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文集: 三月 2009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3/31/2009

一个人的成长跟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常常想，如果没有经过八九民运，没有几次坐牢的历炼，我到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在思想的苦海里挣扎的鱼，只不过不会是现在这样被官方打入另册，在监控和威胁下生活。

我很感谢那些苦难，是它们教育了我，使我摆脱了恐惧和无知。我在跟这个专制政权思想上割裂开后，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找到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我觉得命运真是十分的公平，它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它遮盖了花园的景致，却为你展现一副无边无际的壮丽风景。

二十年民运的经历可以写的有很多，但对我成长最重要的我认为有这么几件。

很奇怪，首先对我进行思想启蒙的不是什么先哲们的伟大理论，而是诗歌，具体的说是那个年代风靡一时的朦胧诗。

读高中时，除了正统的学习，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其它的精神消遣。特别渴望一些东西象春雨一样来滋润我们那干涸的心灵。在高中二年级时，我们学校来了一批实习的大学生，他们除了给我们上课外，私下也把我们当成朋友。他们在大学里接受了一些西方的观念，给我们上课也不象学校老师那样枯燥。不过，对我最重要的是他们举行了一些讲座。这在一个以高考为目标的教育体制本来是不可想象的。

有一天自习时，我们班实习的语文老师说，南充师范学院诗社的社长将进行朦胧诗讲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听。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加讲座，但对我的影响却难以估量。那个老师可能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也可能为了不招来麻烦，讲的是舒婷的《思念》。全新的写作方式和情感体验让我们耳目一新。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对整个朦胧诗进行了介绍，并大加赞赏。下来后，我非常有兴趣买了朦胧诗和有关的诗歌评论。说实话，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文学作品产生当时那样大的分歧。我看到北岛、顾城的诗歌时简直惊呆了，我觉得这就是写给我还有我这样迷惘的青年的。那些诗歌中充满独立的思考、对理想的追求以及默默的抗争精神给予我无穷的力量。我想，受到朦胧诗影响的不会是少数。记得当八九民运被镇压后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大概是90年3月11日吧，不知为什么所有的被关押的政治犯都闹起来，大家都在各自的监舍大声喊。有的呼喊同人的名字，有的唱着”顶风逆水雄心在，不负人民养育情”来互相勉励，但是当有一个难友高声吟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时，其他人也跟着一人一句的高声朗诵”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诗歌让我充满了对真理的渴求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两次入狱对我来说就象是进修，或者说是对我这块毛铁进行冶炼。第一次关押地点在秦城监狱，和我一起的都是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而被抓的学生和教师。在这些学识丰富的教师和研究生面前，我这个刚入大学的毛头小子就象小学生一样无知。我意识到我可能再也回不到学校，我的工程师梦已经破灭，我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思想上的疑惑。我们的行动是否正确，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局的镇压是否有道理。虽然这些问题从我最朴素的判断就能够得出结论，但是我还是希望能从理论上得到更合理的解释。一个理科学生要去学习那些文科的知识难度非常大，我们习惯于用公式和数据来思考，而社科知识在我看来浩如烟海，而且没有定论。光是那些术语就让我非常头疼。不过与我前后关押在一起的熊焱、李克洲等都鼓励我，给我开书目，给我讲哲学、法学和经济学的道理。这对我以后自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这些知识给我打开一扇通往真正民主自由理想的大门。

在秦城监狱，我通过秘密渠道跟刘刚进行了交流，他也是我此生最佩服的人。他的思想很尖锐，在当时甚至让我觉得有些偏执，他非常坚定的要推翻专制、推翻共产党，这是我们这样的学生一时达不到的境界。他在监狱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也不断写东西传过来鼓励我们。我从他身上学了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他那钢铁般的意志。他后来在辽宁凌源监狱服刑，发动其他政治犯一起绝食抗争，我们专门进行了声援。我和他家人92年5月专门到监狱去看他，可惜我和他弟弟刘勇没被允许接见。虽然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他，但我永远将他看作可敬的兄长。

1992年5月，我因为参与组党和筹备纪念六。四事件以及呼吁实现民主的活动又被投入监狱。虽然不知道要面临多长的刑期，但是我告诉自己要坚持说真话。这并不是说我要告诉警察我所知道的一切，而是我不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我要理直气壮的在一切场合公开自己追求民主的决心。我告诉警察，我不会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事情，我们的行为是正确的，历史会给予我们公正的判决，我不祈求你们对我什么宽大处理。如果你们认为我有什么地方违法犯罪，请从重从快，千万不要姑息养奸。这一次的入狱，我既没有扣押物品，也基本上是零口供，事实上我减轻了自己的刑期，也保护了同志。到最后，我只有一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好几个人打上的反革命组织罪没有给我打上。

这一次相当于一个长期的学习。我通过种种渠道弄来许多我梦寐以求的书籍，全部是世界学术经典著作。不管是在北京的看守所，还是在服刑的四川省第一监狱，我痴痴的扑在这些精神粮食上。这些先哲们的深邃思想不断浇灌我那贫瘠的思想田地。我主要兴趣在哲学史、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上，虽然是没有与外界交流，但更促进了我独立思考，使我对民主的各方面有了粗略但全面的认识。同时也磨练了我的性子，让我明白民主不是朝夕的事情，而是前赴后继的过程。

也许生死之间一个人更能感悟到真理。这二十年我有两次见证死亡，让我知道生命的脆弱，让我不敢放弃自己的责任。

1989年6月4日早上3点45分时，面对着隆隆的军车还有车上戒严士兵手中不断喷出火舌的冲锋枪，我和许多学生和市民手挽手流着热泪高唱《国际歌》，将长长的戒严车队拦下来。我们分散开去做那些军人的思想工作。当我走到满是卡车的车队中一辆吉普车旁，显然里面是军官。与我曾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第一排的一个女孩走到吉普车跟前，她冲着里面说了一句，”你们的枪口可千万不要对准人民啊！”车内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人掏出手枪，对着女孩头部就是一枪。地点在民族文化宫。我不知道这个女孩的一切情况，但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被杀者何其无辜！施暴者简直丧尽天良！逝者已不能言，我辈不能为其讨还公道，忍看刽子手站在烈士们的尸骸上弹冠相庆，又有何面目存在于世上，被世人耻笑。

1991年初，我被从监狱释放出来回到北京，与许多原来秦城监狱的难友见了面。我经常到原北京服装学院教师温杰家去，与他畅谈时政。他由于被关押延误了医治，已到了癌症晚期，不过他还是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他拖着千疮百孔的病体与许多人交谈，对民主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们这些一起参加了八九民运在秦城监狱关押过的难友们轮流到医院看护他，眼睁睁看着这个良师益友带着无尽遗憾离开人世。我相信，温杰如不去世，今天一定与我们一起并肩站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列。温杰，你走好，我们一定将你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河，有高潮也有低谷，这二十年我蹒跚走过，但我从不迷惘。不管经历多少挫折，有时觉得民主遥遥无期，有时甚至举家无粥，但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也许我的作用象一只蚂蚁那么小，但是我相信众多蚂蚁一起努力，一定可以搬开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我对明天充满了信心。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3/23/2009

早就跟朋友约好3月20日去看望“六四”死难烈士家属，朋友18日就来到了成都，而我因为遂宁市船山区国保约我喝茶，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于19日晚上才和妻子一起来到成都。当天晚上我根据一个朋友的建议住在了城南边的一个洗浴中心。这样费用既低而且又可以在里面吃饭睡觉，还有一个好处是不用查身份证。

20日早上8点半，还没有人联系我，而我打出去的电话却都被告诉是错误的，我感觉有些不对，于是我就给陈云飞（去年在《成都晚报》登纪念“六四”广告的人）打了电话，这次他接了电话，但他还在彭洲并且问我有什么事，邀请我到彭州去玩。我很含糊的说有个朋友死了二十年，我想去看看他。陈云飞当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于是我们约好在五块石碰面。

成都的交通确实麻烦，我和妻子来到五块石的时候，陈云飞已经在那里等着。他看见我妻子跟着就说，你不该将妻子带来，我们自己吃多少苦都可以，没有必要让女人也跟着劳累。我说没关系，让她多了解一下有好处，我们这样的人妻子也是很坚强的。

在成都我们知道的“六四”死难烈士有三个，我和陈云飞商讨了一下先到谁的家里去。由于人民大学的肖杰是刚和大家联系上，我决定今天先到肖杰家去看望他的家人，了解一下情况。陈云飞已经从其它渠道知道肖杰父亲的电话号码，就打了一个电话过去看他在不在家，肖杰的父亲正好在家，并且说了详细的住址。

当我们乘公交车来到晋阳东路时，已经上午11点了，我发现这个地方距文强居住的地方不远，就打电话让他也到肖杰父母居住的翠堤春晓来。然后我们跟三轮车夫讲了价，让他们把我们带到翠堤春晓，不过必须在中途卖鲜花的地方停下来等我们买一束花。在花店，陈云飞跟我为六朵红花还是四朵红花争执。我说应该是六朵白花四朵红花，当初温杰死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的理解是，六朵白花代表六月白色恐怖，四朵白花代表四日血腥镇压和为了民主大业烈士们流血牺牲。于是我们就叫花店老板给我们扎了一束六朵白色菊花和四朵红色玫瑰的花。看着白色的菊花如我们当初追求民主的心灵一样洁白无暇，红色的玫瑰就象鲜血一样鲜艳欲滴，想到“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可是我们的民主理想还遥遥无期，烈士们长眠地下依然沉冤未雪，我们的心里不禁万分沉重。

来到翠堤春晓8幢2单元，文强也差不多来了。我们按了门铃，一个瘦瘦却很精神的老人开门把我们迎了进去，他就是“六四”死难烈士肖杰的父亲肖宗友。因为陈云飞之前跟他通了电话，他对我们到来没有感到突然。我将鲜花递给了这位伟大的父亲，介绍了我们的身份，表示我们都是和肖杰一样追求民主自由的，肖杰遇害已经二十年，我们来看望他的家人。由于之前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我们来晚了。

肖宗友老人说肖杰的墓地在将近温江，今天去可能不行了。然后他给我们介绍了肖杰的生平。肖杰高中时就是一个学习非常优秀的学生，高考时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他最后选择了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希望用自己的笔为百姓说话。他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正义感的青年，八九民运前他在《中国企业报》实习，他到过很多地方去采访考察，看到一些地方老百姓穷得几个人穿一条裤子，而他在的人民大学高干子弟却挥金如土，他对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极其反感，决心铲除这些社会不公正现象。他在学校极为活跃，经常组织大家探讨社会问题，他还两次将著名自由知识分子被邓小平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方励之先生请到人民大学进行讲座。

学潮开始时，由于肖杰正在实习，所以家里认为他没有时间参与。肖宗友老人现在还后悔，“我们太大意了，没有到北京去将他接回来。”据肖杰的同学介绍，肖杰在运动开始初期就积极参与了，而且引起了官方的注意，经常有人对他跟踪。

说到肖杰遇害，至今还是一个谜。1989年6月5日下午2时，肖杰已经买了回成都的火车票，结果在南池子被子弹命中，中弹地方就在心脏边。当时有一百多人急忙用板车将他送往公安医院，到达医院时间是下午2点55分。大家给医生跪下求医生救救这位学生，但是当医生检查时，肖杰已经永远离开了他眷念不舍的人世，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留给了后来者。为什么在6月5日，大屠杀第二天，肖杰才遇害，这让人很费解。肖宗友说，肖杰的同学都认为是定点暗杀。这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了。

肖宗友处理完儿子的后事时，整理肖杰的遗物，发现肖杰有许多八九民运的照片、录音和其它资料，可惜在班主任的劝说下都付之一炬了。他惊讶的发现，在遗物中有一封肖杰的遗书，这说明肖杰早已做好为民主事业献身的准备。现在不幸终于发生，肖杰也用他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在介绍时，老人几次忍不住哭出声来。在儿子去世后，他们也饱受打击。北京国安局的人也专程到成都调查他们老两口。他们也一直无法与其他受害者家属联系。直到十天前，一个朋友到香港出差，买了一本丁子霖写的“六四”死难者寻访的书籍，在其中看到了肖杰的名字，这个朋友将书送给他们，他们才跟丁子霖联系上。

我告诉肖宗友老人，我们和肖杰都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而奋斗，肖杰虽然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牺牲了，但他不会白白的死去，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包括肖杰的追求，相信我们一定会为肖杰和所有“六四”死难者讨还公道。

肖宗友老人相信历史会给肖杰公正的评价，他说，不对“六四”公正评判，不实现民主，中国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

在得知肖杰家人情况后，丁子霖曾汇来两千元钱，肖宗友老人就将钱寄回去，他希望能帮助那些更困难的死难者家属。他认为丁子霖他们很坚强，他们的做法很有意义。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也不便多勾起这位可敬老人的伤心事，我们相约将再来看望他们，就告辞了，而老人则拉着我们的手将我们送出楼外，目光依依不舍。

下面是“六四”烈士肖杰生前照片：

1、二十年前肖杰在天安门广场意气风发追求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