孤独中战斗的朋友们联系上了，在全国形成一个推进民主自由的圈子。这不是刘贤斌一个人的功劳，但他实在居功至伟。可以说，现在中国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局面，与90年代刘贤斌的付出分不开。至今浙江、湖南、西安、贵州的朋友们谈起贤斌，对他的贡献，仍然赞不绝口。

在过去的21年中，贤斌有12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但贤斌并不觉得这样的付出不值，也从未抱怨。他自从走上这条道路，就知道其艰辛，他曾经说，民主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不知道，民主化之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铺路石，许多的事情要有人来做，一点点地做。所以，贤斌对突如其来的抓捕并不感到意外。1999年7月，当警察将他从家里带走时，他很平静地对妻子陈明先说：“我要等10年才回家。”果然他被判刑13年，2008年11月才被释放。这是他第二次坐牢。

从监狱出来，刘贤斌当天下午就到八角亭公墓祭奠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去世已经3年多了，临终前没能看到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含恨而去——这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一个伟大的母亲最大的遗憾。不过，在贤斌的母亲去世后，我们——他的同学、朋友——一起为她守灵，度过了两个长夜。这位伟大的母亲的儿子是基督徒，那些教友们也整夜陪伴着她，只有音乐、赞美诗，没有哀乐和哭泣。贤斌的父亲现年已经82岁，贤斌在上次出狱时就决心要对父亲尽孝，善待如海恩情的妻子和已经对他生疏的女儿。现在看来，他已经不太可能对父亲尽责了。

刘贤斌从不为自己算计，总是很平静地面对一切。他出狱后，许多人慕名来到遂宁拜见他。大家都觉得，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谁也看不出他经历了12年的牢狱之灾。他从容淡定，虽然与世隔绝十多年，但他的思想却依然清晰敏捷，分析问题透彻和中肯。刘贤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倡导者，也是其坚定的践行者。对许多人不切实际的想法，包括对暴力变革的主张，贤斌总是耐心地对他们劝阻和说服。

近年来，我们的一些朋友提出了“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的川渝行动原则，贤斌提出要加上“识大体”。而我认为识大体本是题中之意，用不着强调，如果加上这三个字，反而会让他人误解，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由此来看，说刘贤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贤斌针对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权，而是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

三

贤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却从来不观光旅游，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想不起去看风景”。他多次到杭州拜访同仁，即使在西湖边上，也未去看一下西湖。当提及此，他总是淡淡一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他心中，与同仁交流是最大的乐事。心中有山河，何处非风景？

刘贤斌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他不仅非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非常理解别人。在政治高压下，在异议者的圈子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被误解为“特务”、“线人”，而贤斌总是维护这些人。他认为被自己人误解，是对人心灵的巨大伤害。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而是有他自己的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被误解的人是坚定的志士。贤斌这种眼力，除了他的智慧之外，也由于他非同寻常的气度，而他的宽容源于他的善良和爱心。

刘贤斌对同志、朋友具有血肉相连的同情心。出狱仅一年多时间，据我所知他就捐了两万元钱给各难友，而他却从来不将这些事情披露，实际他家的生活非常拮据，他穿的衣服都是同学给他的旧装。今年春节，我们给川渝狱中难友捐款，他又要捐两千元，被我阻止了，因为当时的捐款已经差不多够了。得知李卓出狱后，贤斌就计划前去看他。去年8月，他以到妻子娘家的机会见到了李卓，结果被警察强行送回遂宁。得知佘万宝出狱的消息，我和朋友第二天就到了广元，而贤斌第三天也赶到广元看望万宝。王森今年7月2日出狱，贤斌和我约好前往达州迎接王森。

陈云飞被警察无任何理由和手续第六次非法关押。6月18日晚上我对他说了这个消息，并说不能让这种践踏法律的事情继续下去。19日上午，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喝茶。他非常气愤，于是我们决定到新都去抗议，让好人陈云飞回家。然后我们各自回家，并将我们的行动在推特上发布。之后，我们到了新都。当时，有一些人，比如小冯和李婷惠等，已经前往新都声援陈云飞，莫之许也正从北京乘飞机赶来。当天晚上12点，陈云飞被释放。已经入睡的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从床上跳下来，然后他从我们住宿的小旅馆冲出去，到网吧给朋友们通告这一让人兴奋的消息。“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取得完胜。

我们出发前就考虑到风险，特别是刘贤斌的风险。此次刘贤斌被带走时，我以为他最多就是被治安拘留。我不知道这次行动跟他被捕有没有直接关系。刘贤斌看到朋友、同志受到伤害比他自己受到伤害还要难过，他是一定要营救陈云飞的。他曾对我说，今年11月，他剥权期结束后，一定要前往武汉去接秦永敏——神交已久，却未曾谋面的同仁。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看来他的这一愿望将要落空了。不过四川的朋友不会让他失望，如可能我将去武汉，将他的祝愿带给秦永敏——另一个可敬的战士。

四

大义当前，刘贤斌从来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出狱不到一个月，他得知遂宁市莲溪县林业员邓永固因为揭露腐败被捕入狱，于是毅然和我署名发表《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该信导致邓永固后来被释放。出狱不到一个月，贤斌作为首批《零八宪章》签署者签名，并为自己刚出狱就签了这么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感到非常幸运。

刘贤斌不是理论家、宣传家，他是一个遵循良心的行者。今年5月，他来到北京，有人劝他从事理论，他说：理论不是我的长处，中国缺乏的不是理论，而是行动，是勇气。为民主事业，他宁肯默默担当，身体力行。

刘贤斌最高兴的是见到新朋友加入到维权和民主事业中来，所以他较少在异议者通讯圈中出现，按他的话说，这个圈中基本都是跟我们抱有一样观念的人，所以他将目光投向国内大众博客，将交流的对象转向普通民众。贤斌的发言并不过激，但他的博客还是不断地被封杀，有十几次之多，署名换了又换，从“刘贤斌”、“刘贤斌自由谈”、“四川老刘”，直到“四川老刘十一世”……

我曾认为，英雄不能改变中国，需要英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但是高尚的人格怎么能见容于这个畸形的时代？而这个堕落到底的社会恰恰需要英雄，需要担当道义的殉道者。这是对正义的拯救，也是对时代、对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和民族的拯救。刘贤斌个人并不能颠覆政权，只是这个制度背弃道义扼杀道义，断送了国家的希望，最终才会葬送自己。当局以为将刘贤斌这些坚持良知的人送进监狱，他们的政权就稳固了，他们的制度就长久了。错了，正像我曾说的，这是愚蠢的。抵抗他们的不是刘贤斌、刘晓波，而是良知本身。

最后，我将以6月30日我在遂宁国保传讯我的笔录上的签署文字作为该文的结束语：“我是一个理性、和平主义者，刑拘刘贤斌是中国政府最愚蠢的事，是对理性、和平和法律的践踏，释放刘贤斌是唯一的出路！”

2010年7月7日　于遂宁市玫瑰上品

陈卫：走在路上的刘贤斌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5/2010

刘贤斌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6月29日下午接到他妻子陈明先的电话那一刹那，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个事实，我不敢相信牢狱之灾对于刘贤斌来得这么快，想到他才出狱一年七个月，还没有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想到他的妻子自跟他认识结合刘贤斌就象不知疲倦的老马奔跑然后两人就被高墙阻隔分别就是十年，想到他那可爱的女儿媛媛在刚刚两岁的时候就走上到监狱探视父亲的漫漫道路，别的孩子可以在父亲的怀里撒娇，而她却只有隔着铁栅栏望着父亲，旁边是虎视眈眈的监狱警察，为什么命运对刘贤斌和他的家人如此不公，为什么一个一心只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好人却要遭受如此的不幸，我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在电话里痛哭出来。还是陈明先，她承受着再一次失去丈夫的悲痛，哭泣着劝我不要哭，因为她就在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她要去安慰因为国保警察为了搜集刘贤斌的“罪证”而可耻的对一个初一女生进行调查和威胁吓得哇哇大哭的幼小心灵，她说，如果我们再哭，媛媛怎么办，她要告诉孩子要相信爸爸，要坚强。

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焦急地等待刘贤斌的消息，大家都在猜想，也许警察只是例行传唤，也许会因为刘贤斌到北京参加福建马尾对三网友审判案件的研讨会和营救陈云飞的黄丝带行动被当局进行报复性的治安拘留，刘贤斌被警察带走快24小时了，大家的忍耐也到了极限，我得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打开了skype会话组，那里都是贤斌的朋友，有些还是跟贤斌没有交道的，我不知道怎样告诉他们这一让人失望和悲伤的消息，对着麦克风我嚎啕大哭，电脑那边朋友们都诧异了，纷纷追问：“陈卫，怎么了？你说话呀！”我自认是一个坚强的人，二十多年我经历了太多悲欢离合，在与专制进行搏斗的过程中我早已将自己的感情深深掩藏，但是想到贤斌的遭遇，想到他的家庭为民主付出的牺牲，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出来。事后回想，我也想不到我竟如此脆弱。最后在大家的劝告下，我洗了脸擦干眼泪告诉了他们这一令人震惊让人愤怒的消息。

刘贤斌再一次入狱了，在他近42岁的人生里这是第三次入狱了，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还是人民大学学生的他被判刑两年半，虽然只差两个月就毕业了，他还是没有领到毕业证。他的第二次入狱是在99年，因为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他又被判刑十三年，两次实际服刑十三年。

朋友们都催促我写一点关于刘贤斌的生平和事迹的文章，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高尚如圣徒勇敢如斗士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刘贤斌是中学同学，又都有八九民运的经历，在中国除了北京，一个城市有两个这样多年以推进民主进程为终生追求的互为朋友同为战友的人是比较稀少的，也许就只有四川遂宁有这种景观吧，我也具有将一个全面、生动的刘贤斌介绍给大家的义务。

但是，几天下来我一直没有下笔，我的脑袋里不断地放映着二十多年来与刘贤斌交往的片段，作为学生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刘贤斌，他和陈明先到监狱来探望我的场景，我们彻夜长谈对民运的展望，他背着简陋的牛仔包到全国各地串联访友风尘仆仆瘦弱不堪的样子，还有他上次出狱牙齿掉了开心的画面。我不知从哪里落笔。千言万语怎么能描述出如此一个看似平凡内心却又像火一样热烈的人。

贤斌是一个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我首先要说的。走上民运和维权道路的起点各有不同，但是刘贤斌跟许多人不一样，中学时期地理老师经常给他们讲历史，使他对社会有了很强的责任感，他在所在的87级文科班搞了一个结拜兄弟的仪式，就是将对有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共同想法的十来个同学组织起来。这个想法虽然看起来很幼稚，但是必须要说作为青年学生这也是很超前的想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结拜的兄弟后来很多都因为八九民运和刘贤斌的事情而被警察抓过，进过监狱，其中欧阳懿被判刑，得过青年人权奖，其他也有签署零八宪章的，为纪念“六四”绝食的。所有的弟兄和同学朋友都对刘贤斌的没有任何怀疑和抱怨，即使是体制内的同学也都因为刘贤斌被抓和入狱多次流泪，这样感人至深的场面我已经见证过好多次了。

刘贤斌将民主当成终生的目标，他一生中基本没有挣过钱，他没有打过工，因为他将民主当成毕生的事业，他无暇去工作或是做生意。他唯一的挣钱经历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在成都荷花池摆过摊卖鞋子。当时我还没出狱，后来听说那个时期虽然很短，但是效益不错，一天基本有两百块的收入。可是听到朋友叫他到北京做更重要的事情，他毫不犹豫就丢下了生意。如果他是一个看重金钱和个人幸福的人的话，凭他的朴实和才干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刘贤斌出狱后依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是将自己多年的经历见闻以及一些见解写出来，能够有一些稿费，还有就是他出狱后一些朋友给了他一些生活费。但是他想到的是那些因为参与维权和民运而入狱的难友和生活困难的朋友。李卓因为参加四川民主党被以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判刑十五年，去年一月，距离李卓出狱还有三四个月，刘贤斌就委托幸清贤给李卓带去了四千元。成都一个维权人士无力支付房租，刘贤斌说一个人很难开口，拿出一千元给我，然后我再拿了两千元给这个朋友救济。浙江民运人士王荣清在狱中得了尿毒症生命垂危，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当即就和安徽张林、北京胡石根发起对王荣清的捐款，他们三个都是刚出狱不久的人，却首先每人捐款一千元。这让浙江民主人士感动不已。今年春节，由他提出然后我和他共同操作，找了一些对民运和维权比较同情和支持的人士进行募捐，我们一共收到三万多元，他专程给重庆难友送去，其余的则是我和其他朋友给狱中难友家里送去，让这些亲人在狱中的家属感受到人间温暖。黄琦、谭作人、陈道军、王森、黄晓敏以及刘正有每个家庭都得到了刘贤斌为他们雪中送炭的礼物。浙江王荣清、湖南谢长发也每人得到一千元慰问金。我们通过朋友得知佘万宝的电话后，他当即将号码告诉我，在我跟佘万宝取得联系后，我和妻子以及一些朋友第二天就赶到广元去见佘万宝这位同样为中国民主事业两入监狱累计服刑十五年的战友，刘贤斌当时并没有跟我们一起前去，对此我对朋友们解释，刘贤斌为了不引人注目会过几天再来见老佘。实际当天他和妻子陈明先来到仁寿，生平第一次为岳母过生日，吃过午饭就从成都前往广元来见佘万宝，并给了佘万宝两千元。我知道，贤斌实际已经没有钱了，在前几天他才从我这里拿了两千元钱，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已经难以为继了。

刘贤斌是一个无畏的人，对于他觉得正确的事情，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九十年代中期，由于胡石根组党案件、李海被捕，国内民运一片肃杀，刘贤斌正是在这种高压气氛中挺身而出，与王丹、刘晓波合作推出《牢记血的教训推进民主和法制》，并提出“公开、理性、非暴力”的主张，从而开创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民运一个短暂的春天。实际这时贤斌住在清华北门的一个农民房子里，这个房子还曾经是我在91年住过的，理由就是位置偏僻，价格低廉，此时他的生活异常艰难。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有十几天时间只靠啃干馒头过日子，但从来没有告诉其他人。还是王丹发现了他的状况，为他交了房租，他才能生活下来。这就是贤斌，从来不觉得自己过得艰苦，因为在他的心中更大的事业在召唤他。

98年民主党组党风潮起来时，秦永敏感觉到自己出于危险之中，他正在办《中国人权观察》，担心由于自己的被捕使得这个阵地丢失，刘贤斌当仁不让，表示在秦永敏被捕后将由四川来接过这个担子。结果事情正如预料，秦永敏进去了，刘贤斌和四川朋友也没有任何犹豫，将遂宁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继续秦永敏那份未竟的人权事业。当时没有任何资金，采集信息、编写通讯、打印资料、向外界发传真，都是贤斌和朋友们自己想办法。同时还面临警察的干扰，一个星期就被搜走两部传真机，贤斌只有到打字店去打印，有次是由他的妻子陈明先去复印，结果被警察抓走，打字店的复印机也被搜走。刘贤斌闻讯后抱着一岁半的孩子到公安局抗议，并将妻子替换出来，自己却被关进去了。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将《中国人权观察》办了半个月，发出十几期报道，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神话。

贤斌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认识他的人从来没有发现他发过火，也没有气馁过，其实他有太多的理由灰心失望，他如果像大多数人那样明哲保身，也许就会像普通人那样过着平静而安详的生活，但是我知道他心中有一团火，他将中国的未来和人民的疾苦与自己紧紧相连，所以他无法停止他的追求，即使前面通向监狱。

贤斌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来源于他有一个理解他的妻子，陈明先也许是这个社会比恐龙还稀少比熊猫还珍贵的女人。优雅、美丽，还有一颗比钻石和水晶更晶莹剔透的心。像贤斌这样将毕生精力和青春年华交给了民主和维权事业的人对于一个家庭并不是负责任的丈夫，对孩子更不是称职的父亲，可是陈明先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将孩子带大，将家庭打理的井井有条，贤斌的父亲现年82岁了，跟他们住在一起，贤斌的母亲没有看到儿子最后一面含恨而去，陈明先都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让贤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种高尚而伟大的爱情也许是贤斌一生最重要的财富。特别是前年贤斌出狱后，看到自己没有出一分力气妻子买了单位的集资房并省吃俭用将所有欠款还清，女儿在他入狱时才刚两岁，还在蹒跚学步，而现在却亭亭玉立，学业优秀，让他汗颜之后又无比自豪。所以他对妻子也百依百顺，报答他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有些时候我们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总是不避讳的说自己“惧内”。这不是说陈明先凶悍，实在是陈明先为爱情和家庭付出太多，贤斌对她异常的珍惜。

贤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政治追求来源于他的良知和常识感，所以他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他是用行动来诠释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不过他走的道路异常艰难和危险。这一次我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怎样的结果，我说过：专制政权都是自大和愚蠢的，他们迷信暴力的作用，他们在拥有了高科技和高投入后往往做出的是最愚蠢的决定。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点。

对刘贤斌刑拘以致可能的判刑我不知道是什么无知而自信的人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我知道，刘贤斌不会因为监狱的大门向他敞开就停下他的脚步，四川人民不会停下他们维权和追求民主的脚步，中国人民不会停下他们走向公平和正义的未来的脚步。

历史会记住刘贤斌们用他们的苦难和执着诠释的信仰和追求，历史正是由于像刘贤斌这样无私无畏的人们用他们的脚步走出来的。刘贤斌不孤单，因为我和许许多多的人们和他隔着高墙心心相通。当监狱成为囚禁良心的手段不再为人们恐惧，那么我们离自由并不遥远！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

刘贤斌再次被刑拘第五天四川遂宁市玫瑰上品

陈卫：体育比赛和宪政精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16/2010

宪政精神对于中国这样古老而传统的社会无疑是新颖的，在封建社会，王权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在结束了帝制和军阀混战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一党专政却比封建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人类历史来看，宪政民主是姗姗来迟的主角。各种等级制度占据了过往文明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些人奴役一些人的历史。在灿烂和辉煌的背后，故纸堆总是诉说着被冠冕堂皇理由掩盖着的赤裸裸的掠夺。

民主实在是不浪漫不美丽的政治哲学。如果仅仅从理想和审美的角度，很少有人会选择这个什么前途也不揭示的政治理论。大同社会、遥远天国的图画比起枯燥的民主理论来说对那些向往美好事物的知识分子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就象天上的月亮，他们更希望用想象代替现实。对月亮的态度就象对社会的态度，他们不是去探索月亮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是希望月亮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政治哲学是专制的帮凶，遥远的理想成为了悬挂在人们面前的胡萝卜，人们为了虚无缥缈的胡萝卜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可等级制度或者精英制度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专制绝不是纯暴力，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太简陋了，虽然暴力是专制的坚强后盾。我们在历史中发现，隐性的暴力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种隐性暴力就是关于社会或者国家的目的是实现某种遥远而美好的理想。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不可能随时都用暴力来维系，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将压迫转换为自觉的服从，从而使专制制度得以延续下去。

民主被中国人呼唤了上百年，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我们只是从一个监狱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看守不同，被囚禁的事实却没有改变。

百年来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大问题有小道理，这是智者教给我们的简单逻辑。我们有了宪法，我们有了法律，为什么我们还是处于被禁锢被奴役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正面回答。

其实，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复杂。在实行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得到最权威、最坚定的回答就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而这个从来没有得到仔细阐述的“国情”使得中国不能实现西方式民主。请注意，西方式民主是个什么词语，在这里，西方式民主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哲学的系统，成为被分析研究和消化接受的客观学说，而是成为了一个替罪羊，一个以傲慢的民族情绪和安全恐惧为心理基础的抛弃物。因为一旦说到这里，理由几乎就不用再想说了，因为纠缠下去，叛徒、汉奸的帽子就等着你了。

可是宪政民主的精神真的只是西方的土特产吗，它来到我们这片土地就真的会水土不服吗？我始终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探索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知识和智慧的扩散。现在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会愚蠢到认为所有的知识、技术、文学、艺术等必须是自己原创。学习和采用别人的成果是简单的，是双赢的，是共同获利却没有任何人受损的，而创造、发明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而过程。人类之所以会进步，学习或者更直接说吸取别人的知识经验是最为直接的道路。从这点上，我反对以地域来划分文明，虽然它们曾经属于某些群体的结晶，但是都会经过人类整体的批判和淘汰，并将成为人类整体的财富。每个人甚至每个单个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人类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否者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将很快枯萎。

专制者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说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是西方的科学，他们不会再说高楼大厦只是西方的特产，虽然这些确实是西方人最先发现或发明的。因为他们明白拒绝这些东西一个国家将很快在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而国际社会就象森林一样，一个虚弱的骆驼必将成为虎豹的食物。

我们必须发掘出宪政民主的本来意思，我们不会因为它是西方崛起的原因就信赖它（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但我们也绝不会因为它是我们专制者敌视的对象就抛弃它。宪政民主如果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不含任何“国情”这样的条件下将其推演出来，就像英国的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导致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但梨子掉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也同样可以推演出万有引力定律，至少是毫无障碍的理解和运用这个规律。

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学者和民主推进者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宪政民主必须在排除文化和民族等特殊条件下得到解释，这不仅是回应，更是一种深刻的理解。我们之所以没有实现宪政民主，除了利益集团有意阻碍之外，对宪政民主的含义理解得似是而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有你自己愚昧别人才能欺骗你。

这当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我只是将这个思路提出，希望有意者共同完成这个课题。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作为我在这个课题上的尝试：我们是否应该遵守宪法和法律？

这个问题看来是毫无意义，因为许多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啦，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工具。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宪法和法律的政治意义，我们对宪法和法律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我们可以将宪法和法律看成一种规则，一种针对一个国家所有人的规则。这个规则的确立过程和公平程度以及由什么人执行如何执行肯定要影响到最终结果。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和一场体育比赛进行类比。当然国家和体育比赛具有许多区别，这点毋庸多言，但是就其都是在一个规则下运行，这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体育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当一项运动成为比赛最关键的是什么？仅仅是参与运动的人员和一些人对某种运动的爱好吗？

人们不乏各种爱好或者技能，但是这远远不能使其成为一项运动或者一场比赛。所谓比赛，必须具有一整套完备的规则，这套规则是公开而公平地针对所有参加比赛的人的，也就是说，这个规则不会故意让某些人因为一些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占据优势，同时也不会使一些人因为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受到侵害。

假如有这么一场比赛，它的规则是大家不知道的，这样的比赛还会有人参加吗？同样，假如一个运动员知道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不公平的，而且规则的利益指向都明显的偏向于他的对手，他还会参加吗？答案是显然的，这样的比赛是不会持续下去的，或者它根本就办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先有了比赛规则，然后才有比赛。

宪法和法律也是一个国家的规则，不同的是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人们没有退出比赛的可能。这点确实和体育比赛相比要残酷得多。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每个人都按照规则来参加比赛，这时，比赛的规则就是宪法和法律，因为它们确定每个参赛选手（就是公民）应该如何从事。这个规则最终将产生一些影响深远的结果。

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一个公民是否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被制定成具有偏见的成为某些特定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如果自己只是这个比赛毫无争议的牺牲品，试问，谁还会毫不犹豫的以守法者自居？

所以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有条件的，必须是这个宪法和法律作为一个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在此我们就可以说，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是作为一种意志的体现，它的正义性不是来源于它的包装。就像一个不公平的体育比赛一样，不能因为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套上宪法和法律神圣的外衣，它就变成一个必须不折不扣被遵守和执行的东西了。因为很可能的情况就是，我们得到的是成系统的控制，而没有任何的宪政和民主。这就是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区别。

我得意思不是邪恶的宪法和法律必须得到推翻，这实际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内容，我只是说由于规则的不公平，人们并没有无条件遵守这些规则的义务，哪怕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名义！

在这样一个扩大了的比赛里，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相比体育比赛的规则更加复杂。也许最恶的法律秩序也比无政府好，但这只是为了维护政治意义上的秩序，体育比赛可以取消，但是人们却必须生活下去。宪法和法律因为它的本质并不是人们无条件接受的对象，就像人们可以拒绝一个不公平的比赛一样。不公平的比赛会被选手们抵制，但是不公平的宪法和法律并不那么容易消除。

专制制度不是我们的选择，就像我们不想去参加注定失败的比赛一样。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输在那早已虎视眈眈的起跑线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澄清了一个事实，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权利。宪法只是一个并不足月的盗版，它不具有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力量。由于宪法可能具有的欺诈性，是将强制伪装成公正，我们同时也就具有揭穿这种欺诈和反抗这种强制的权利！

2010年6月12日于四川省遂宁市

陈卫：“六四”这块试金石试出了什么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5/2010

我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政治哲学是从何而来的，换言之，宪政民主思想真的只是西方那片水土上结出的果实吗？难道像中国这样传统深厚的国家只能以“中国特色”来设计和建立一个与西方宪政民主完全不一样的政治体系吗？更让我困惑的是，难道政治哲学真的就是那么具有个性，在宪政民主体系外还留给我们一个“中国特色”空间？如果“中国特色”是成立的，那么印度特色、埃及特色也应该成立，政治哲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说它是一团乱麻更合适。

“中国特色”是我们这一代人思想上的一个陷阱，因为中国政治权力的垄断者就是这么把它当作一个无往而不利的武器。而且在数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里，我们接受了似乎是科学的哲学，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强调特点个性总是科学的态度。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宪政民主变成了要改进和加定语的东西，民主已经简化为人大政协这样的花瓶摆设，或者名义上的集体领导实际是集团垄断。民主的进程完全停滞了，实行宪政民主既没有理论的合法依据，也完全丧失了动力。

1989年我作为一个学生参加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当然当时我们的思想和动机是非常简单和质朴的。可以说，我是成千上万被党化教育精心培养出来的标准化产品之一。我们当时是相信党也相信政府的。当时经济形势向好，虽然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思想清洗，但打击面不大，也对我们普通学生还是遥不可及的。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认为当时非常严峻的是物价问题，但对我们不从事养家的孩子来说，生活费就是家里每月寄来的几十元钱，物价距我们还是一个遥远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或者一种希望改良的态度。

八九民运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拐点，也许对中国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超出了我们以及政府的想象。学生运动对发展中国家不算是新鲜事，但是八九民运发展到“六四”开枪镇压，无数鲜活的生命在枪炮面前陨落，这一刻已经不再是众多平凡日子的一天，它注定将接受更多的拷问。

我一直在追问“六四”事件的意义。它仅仅是平息一次不守本分的大学生和别有用心的知识精英们躁动的无奈之举，还是深谋远虑的正义行动？还是在背后具有更为难以言说的东西？“六四”事件后，我和其他学生、教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我们都被钦定为这次给中国带来巨大影响事件的罪魁祸首。我当时就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我们是被一些人操控，我们成为了所谓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我绝不吝惜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我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这一态度到现在也一直陪伴着我。可是说出来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相信的是，无论是在壁垒森森的监狱，还是无数次跟警察打交道，从来没有人对政府在“六四”开枪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我们解释，也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们是怎样被利用怎样危害了国家。不光是对我这样，我接触的所有的经历了“六四”事件的人的经历大都如此。警察们只是按照上级的意思对我们监控、或者关押。至于我们是否是罪人，他们从不理会。这是疏忽，还是心照不宣？也许二十一年来，中国的媒体从来不对“六四”事件评论哪怕是批评说明了一切。

“六四”事件二十一年过去了，二十一年前的枪声已渐渐远去，死去的人们或者坟茔上杂草丛生，或者名字永远留在了失踪者的名单上。二十一年，对于后来者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曾经的百万人群为追求民主自由在街头慷慨激昂的场面和北京彻夜的枪声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不真实。

但是，时间真的能抹去一切痕迹吗，就像黑夜能遮盖罪恶一样？数千生命难道在历史上象空气一样无影无踪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也随着生命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也许历史上无数的人们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不自量力，也许八九民运也是众多不成功的反抗之一。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反抗都是毫无意义，我不认为“六四”事件过去了它就只有考古意义上的价值。

对“六四”事件进行反思对我来说不是咀嚼痛苦，不是强化仇恨，而是被我赋予一个新的意义。过去的意义在于现在，反思过去意谓着校正现在，校正现在的目的在于建设公正合理的未来。对个人来说过去是流逝而去的江水，而对人群来说，过去则可能意味着对未来的启迪。

在思考政治哲学的来源和合理性时，我发现了“六四”事件深刻的价值。

宪政民主思想当然不是从天而降的，任何思想都不是空想的结果。不得不说宪政民主思想是一种很不浪漫的政治安排。这种思想不是那种有着对人性和宇宙神秘看法的人提出来的。我一次次追寻宪政民主思想发生的演变的足迹，我惊讶地发现宪政民主思想并不是圣人的杰作，其实这种思想源自受害者的反思，或者说反抗性思考。

宪政民主思想的出现和得到承认，并成为许多国家政治大厦的基石，说明一个问题：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是常态，必须用制度来解决。否则宪政民主就只配成为政治大餐里的配菜，或者说像奥运会这样在几年一度的节日里抛头露面。我们更可以推测，如果没有权力对权利的随时可能的虎视眈眈，宪政民主思想就不可能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只是几个清高的票友们的文字游戏。

理解宪政民主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其实这一思想具有简单的常识。对于受到的侵犯，人们有几个方式回应。比如睚眦必报，当时就找回场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有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惹不起躲得起等等。但是这些侵犯前提就是侵犯者是个人或者偶然的侵犯。如果是国家，或者是至高无上者，这样的态度显然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宪政民主思想的目的就是假设这种侵犯随时存在（实际这样的假设已经不是假设了，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前我们每个人都在伴君如伴虎的状态下生活，只不过远近和运气不同罢了），将可能造成侵犯的危险分子捆起来。痛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去寻找痛的原因，不去医治痛，去避免痛的再次发生。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宪政民主有许多原因，我认为一个就是思想上的理论上的因素，不管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将建设理想社会作为目标。它们都是一个向前的政治哲学，或者说是科幻画家。它们虽然表现形态差别很大，但都是一个劲的往前冲，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全。这就像一辆没有刹车而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在这点上，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种更像是兄弟。当然这也不难理解，理想的儒家传统更能接受同样理想的马克思主义！

“六四”事件的意义就此凸现出来了！虽然我们追求民主，但是中国缺乏民主最基本的生存土壤，就是对权力的怀疑，深深的怀疑！统治者从来就将自己打扮得如鲜花一样，他们从来就将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这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就像强盗绝不说自己是强盗一样。问题就在强盗并不会强迫别人去赞成他，他使用的是直接的暴力。可是专制者占有一切的资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裁判同时又是球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事情就此变得很简单，就是权力对权利的侵犯虽然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却是零散的和经过了改写的。人们对这些侵犯缺乏系统的认识和思考，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宪政民主思想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当然政府必然会对实现宪政民主推三阻四，当然它们会找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就有他们多么伟大光荣正确。这实际是一个简单的障眼法，可是在宣传机器的全力运作下，在监狱、警察、枪炮的说服下，许多人一如既往的相信党相信政府。不得不说这对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因为怀疑或者改变一个强大的危险分子对个人来说是痛苦的事情。我们不得不佩服弗洛伊德，是他指出视而不见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

宪政民主在中国缺乏基本的起点，至少是“六四”事件发生以前。因为宪政民主的基础就是权力是危险的，因此它应该受到限制。试想，大家都对政府或者组成政府的人抱以无限忠诚，没有丝毫怀疑，就像孩子对于父母一样，怎么可能会想到去控制它、限制它？当它暴起伤人时我们怎么可能免于受伤？

但是这种类似自我安慰的心理被“六四”事件打破了，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不再天真。我将“六四”事件比作试金石。那么这块试金石第一个就试出了自诩为人民的代言人公正的化身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并不是我们许多人一厢情愿想象的那样善良。政府和权力并不因为高尚的理想就变得不需要监督和限制，更何况这种理想的假设本身就值得怀疑。这是“六四”试金石的第一个重大意义。它用最残酷的事实揭露了权力是危险的这个本质。我们许多人在传统和宣传中泡得太久了，许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理性的思考，在严格的政治哲学和改良主义中选择了半推半就，麻痹和自我催眠成为了最时髦和最负责的代名词。然而“六四”的枪声以及数千条生命告诉大家，我们并没有幸运到社会法则对我们不起作用。老虎不吃人是不可能的，以前吃的是别人，以前它是在偷吃！

“六四”试金石第二个试出了人民对暴政的容忍极限，这是“六四”事件的另一个伟大价值。对于暴政人们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中国历来讲究的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干的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勾当，实际从形态来说不外乎是简单的重复。但是“六四”事件更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原因在于其一当事者及其他因此而苏醒者没有保持沉默，没有象“反右”和“文革”中被迫害者那样将自己定为“犯了错误而被妈妈打了的孩子”，他们坚持真相，不依不饶。这体现出难得的道德勇气。要知道，这些人二十多年来无数人被投进监狱，无数人生活在贫困和监视之下，无数人流落海外，坚持真相有时并不比面对屠刀轻松。其二对“六四”事件的反思没有将这些直接参与八九民运以及受“六四”启发的人们引向以暴制暴的轮回上，而是将目光放在从制度上根本消除暴政，从源头上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民运、维权运动、家庭教会、读书交流会、零八宪章运动以及各地的公民社会建设，无不在“六四”事件二十一年后轰轰烈烈的开展着。在铁笼一样的中国，所有这些努力无不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宪政民主思想——将成为改变中国最有力的思想基础。

“六四”事件无疑是中国的一个惨剧，逝者带着遗憾长眠，但我们却不能遗忘。灾难不会停止，就象老虎永远要吃人。经历了“六四”，我们不再停留在做一个修补者，我们不再是充满幻想的小女生。我们已经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宪政民主，我们也不再犹豫，这就是我们的道路！

“六四”死难者会因此死得其所吧。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于四川省遂宁市

陈卫：拿什么可以交换民主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3/30/2010

现代化对许多后进国家都是一个包含复杂感情的东西。不同的人们都希望从中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要那些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的对他们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东西。一个传统社会的政治格局受到威胁不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如他们的前辈更差，或者没有遵照被世代人们视为金科玉律的游戏规则，而是参照的体系发生了变化。完全独立而弱小的文明对孱弱的东方巨龙形成的威胁远比在长城外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大得多。我们有完全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殖民者的炮火以及那些文化入侵，清王朝不会垮得如此之快。即使在不满的民众和野心家的合力推翻下，很难说在这个废墟上建立的不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克隆。袁世凯和张勋的作为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依据，更不用说洪秀全虽然打着貌似新奇的幌子，只是在角落里取得一点地盘就露出其肮脏的狐狸尾巴。

文明的冲突总是在外力的压迫下产生的，而最先发难的显然是一些知识分子。我们知道，地位和既得利益总是阻碍人们获得新思想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当西方文明通过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突现在中国人面前时，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那些达官显贵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不论是从文化上和政治上进行都使他们难于接受。从文化上的变革意味着否定他们赖以维系的精神传统，否定他们引以为傲的祖先，也使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哄然垮塌，从政治上的变革则使他们合理的担心他们将不再拥有他们原来随予随取的优越生活。这个原则不仅在清朝末年得到印证，在今天的中国表现也非常明显。我想这也许可以算作一个历史的规律。

知识分子则不同。当然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也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因为无论那个时代，所谓的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大多数则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和宣传机器运转下的奴仆。但是文明的冲突下一定会有一些挣脱传统文化枷锁和透过宣传迷雾看到新文明价值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以他们对传统社会的了解，来对比给他们启示的新思想。他们没有太多社会地位的拖累，既有的利益和新思想给予他们想象的广阔空间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這些人就成为新的文化和政治哲学的鼓吹者。

十九世纪末，西方文明包括科技和政治思想就传到中国，并拉开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帷幕。一波波冲击到现在并没有结束，我们更可以说到现在这个历程还没有达到高潮。

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愚昧走向理性、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久病不是那么容易痊愈的。有太多的目标干扰我们走向我们的理想。包括种族问题、经济发展、民族独立、传统理想等等都宣称自己是首要的目标，让那些满怀激情的人们在这些目标面前难以适从。

在最真诚的人们中分歧被无限扩大，以致他们的任务从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确立新的社会运作规则转向你死我活的争夺话语权或者说交椅的斗争中。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出现这个状况有许多因素，我们甚至不能说这是那一方的责任。执政的国民党的专横傲慢，共产党的偏执于一种主义以及民众的轻信都是这场水火不容的闹剧的原因。无论这场角逐结果怎样，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个胜利者已经偏离了他们最初的方向。他们从反对一个僵化的秩序出发，经过了漫长的路途，结果走了一个圆圈，回到了他们的出发点。

我们经过百年的摸索，无数的人们付出他们的真挚，无数的青春和生命在这场马拉松中成为殉葬品，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那个无数人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与我们依然隔河相望。

叹息并不能改变事实，只会让我们在抱怨中继续以放任的态度对待现实和未来，将我们的责任束之高阁。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即合理。这句话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还处在专制的桎梏中是有其原因的，我们在方向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的努力还不足以使我们这个僵化的庞然大物完成华丽的转身，我们还不配享有民主。命运不会特别青睐某些人，当然也不会特意抛弃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国度就会水土不服，根本的原因只能从我们自己身上找。

我们相信那些追随理想者的用心是真诚的，但是我们怀疑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民主的态度是暧昧的。纵观中国追求宪政民主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宪政民主没有得到其本质意义的尊重，人们随时准备将其抛弃，去交换那些现实的利益，去捞取眼前的好处，理直而气壮，不知不觉就偏离了方向。

找借口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将宪政民主这样的看不见模不着的东西换来一些五彩而具体的诱惑。谁也不能简单的驳斥这些道路是错误的。民主确实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在现实中，民粹、民生和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企图将民主打扮得如它们所愿。那些目标和好处具体而现实，可以说推动力强大，一直是蛊惑家们囊中的利器，而民主是一种新的社会安排，民主社会建立后每个人都可能是受益者，跟每个人的利益都有一点关系，但是这也就意谓跟每个人都没有关系。歇歇吧，以后有机会再来实行民主吧。在这样的考虑中，民主被一代一代的当政者和民众置之脑后。

我不认为民主至今还没有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多难的土地落户生根的原因仅仅是大家将民主毫不吝惜的换成拿在手里的棒棒糖，这是太简单而经不起检验的结论。民主成为随意抛弃的孤儿只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但是思想和态度决定了人们的努力方向和努力程度。而我的目的在于指出这种思想是绝对不负责任的，我们许多人从虎头就此转向蛇尾。我认为在这些争取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先驱们头脑中的模糊概念，是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次次推迟，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四不像”的罪魁祸首之一。摇摆不定的“半民主主义者”无论怎样都担当不了民主的先锋，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如果来梳理一下中国百年来的宪政民主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民主运动实际并不那么纯粹，那些民主的先驱们头脑中的民主观念在化作具体的政治行动时无不被现实的考虑所左右和误导。

很多人津津乐道清王朝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宪政民主的一个里程碑。实际这个东西根本只是一个预备立宪的宪法性文件，不说其根本就没有机会得到实施清朝就被推翻了，究其内容也跟宪政民主也完全不沾边。整个《钦定宪法大纲》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至关重要的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君上大权”继续张扬，而议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徒有虚名，臣民的权利则微不足道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这个没有出生的宪法胎儿跟我们现在的宪法简直就是孪生兄弟。整个所谓的预备性宪法关注的是“君上神圣尊严”，明目张胆的声称其企图是让“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宪法没有变成保护民权限制君权的屏障，而是成为专制者用以将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合法化的外衣，成为抵御民主运动的借口。“宪”是立了，但根本就没有立宪。后来我们的统治者无不是走的这一条偷梁换柱的立宪道路。

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其思想和举措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具有深远影响。他提出的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到现在还是国民党理想中的核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批评“三民主义”是否符合宪政精神。实际“三民主义”包含了政治、经济中许多合理的目标，也是中国长久以来最务实、最少空头支票的政治纲领。但是也许是由于现实的压力，更可能是妥协的结果，孙中山更看重当时的成就，心目中一大堆想当然的东西，而对民主的实质及其可能受到的侵害认识不够。他将宪政民主的过程规定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意图使现实成功与宪政民主调和起来，从此就将民主的未来拱手让出。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宪政就是要“限制政府”，而孙中山这个“三段论”将主动权又交给了权力者，被告却成了裁判，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天大的悖论。我认为孙中山的道路在两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对实施民主是不容拖延的和对他的继任者报以天真的信任。包括国民党退居台湾的很长时期，民主在国民党的施政中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花瓶。

至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识，可以说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是政治动员的工具，在中共的理论和实践中民主从来就没有得到其本来意义的尊重。也许从马克思那里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和后来的以列宁模式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从来就不关心程序的正义和人民的权利。他们只是借这个词汇来为其改造世界的计划提供麻醉人民的理由。中共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为了他们认为的美好秩序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利益，从本质上说，这种做法完全是民主的敌人。

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一个反对宪政民主的宣言，在这里明确的将人民撕裂开来，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人们只有服从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明确的被集中在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的中共共产党手里。跟许多共产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重点也经历了全面专政到经济改革的过程。虽然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得到发展，人们也可以享有一些自由。但是一党专政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实行宪政民主最大的障碍。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统治者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他们绝不会主动实行民主和宪政，任何人都可以合理的推测其中的原因：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巨大的损失。中国近代宪政民主运动过程中所有的领头羊无不是将民主作为他们争取支持者的工具。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放弃对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责任的追究。如果我们说权力者轻易的放弃或背离了民主理想，那么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他们曾经多么热情的追逐民主，但他们取得主动权后却不是最需要实行民主的群体，相反他们是民主潜在的最大反对者。也许一些人是大家寄予厚望的，但是由于没有民间足够的坚持和压力，这些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和承诺，但这不正好说明我们的责任吗？

我们可以认为专制统治者是简单而愚蠢的。专制统治者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不惜一切手段争取最大利益，当然就是要尽量摆脱对他们的一切约束。他们的手段和伎俩也仅仅是那么几种，虽然花样翻新借口不同，但并不难识别和戳穿。专制统治依靠的是暴力和欺骗，但没有民众的放弃抵抗和配合，专制统治绝不能长期维系下去。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的专制就是那么容易得手，很少遭到精神和行动上的反对。我们不得不说在那么粗浅的借口和谎言面前，我们许多民主的拥护者与其说善良不如说愚昧和懦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民主的根基就在大众对个人权利的坚持和对公共权利的警惕和不依不饶的防备。正是我们的民众轻易的相信民主的实行需要时间需要条件，民主必须让位于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等理由，专制者将他们还没有给予的民主从前门送出又轻松的从后门收回。不难想象正是野心家、政客与民众的合作才使中国的专制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民主是脆弱的，不管是在初创的时期还是在运行过程中。野心家、专制者和轻易放弃责任的半心半意的民众是对于民主致命的危害，专制统治的思想或者企图实行专制的思想一定还会长期存在，但是只要民众不轻易将民主拿去交换，守住民主宪政的底线，相信民主是当下必须实施的东西，一切的拖延和交易都是别有用心的借口，那么这些企图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我们相信，这时我们就离真正的民主不远了。

2010-3-26于四川省遂宁市

陈卫：民间反对派的成长是中国民主化的关键要素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5/2010

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长久以来，在流行的思想领域里这个问题被掩饰或者说被误导了。人们在精心编织的谎言和巧妙掩饰的威胁下不得不认可那些被强塞给他们的道理。这些道理无疑例外的宣称当时的统治者具有天然的统治合法性，而人民的权利仅仅限于认可和服从。形形色色的专制正是在这种合法的外衣下延续着古老的神话。在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种利器下，人们不得不交出他们的忠诚和收入。

合理社会的结构就像人们的后脑勺一样，虽然它就在我们身边，似乎伸手可及，但是我们却绕不过自己的脖子，专制统治者没收了可以让我们看见真相的所有工具——镜子或照相机，让我们始终处在掌握半个真理的状态。我们只能有政府，而不能有我们自己想要的合理的政府；我们只能有法律，而不能生活在法治社会中；我们只能拥有生存权，吃饭的权利，穿衣的权利，而不能拥有做人的基本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不能拥有跟统治者有区别的信仰，不能拥有为保护自己的权利、交流或宣传自己思想的组织，特别是不能对当政者及其政策有任何的怀疑。

真相大概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能得出，一是在没有压制、没有既得利益的偏见做出独立的判断；二是可以充分无障碍的吸收古今世界范围内的先哲们的成果；三是具有相同出发点的人们将他们的思想进行交流沟通完善。得出这个结论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由于这些东西具有的颠覆传统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习惯于在有利于他们的游戏中轻松获取胜利的人来说，这都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言论、结社等自由就变成了高压线，妄图探寻社会奥秘的人们从各方面被压制。

皇权专制百年前在中国成为遗迹。但是专制却并没有从中国销声匿迹，而是改头换面干着同样的勾当。新型的一党专制比以前的个人独裁和皇权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纵观中外民主化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是历史的产物，它与人性中最丑陋的东西相结合，专制者的逻辑是自欺欺人，他们绝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消除专制必须是长期的主动行为结果。中国百年对民主宪政追求的历史正告诉我们这个残酷的结论。每当人们希望消灭压迫获得自由时，这种善良的愿望和激情无不被一些当时看来真诚的集团当作他们利用的工具。其间的道理很值得我们深思，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大家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将自己的权利和信任无条件的交付给了那些蛊惑者，当人民变成了毫无屏障的羔羊时，即使是最温和的统治者也按捺不住剥夺的欲望，更何况每个统治者都会遇到无数的难题和挑战。

当我们从苦难中醒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间天堂都是挂在前面的白菜，而人们却被当作任人欺骗和驱使的驴子。所有美丽的谎言都只是解除人们从精神到行动上武装的精神鸦片，让人们在谎言中默默等待，默默死去。

但是，我们又是历史最为青睐的一代人，在专制者将通往自由的大门封死时，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又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扇小窗，或者说是在这密不透风的铁笼上凿出了一道道缝隙，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些外面的风景，让我们有了新的参照物，使我们不再对不公平的现状麻木不仁，使我们有了重新估价我们的社会的新的参照体系和重新思考关于社会正义的问题的起点。

专制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历史的观点。我们不能指望人们在历史发展的初期就发现和建立一个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今天的民主宪政思想是无数代人在饱受专制折磨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在现实中反复修正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压迫并不一定意味着反抗，当压迫者理直气壮而被压迫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反抗的权利时，压迫得以合法的延续下去。只有当压迫行为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当被压迫者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忍受这种压迫时，反抗才有可能发生。

当前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一党专政已经失去号召力，其核心观念已经被大众包括他们自己抛弃，唯一支撑他们继续维持统治的信念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而统治者还在为其霸占统治地位绞尽脑汁的编造理由，疯狂的打击要求自己权利的平民和镇压对专制的具有解构作用的独立言论和任何形式的集会、结社。由于一党专制本身具有的制度性先天缺陷，社会矛盾已经积压很深了，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权利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于自己经济权利绝不让步，知识分子和一些先知先觉者不断地在追求言论、结社自由，一次次的冲击专制者划定的底线。宪政民主已经对中国人民的心灵打开了窗户，以权贵集团统治为特点的新型一党专政和日益高涨的公民运动、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关系已经形若水火。这是中国进行宪政民主压力，可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实行一党专制的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孤岛。现在的一党专制的特点跟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初的共产党人确实是有理想的，虽然他们在历史这面镜子里显得非常的浪漫而天真。但是中国现在的统治集团却在理想失落后退化为追求金钱和权力的奴隶。所以现在中国的专制统治具有更加明显的堕落的特征。

关于中国如何摆脱专制走向宪政，海内外都有不少文章论述。这些文章许多都有非常难得的真知卓见，特别是《零八宪章》于去年12月9日发表，至今已有上万人冒着危险签署，表明了中国民主运动从精神上有了飞跃，已经从单独争取某些具体物质权利和政治权利转向为抛弃专制体制，要求整体社会公正，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公民愿意为实现宪政承担责任，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前苏联、东欧和台湾民主化的经验给予我们很多启迪，但是我认为历史往往是不可复制和模仿的。我认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很可能具有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特点，我们民主化的进程很可能会有更曲折和艰辛的道路。

一，许多研究苏东和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人强调朝野互动，简单的说，就是执政者内倾向于改革的“中左”和民间要求民主变革的自由派的“中右”进行联合，结成所谓的“中派联盟”，合力进行解构专制体制和推动民主化进程。其理由是这种方式可以借助于“中左”在体制内的权力，将变革的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将宪政变革对社会的震荡减到最低。

不得不说这种思想，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民主变革的进程更少曲折，社会不至于因为大的变革出现剧烈的动荡，或者由于权力出现真空导致社会崩溃。但是我们不难从这种思想中发现“新权威主义”的影子。我们必须说不管是“朝野互动”还是“中派联盟”，都不是政治哲学而只是技术政治学。

我们其实很容易发现这种民主化道路具有非常强的一厢情愿的特点。我不否认这种联合确实具有许多优点，一些国家民主化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我赞成与所有支持宪政民主改革的人合作，但是我绝不赞成在统治者阵营中假想出一个所谓的改革派。我不怀疑，民间自由派、反对派随时可能抛开历史恩怨与执政者就建设未来进行合作，但是我们根本看不到或者说不能合理的推测、有效的控制执政者中会出现一个什么改革派、“中右”。难道这执政者一意孤行我们就必须继续等待吗？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一党专制一直是独立于原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皇权专制具有很深的传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这就为民主变革设立了很高的障碍。而所谓“新权威主义”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被“六四”事件粉碎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新权威主义”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进行民主要求的学生和市民的武装，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时至今日我仍然为当初的善良和幼稚感到羞愧。

二，民间反对派是民主变革的关键因素。纵观世界民主化浪潮，我们可以看出独立、倔强的民间反对派是民主化的主导力量。民主和专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同时也是利益之争。只不过民主要求的是在正义的基础上的公平分配，而专制则将社会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专制集团绝不会主动去进行这种变革，只有当他们觉得压力足够大无力为继时才会半推半就的做出一些让步。中国自“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以来不断的涌现出许多执着的自由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法律工作者、民运人士，他们不惧牢狱艰险，不顾生活艰辛，长期坚持对专制提出批评，并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冲击和尝试，从九二自民党组党、九八民主党组党到《零八宪章》的联署发布，以及在重大政治问题的许多公开声明，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中国民主化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民主不可浇灭的火种。

三，民间反对派的重大策略。在集权专制下，任何独立的势力、任何危及权贵集团统治的言行都可能遭来打击，但这不是民间反对派退缩的理由，而只是说明他们应该选择更加明智的道路。

我们不难从苏联和台湾的民主化道路得出结论，争取言论自由充当了冲击专制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先锋。前苏联的民主改革以“公开性”作为起点，前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认为“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台湾也是如此，从1949年的《自由中国》，后来的《文星》、《大学》，直到七十年代末被称作“党外机关报”的《美丽岛》，台湾民间反对派一直利用各种办法不断的争取言论自由，并取得不俗的成绩。

我们必须看到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一方面发表言论是民主派、自由派个人都非常擅长的东西，分散和合作进行都非常方便，不易招来集体性的、毁灭性的打击。二来言论自由打破了信息封锁的局面，在言论活跃的状况下，使民主成为普通民众都可以参加的事业。第三，随着言论自由的扩大，民间反对派的联系也越加紧密，有利于民间反对派的壮大以至于组织化。同时，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也必将对保守的专制统治者形成压力，促使其分化或者让步。

当然争取言论自由必须因势而行，前苏联和台湾由于领导者的开明，或者是由于政策的原因，在言论封锁是，自由派还拥有一丝机会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当政者依然没有任何放开言论的表示，所有独立于现行体制的人们及其观点都无法堂而皇之的进入大众视野。但是由于网络具有的特点，当今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和民间反对派拥有了比以前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更好的平台。如何利用现有的各种平台宣传宪政民主思想、揭露专制制度的罪恶是每个民间反对派必须思考的问题。

四，反对党的成立切不可操之过急。中国许多人对革命的理解来自共产党的革命宣传或者来自革命电影，动辄就要成立革命组织来领导民主化时期的革命。政党运作对于已经健全民主社会和以暴力推翻现政权的革命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处于已经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以暴力推翻现有政权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数十年来许多组建政党和秘密结社而惨遭打压的教训，以及其它国家民主化经验告诉我们，冲击党禁必须要等时机成熟才行。否则要么就只有集体被打压，要么就干不成任何事情。

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到来在中国是必然的，但这仅仅是指宪政民主相对于目前的一党专政的优越性而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历史的一个小小的误会就可能让中国人民丧失上百年的机会，

我认为民间反对派是中国民主的关键要素就是在于，我们的民间反对派必须不等、不靠、不幻想。我们不但具有坚定的民主理念，而且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我们不惜与统治阵营的改革派合作，但是我们绝不将国家的前途和民主的命运交付给我们不可信任、反复无常的对手身上。你要顺历史潮流而动，我们欢迎，但是如果你要一意孤行，我们也不惜迎接最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做最倔强的反对派。这样我们中国何愁没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