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体育比赛和宪政精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16/2010

宪政精神对于中国这样古老而传统的社会无疑是新颖的，在封建社会，王权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在结束了帝制和军阀混战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一党专政却比封建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人类历史来看，宪政民主是姗姗来迟的主角。各种等级制度占据了过往文明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些人奴役一些人的历史。在灿烂和辉煌的背后，故纸堆总是诉说着被冠冕堂皇理由掩盖着的赤裸裸的掠夺。

民主实在是不浪漫不美丽的政治哲学。如果仅仅从理想和审美的角度，很少有人会选择这个什么前途也不揭示的政治理论。大同社会、遥远天国的图画比起枯燥的民主理论来说对那些向往美好事物的知识分子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就象天上的月亮，他们更希望用想象代替现实。对月亮的态度就象对社会的态度，他们不是去探索月亮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是希望月亮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政治哲学是专制的帮凶，遥远的理想成为了悬挂在人们面前的胡萝卜，人们为了虚无缥缈的胡萝卜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可等级制度或者精英制度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专制绝不是纯暴力，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太简陋了，虽然暴力是专制的坚强后盾。我们在历史中发现，隐性的暴力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种隐性暴力就是关于社会或者国家的目的是实现某种遥远而美好的理想。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不可能随时都用暴力来维系，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将压迫转换为自觉的服从，从而使专制制度得以延续下去。

民主被中国人呼唤了上百年，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我们只是从一个监狱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看守不同，被囚禁的事实却没有改变。

百年来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大问题有小道理，这是智者教给我们的简单逻辑。我们有了宪法，我们有了法律，为什么我们还是处于被禁锢被奴役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正面回答。

其实，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复杂。在实行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得到最权威、最坚定的回答就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而这个从来没有得到仔细阐述的“国情”使得中国不能实现西方式民主。请注意，西方式民主是个什么词语，在这里，西方式民主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哲学的系统，成为被分析研究和消化接受的客观学说，而是成为了一个替罪羊，一个以傲慢的民族情绪和安全恐惧为心理基础的抛弃物。因为一旦说到这里，理由几乎就不用再想说了，因为纠缠下去，叛徒、汉奸的帽子就等着你了。

可是宪政民主的精神真的只是西方的土特产吗，它来到我们这片土地就真的会水土不服吗？我始终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探索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知识和智慧的扩散。现在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会愚蠢到认为所有的知识、技术、文学、艺术等必须是自己原创。学习和采用别人的成果是简单的，是双赢的，是共同获利却没有任何人受损的，而创造、发明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而过程。人类之所以会进步，学习或者更直接说吸取别人的知识经验是最为直接的道路。从这点上，我反对以地域来划分文明，虽然它们曾经属于某些群体的结晶，但是都会经过人类整体的批判和淘汰，并将成为人类整体的财富。每个人甚至每个单个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人类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否者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将很快枯萎。

专制者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说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是西方的科学，他们不会再说高楼大厦只是西方的特产，虽然这些确实是西方人最先发现或发明的。因为他们明白拒绝这些东西一个国家将很快在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而国际社会就象森林一样，一个虚弱的骆驼必将成为虎豹的食物。

我们必须发掘出宪政民主的本来意思，我们不会因为它是西方崛起的原因就信赖它（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但我们也绝不会因为它是我们专制者敌视的对象就抛弃它。宪政民主如果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不含任何“国情”这样的条件下将其推演出来，就像英国的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导致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但梨子掉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也同样可以推演出万有引力定律，至少是毫无障碍的理解和运用这个规律。

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学者和民主推进者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宪政民主必须在排除文化和民族等特殊条件下得到解释，这不仅是回应，更是一种深刻的理解。我们之所以没有实现宪政民主，除了利益集团有意阻碍之外，对宪政民主的含义理解得似是而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有你自己愚昧别人才能欺骗你。

这当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我只是将这个思路提出，希望有意者共同完成这个课题。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作为我在这个课题上的尝试：我们是否应该遵守宪法和法律？

这个问题看来是毫无意义，因为许多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啦，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工具。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宪法和法律的政治意义，我们对宪法和法律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我们可以将宪法和法律看成一种规则，一种针对一个国家所有人的规则。这个规则的确立过程和公平程度以及由什么人执行如何执行肯定要影响到最终结果。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和一场体育比赛进行类比。当然国家和体育比赛具有许多区别，这点毋庸多言，但是就其都是在一个规则下运行，这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体育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当一项运动成为比赛最关键的是什么？仅仅是参与运动的人员和一些人对某种运动的爱好吗？

人们不乏各种爱好或者技能，但是这远远不能使其成为一项运动或者一场比赛。所谓比赛，必须具有一整套完备的规则，这套规则是公开而公平地针对所有参加比赛的人的，也就是说，这个规则不会故意让某些人因为一些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占据优势，同时也不会使一些人因为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受到侵害。

假如有这么一场比赛，它的规则是大家不知道的，这样的比赛还会有人参加吗？同样，假如一个运动员知道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不公平的，而且规则的利益指向都明显的偏向于他的对手，他还会参加吗？答案是显然的，这样的比赛是不会持续下去的，或者它根本就办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先有了比赛规则，然后才有比赛。

宪法和法律也是一个国家的规则，不同的是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人们没有退出比赛的可能。这点确实和体育比赛相比要残酷得多。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每个人都按照规则来参加比赛，这时，比赛的规则就是宪法和法律，因为它们确定每个参赛选手（就是公民）应该如何从事。这个规则最终将产生一些影响深远的结果。

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一个公民是否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被制定成具有偏见的成为某些特定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如果自己只是这个比赛毫无争议的牺牲品，试问，谁还会毫不犹豫的以守法者自居？

所以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有条件的，必须是这个宪法和法律作为一个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在此我们就可以说，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是作为一种意志的体现，它的正义性不是来源于它的包装。就像一个不公平的体育比赛一样，不能因为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套上宪法和法律神圣的外衣，它就变成一个必须不折不扣被遵守和执行的东西了。因为很可能的情况就是，我们得到的是成系统的控制，而没有任何的宪政和民主。这就是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区别。

我得意思不是邪恶的宪法和法律必须得到推翻，这实际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内容，我只是说由于规则的不公平，人们并没有无条件遵守这些规则的义务，哪怕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名义！

在这样一个扩大了的比赛里，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相比体育比赛的规则更加复杂。也许最恶的法律秩序也比无政府好，但这只是为了维护政治意义上的秩序，体育比赛可以取消，但是人们却必须生活下去。宪法和法律因为它的本质并不是人们无条件接受的对象，就像人们可以拒绝一个不公平的比赛一样。不公平的比赛会被选手们抵制，但是不公平的宪法和法律并不那么容易消除。

专制制度不是我们的选择，就像我们不想去参加注定失败的比赛一样。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输在那早已虎视眈眈的起跑线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澄清了一个事实，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权利。宪法只是一个并不足月的盗版，它不具有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力量。由于宪法可能具有的欺诈性，是将强制伪装成公正，我们同时也就具有揭穿这种欺诈和反抗这种强制的权利！

2010年6月12日于四川省遂宁市

陈卫：“六四”这块试金石试出了什么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5/2010

我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政治哲学是从何而来的，换言之，宪政民主思想真的只是西方那片水土上结出的果实吗？难道像中国这样传统深厚的国家只能以“中国特色”来设计和建立一个与西方宪政民主完全不一样的政治体系吗？更让我困惑的是，难道政治哲学真的就是那么具有个性，在宪政民主体系外还留给我们一个“中国特色”空间？如果“中国特色”是成立的，那么印度特色、埃及特色也应该成立，政治哲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说它是一团乱麻更合适。

“中国特色”是我们这一代人思想上的一个陷阱，因为中国政治权力的垄断者就是这么把它当作一个无往而不利的武器。而且在数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里，我们接受了似乎是科学的哲学，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强调特点个性总是科学的态度。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宪政民主变成了要改进和加定语的东西，民主已经简化为人大政协这样的花瓶摆设，或者名义上的集体领导实际是集团垄断。民主的进程完全停滞了，实行宪政民主既没有理论的合法依据，也完全丧失了动力。

1989年我作为一个学生参加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当然当时我们的思想和动机是非常简单和质朴的。可以说，我是成千上万被党化教育精心培养出来的标准化产品之一。我们当时是相信党也相信政府的。当时经济形势向好，虽然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思想清洗，但打击面不大，也对我们普通学生还是遥不可及的。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认为当时非常严峻的是物价问题，但对我们不从事养家的孩子来说，生活费就是家里每月寄来的几十元钱，物价距我们还是一个遥远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或者一种希望改良的态度。

八九民运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拐点，也许对中国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超出了我们以及政府的想象。学生运动对发展中国家不算是新鲜事，但是八九民运发展到“六四”开枪镇压，无数鲜活的生命在枪炮面前陨落，这一刻已经不再是众多平凡日子的一天，它注定将接受更多的拷问。

我一直在追问“六四”事件的意义。它仅仅是平息一次不守本分的大学生和别有用心的知识精英们躁动的无奈之举，还是深谋远虑的正义行动？还是在背后具有更为难以言说的东西？“六四”事件后，我和其他学生、教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我们都被钦定为这次给中国带来巨大影响事件的罪魁祸首。我当时就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我们是被一些人操控，我们成为了所谓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我绝不吝惜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我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这一态度到现在也一直陪伴着我。可是说出来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相信的是，无论是在壁垒森森的监狱，还是无数次跟警察打交道，从来没有人对政府在“六四”开枪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我们解释，也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们是怎样被利用怎样危害了国家。不光是对我这样，我接触的所有的经历了“六四”事件的人的经历大都如此。警察们只是按照上级的意思对我们监控、或者关押。至于我们是否是罪人，他们从不理会。这是疏忽，还是心照不宣？也许二十一年来，中国的媒体从来不对“六四”事件评论哪怕是批评说明了一切。

“六四”事件二十一年过去了，二十一年前的枪声已渐渐远去，死去的人们或者坟茔上杂草丛生，或者名字永远留在了失踪者的名单上。二十一年，对于后来者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曾经的百万人群为追求民主自由在街头慷慨激昂的场面和北京彻夜的枪声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不真实。

但是，时间真的能抹去一切痕迹吗，就像黑夜能遮盖罪恶一样？数千生命难道在历史上象空气一样无影无踪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也随着生命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也许历史上无数的人们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不自量力，也许八九民运也是众多不成功的反抗之一。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反抗都是毫无意义，我不认为“六四”事件过去了它就只有考古意义上的价值。

对“六四”事件进行反思对我来说不是咀嚼痛苦，不是强化仇恨，而是被我赋予一个新的意义。过去的意义在于现在，反思过去意谓着校正现在，校正现在的目的在于建设公正合理的未来。对个人来说过去是流逝而去的江水，而对人群来说，过去则可能意味着对未来的启迪。

在思考政治哲学的来源和合理性时，我发现了“六四”事件深刻的价值。

宪政民主思想当然不是从天而降的，任何思想都不是空想的结果。不得不说宪政民主思想是一种很不浪漫的政治安排。这种思想不是那种有着对人性和宇宙神秘看法的人提出来的。我一次次追寻宪政民主思想发生的演变的足迹，我惊讶地发现宪政民主思想并不是圣人的杰作，其实这种思想源自受害者的反思，或者说反抗性思考。

宪政民主思想的出现和得到承认，并成为许多国家政治大厦的基石，说明一个问题：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是常态，必须用制度来解决。否则宪政民主就只配成为政治大餐里的配菜，或者说像奥运会这样在几年一度的节日里抛头露面。我们更可以推测，如果没有权力对权利的随时可能的虎视眈眈，宪政民主思想就不可能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只是几个清高的票友们的文字游戏。

理解宪政民主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其实这一思想具有简单的常识。对于受到的侵犯，人们有几个方式回应。比如睚眦必报，当时就找回场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有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惹不起躲得起等等。但是这些侵犯前提就是侵犯者是个人或者偶然的侵犯。如果是国家，或者是至高无上者，这样的态度显然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宪政民主思想的目的就是假设这种侵犯随时存在（实际这样的假设已经不是假设了，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前我们每个人都在伴君如伴虎的状态下生活，只不过远近和运气不同罢了），将可能造成侵犯的危险分子捆起来。痛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去寻找痛的原因，不去医治痛，去避免痛的再次发生。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宪政民主有许多原因，我认为一个就是思想上的理论上的因素，不管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将建设理想社会作为目标。它们都是一个向前的政治哲学，或者说是科幻画家。它们虽然表现形态差别很大，但都是一个劲的往前冲，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全。这就像一辆没有刹车而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在这点上，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种更像是兄弟。当然这也不难理解，理想的儒家传统更能接受同样理想的马克思主义！

“六四”事件的意义就此凸现出来了！虽然我们追求民主，但是中国缺乏民主最基本的生存土壤，就是对权力的怀疑，深深的怀疑！统治者从来就将自己打扮得如鲜花一样，他们从来就将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这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就像强盗绝不说自己是强盗一样。问题就在强盗并不会强迫别人去赞成他，他使用的是直接的暴力。可是专制者占有一切的资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裁判同时又是球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事情就此变得很简单，就是权力对权利的侵犯虽然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却是零散的和经过了改写的。人们对这些侵犯缺乏系统的认识和思考，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宪政民主思想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当然政府必然会对实现宪政民主推三阻四，当然它们会找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就有他们多么伟大光荣正确。这实际是一个简单的障眼法，可是在宣传机器的全力运作下，在监狱、警察、枪炮的说服下，许多人一如既往的相信党相信政府。不得不说这对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因为怀疑或者改变一个强大的危险分子对个人来说是痛苦的事情。我们不得不佩服弗洛伊德，是他指出视而不见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

宪政民主在中国缺乏基本的起点，至少是“六四”事件发生以前。因为宪政民主的基础就是权力是危险的，因此它应该受到限制。试想，大家都对政府或者组成政府的人抱以无限忠诚，没有丝毫怀疑，就像孩子对于父母一样，怎么可能会想到去控制它、限制它？当它暴起伤人时我们怎么可能免于受伤？

但是这种类似自我安慰的心理被“六四”事件打破了，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不再天真。我将“六四”事件比作试金石。那么这块试金石第一个就试出了自诩为人民的代言人公正的化身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并不是我们许多人一厢情愿想象的那样善良。政府和权力并不因为高尚的理想就变得不需要监督和限制，更何况这种理想的假设本身就值得怀疑。这是“六四”试金石的第一个重大意义。它用最残酷的事实揭露了权力是危险的这个本质。我们许多人在传统和宣传中泡得太久了，许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理性的思考，在严格的政治哲学和改良主义中选择了半推半就，麻痹和自我催眠成为了最时髦和最负责的代名词。然而“六四”的枪声以及数千条生命告诉大家，我们并没有幸运到社会法则对我们不起作用。老虎不吃人是不可能的，以前吃的是别人，以前它是在偷吃！

“六四”试金石第二个试出了人民对暴政的容忍极限，这是“六四”事件的另一个伟大价值。对于暴政人们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中国历来讲究的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干的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勾当，实际从形态来说不外乎是简单的重复。但是“六四”事件更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原因在于其一当事者及其他因此而苏醒者没有保持沉默，没有象“反右”和“文革”中被迫害者那样将自己定为“犯了错误而被妈妈打了的孩子”，他们坚持真相，不依不饶。这体现出难得的道德勇气。要知道，这些人二十多年来无数人被投进监狱，无数人生活在贫困和监视之下，无数人流落海外，坚持真相有时并不比面对屠刀轻松。其二对“六四”事件的反思没有将这些直接参与八九民运以及受“六四”启发的人们引向以暴制暴的轮回上，而是将目光放在从制度上根本消除暴政，从源头上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民运、维权运动、家庭教会、读书交流会、零八宪章运动以及各地的公民社会建设，无不在“六四”事件二十一年后轰轰烈烈的开展着。在铁笼一样的中国，所有这些努力无不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宪政民主思想——将成为改变中国最有力的思想基础。

“六四”事件无疑是中国的一个惨剧，逝者带着遗憾长眠，但我们却不能遗忘。灾难不会停止，就象老虎永远要吃人。经历了“六四”，我们不再停留在做一个修补者，我们不再是充满幻想的小女生。我们已经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宪政民主，我们也不再犹豫，这就是我们的道路！

“六四”死难者会因此死得其所吧。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于四川省遂宁市

陈卫：拿什么可以交换民主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3/30/2010

现代化对许多后进国家都是一个包含复杂感情的东西。不同的人们都希望从中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要那些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的对他们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东西。一个传统社会的政治格局受到威胁不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如他们的前辈更差，或者没有遵照被世代人们视为金科玉律的游戏规则，而是参照的体系发生了变化。完全独立而弱小的文明对孱弱的东方巨龙形成的威胁远比在长城外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大得多。我们有完全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殖民者的炮火以及那些文化入侵，清王朝不会垮得如此之快。即使在不满的民众和野心家的合力推翻下，很难说在这个废墟上建立的不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克隆。袁世凯和张勋的作为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依据，更不用说洪秀全虽然打着貌似新奇的幌子，只是在角落里取得一点地盘就露出其肮脏的狐狸尾巴。

文明的冲突总是在外力的压迫下产生的，而最先发难的显然是一些知识分子。我们知道，地位和既得利益总是阻碍人们获得新思想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当西方文明通过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突现在中国人面前时，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那些达官显贵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不论是从文化上和政治上进行都使他们难于接受。从文化上的变革意味着否定他们赖以维系的精神传统，否定他们引以为傲的祖先，也使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哄然垮塌，从政治上的变革则使他们合理的担心他们将不再拥有他们原来随予随取的优越生活。这个原则不仅在清朝末年得到印证，在今天的中国表现也非常明显。我想这也许可以算作一个历史的规律。

知识分子则不同。当然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也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因为无论那个时代，所谓的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大多数则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和宣传机器运转下的奴仆。但是文明的冲突下一定会有一些挣脱传统文化枷锁和透过宣传迷雾看到新文明价值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以他们对传统社会的了解，来对比给他们启示的新思想。他们没有太多社会地位的拖累，既有的利益和新思想给予他们想象的广阔空间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這些人就成为新的文化和政治哲学的鼓吹者。

十九世纪末，西方文明包括科技和政治思想就传到中国，并拉开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帷幕。一波波冲击到现在并没有结束，我们更可以说到现在这个历程还没有达到高潮。

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愚昧走向理性、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久病不是那么容易痊愈的。有太多的目标干扰我们走向我们的理想。包括种族问题、经济发展、民族独立、传统理想等等都宣称自己是首要的目标，让那些满怀激情的人们在这些目标面前难以适从。

在最真诚的人们中分歧被无限扩大，以致他们的任务从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确立新的社会运作规则转向你死我活的争夺话语权或者说交椅的斗争中。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出现这个状况有许多因素，我们甚至不能说这是那一方的责任。执政的国民党的专横傲慢，共产党的偏执于一种主义以及民众的轻信都是这场水火不容的闹剧的原因。无论这场角逐结果怎样，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个胜利者已经偏离了他们最初的方向。他们从反对一个僵化的秩序出发，经过了漫长的路途，结果走了一个圆圈，回到了他们的出发点。

我们经过百年的摸索，无数的人们付出他们的真挚，无数的青春和生命在这场马拉松中成为殉葬品，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那个无数人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与我们依然隔河相望。

叹息并不能改变事实，只会让我们在抱怨中继续以放任的态度对待现实和未来，将我们的责任束之高阁。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即合理。这句话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还处在专制的桎梏中是有其原因的，我们在方向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的努力还不足以使我们这个僵化的庞然大物完成华丽的转身，我们还不配享有民主。命运不会特别青睐某些人，当然也不会特意抛弃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国度就会水土不服，根本的原因只能从我们自己身上找。

我们相信那些追随理想者的用心是真诚的，但是我们怀疑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民主的态度是暧昧的。纵观中国追求宪政民主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宪政民主没有得到其本质意义的尊重，人们随时准备将其抛弃，去交换那些现实的利益，去捞取眼前的好处，理直而气壮，不知不觉就偏离了方向。

找借口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将宪政民主这样的看不见模不着的东西换来一些五彩而具体的诱惑。谁也不能简单的驳斥这些道路是错误的。民主确实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在现实中，民粹、民生和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企图将民主打扮得如它们所愿。那些目标和好处具体而现实，可以说推动力强大，一直是蛊惑家们囊中的利器，而民主是一种新的社会安排，民主社会建立后每个人都可能是受益者，跟每个人的利益都有一点关系，但是这也就意谓跟每个人都没有关系。歇歇吧，以后有机会再来实行民主吧。在这样的考虑中，民主被一代一代的当政者和民众置之脑后。

我不认为民主至今还没有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多难的土地落户生根的原因仅仅是大家将民主毫不吝惜的换成拿在手里的棒棒糖，这是太简单而经不起检验的结论。民主成为随意抛弃的孤儿只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但是思想和态度决定了人们的努力方向和努力程度。而我的目的在于指出这种思想是绝对不负责任的，我们许多人从虎头就此转向蛇尾。我认为在这些争取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先驱们头脑中的模糊概念，是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次次推迟，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四不像”的罪魁祸首之一。摇摆不定的“半民主主义者”无论怎样都担当不了民主的先锋，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如果来梳理一下中国百年来的宪政民主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民主运动实际并不那么纯粹，那些民主的先驱们头脑中的民主观念在化作具体的政治行动时无不被现实的考虑所左右和误导。

很多人津津乐道清王朝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宪政民主的一个里程碑。实际这个东西根本只是一个预备立宪的宪法性文件，不说其根本就没有机会得到实施清朝就被推翻了，究其内容也跟宪政民主也完全不沾边。整个《钦定宪法大纲》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至关重要的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君上大权”继续张扬，而议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徒有虚名，臣民的权利则微不足道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这个没有出生的宪法胎儿跟我们现在的宪法简直就是孪生兄弟。整个所谓的预备性宪法关注的是“君上神圣尊严”，明目张胆的声称其企图是让“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宪法没有变成保护民权限制君权的屏障，而是成为专制者用以将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合法化的外衣，成为抵御民主运动的借口。“宪”是立了，但根本就没有立宪。后来我们的统治者无不是走的这一条偷梁换柱的立宪道路。

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其思想和举措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具有深远影响。他提出的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到现在还是国民党理想中的核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批评“三民主义”是否符合宪政精神。实际“三民主义”包含了政治、经济中许多合理的目标，也是中国长久以来最务实、最少空头支票的政治纲领。但是也许是由于现实的压力，更可能是妥协的结果，孙中山更看重当时的成就，心目中一大堆想当然的东西，而对民主的实质及其可能受到的侵害认识不够。他将宪政民主的过程规定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意图使现实成功与宪政民主调和起来，从此就将民主的未来拱手让出。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宪政就是要“限制政府”，而孙中山这个“三段论”将主动权又交给了权力者，被告却成了裁判，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天大的悖论。我认为孙中山的道路在两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对实施民主是不容拖延的和对他的继任者报以天真的信任。包括国民党退居台湾的很长时期，民主在国民党的施政中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花瓶。

至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识，可以说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是政治动员的工具，在中共的理论和实践中民主从来就没有得到其本来意义的尊重。也许从马克思那里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和后来的以列宁模式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从来就不关心程序的正义和人民的权利。他们只是借这个词汇来为其改造世界的计划提供麻醉人民的理由。中共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为了他们认为的美好秩序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利益，从本质上说，这种做法完全是民主的敌人。

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一个反对宪政民主的宣言，在这里明确的将人民撕裂开来，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人们只有服从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明确的被集中在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的中共共产党手里。跟许多共产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重点也经历了全面专政到经济改革的过程。虽然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得到发展，人们也可以享有一些自由。但是一党专政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实行宪政民主最大的障碍。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统治者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他们绝不会主动实行民主和宪政，任何人都可以合理的推测其中的原因：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巨大的损失。中国近代宪政民主运动过程中所有的领头羊无不是将民主作为他们争取支持者的工具。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放弃对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责任的追究。如果我们说权力者轻易的放弃或背离了民主理想，那么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他们曾经多么热情的追逐民主，但他们取得主动权后却不是最需要实行民主的群体，相反他们是民主潜在的最大反对者。也许一些人是大家寄予厚望的，但是由于没有民间足够的坚持和压力，这些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和承诺，但这不正好说明我们的责任吗？

我们可以认为专制统治者是简单而愚蠢的。专制统治者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不惜一切手段争取最大利益，当然就是要尽量摆脱对他们的一切约束。他们的手段和伎俩也仅仅是那么几种，虽然花样翻新借口不同，但并不难识别和戳穿。专制统治依靠的是暴力和欺骗，但没有民众的放弃抵抗和配合，专制统治绝不能长期维系下去。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的专制就是那么容易得手，很少遭到精神和行动上的反对。我们不得不说在那么粗浅的借口和谎言面前，我们许多民主的拥护者与其说善良不如说愚昧和懦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民主的根基就在大众对个人权利的坚持和对公共权利的警惕和不依不饶的防备。正是我们的民众轻易的相信民主的实行需要时间需要条件，民主必须让位于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等理由，专制者将他们还没有给予的民主从前门送出又轻松的从后门收回。不难想象正是野心家、政客与民众的合作才使中国的专制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民主是脆弱的，不管是在初创的时期还是在运行过程中。野心家、专制者和轻易放弃责任的半心半意的民众是对于民主致命的危害，专制统治的思想或者企图实行专制的思想一定还会长期存在，但是只要民众不轻易将民主拿去交换，守住民主宪政的底线，相信民主是当下必须实施的东西，一切的拖延和交易都是别有用心的借口，那么这些企图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我们相信，这时我们就离真正的民主不远了。

2010-3-26于四川省遂宁市

陈卫：民间反对派的成长是中国民主化的关键要素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5/2010

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长久以来，在流行的思想领域里这个问题被掩饰或者说被误导了。人们在精心编织的谎言和巧妙掩饰的威胁下不得不认可那些被强塞给他们的道理。这些道理无疑例外的宣称当时的统治者具有天然的统治合法性，而人民的权利仅仅限于认可和服从。形形色色的专制正是在这种合法的外衣下延续着古老的神话。在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种利器下，人们不得不交出他们的忠诚和收入。

合理社会的结构就像人们的后脑勺一样，虽然它就在我们身边，似乎伸手可及，但是我们却绕不过自己的脖子，专制统治者没收了可以让我们看见真相的所有工具——镜子或照相机，让我们始终处在掌握半个真理的状态。我们只能有政府，而不能有我们自己想要的合理的政府；我们只能有法律，而不能生活在法治社会中；我们只能拥有生存权，吃饭的权利，穿衣的权利，而不能拥有做人的基本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不能拥有跟统治者有区别的信仰，不能拥有为保护自己的权利、交流或宣传自己思想的组织，特别是不能对当政者及其政策有任何的怀疑。

真相大概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能得出，一是在没有压制、没有既得利益的偏见做出独立的判断；二是可以充分无障碍的吸收古今世界范围内的先哲们的成果；三是具有相同出发点的人们将他们的思想进行交流沟通完善。得出这个结论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由于这些东西具有的颠覆传统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习惯于在有利于他们的游戏中轻松获取胜利的人来说，这都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言论、结社等自由就变成了高压线，妄图探寻社会奥秘的人们从各方面被压制。

皇权专制百年前在中国成为遗迹。但是专制却并没有从中国销声匿迹，而是改头换面干着同样的勾当。新型的一党专制比以前的个人独裁和皇权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纵观中外民主化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是历史的产物，它与人性中最丑陋的东西相结合，专制者的逻辑是自欺欺人，他们绝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消除专制必须是长期的主动行为结果。中国百年对民主宪政追求的历史正告诉我们这个残酷的结论。每当人们希望消灭压迫获得自由时，这种善良的愿望和激情无不被一些当时看来真诚的集团当作他们利用的工具。其间的道理很值得我们深思，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大家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将自己的权利和信任无条件的交付给了那些蛊惑者，当人民变成了毫无屏障的羔羊时，即使是最温和的统治者也按捺不住剥夺的欲望，更何况每个统治者都会遇到无数的难题和挑战。

当我们从苦难中醒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间天堂都是挂在前面的白菜，而人们却被当作任人欺骗和驱使的驴子。所有美丽的谎言都只是解除人们从精神到行动上武装的精神鸦片，让人们在谎言中默默等待，默默死去。

但是，我们又是历史最为青睐的一代人，在专制者将通往自由的大门封死时，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又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扇小窗，或者说是在这密不透风的铁笼上凿出了一道道缝隙，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些外面的风景，让我们有了新的参照物，使我们不再对不公平的现状麻木不仁，使我们有了重新估价我们的社会的新的参照体系和重新思考关于社会正义的问题的起点。

专制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历史的观点。我们不能指望人们在历史发展的初期就发现和建立一个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今天的民主宪政思想是无数代人在饱受专制折磨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在现实中反复修正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压迫并不一定意味着反抗，当压迫者理直气壮而被压迫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反抗的权利时，压迫得以合法的延续下去。只有当压迫行为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当被压迫者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忍受这种压迫时，反抗才有可能发生。

当前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一党专政已经失去号召力，其核心观念已经被大众包括他们自己抛弃，唯一支撑他们继续维持统治的信念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而统治者还在为其霸占统治地位绞尽脑汁的编造理由，疯狂的打击要求自己权利的平民和镇压对专制的具有解构作用的独立言论和任何形式的集会、结社。由于一党专制本身具有的制度性先天缺陷，社会矛盾已经积压很深了，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权利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于自己经济权利绝不让步，知识分子和一些先知先觉者不断地在追求言论、结社自由，一次次的冲击专制者划定的底线。宪政民主已经对中国人民的心灵打开了窗户，以权贵集团统治为特点的新型一党专政和日益高涨的公民运动、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关系已经形若水火。这是中国进行宪政民主压力，可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实行一党专制的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孤岛。现在的一党专制的特点跟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初的共产党人确实是有理想的，虽然他们在历史这面镜子里显得非常的浪漫而天真。但是中国现在的统治集团却在理想失落后退化为追求金钱和权力的奴隶。所以现在中国的专制统治具有更加明显的堕落的特征。

关于中国如何摆脱专制走向宪政，海内外都有不少文章论述。这些文章许多都有非常难得的真知卓见，特别是《零八宪章》于去年12月9日发表，至今已有上万人冒着危险签署，表明了中国民主运动从精神上有了飞跃，已经从单独争取某些具体物质权利和政治权利转向为抛弃专制体制，要求整体社会公正，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公民愿意为实现宪政承担责任，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前苏联、东欧和台湾民主化的经验给予我们很多启迪，但是我认为历史往往是不可复制和模仿的。我认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很可能具有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特点，我们民主化的进程很可能会有更曲折和艰辛的道路。

一，许多研究苏东和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人强调朝野互动，简单的说，就是执政者内倾向于改革的“中左”和民间要求民主变革的自由派的“中右”进行联合，结成所谓的“中派联盟”，合力进行解构专制体制和推动民主化进程。其理由是这种方式可以借助于“中左”在体制内的权力，将变革的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将宪政变革对社会的震荡减到最低。

不得不说这种思想，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民主变革的进程更少曲折，社会不至于因为大的变革出现剧烈的动荡，或者由于权力出现真空导致社会崩溃。但是我们不难从这种思想中发现“新权威主义”的影子。我们必须说不管是“朝野互动”还是“中派联盟”，都不是政治哲学而只是技术政治学。

我们其实很容易发现这种民主化道路具有非常强的一厢情愿的特点。我不否认这种联合确实具有许多优点，一些国家民主化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我赞成与所有支持宪政民主改革的人合作，但是我绝不赞成在统治者阵营中假想出一个所谓的改革派。我不怀疑，民间自由派、反对派随时可能抛开历史恩怨与执政者就建设未来进行合作，但是我们根本看不到或者说不能合理的推测、有效的控制执政者中会出现一个什么改革派、“中右”。难道这执政者一意孤行我们就必须继续等待吗？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一党专制一直是独立于原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皇权专制具有很深的传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这就为民主变革设立了很高的障碍。而所谓“新权威主义”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被“六四”事件粉碎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新权威主义”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进行民主要求的学生和市民的武装，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时至今日我仍然为当初的善良和幼稚感到羞愧。

二，民间反对派是民主变革的关键因素。纵观世界民主化浪潮，我们可以看出独立、倔强的民间反对派是民主化的主导力量。民主和专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同时也是利益之争。只不过民主要求的是在正义的基础上的公平分配，而专制则将社会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专制集团绝不会主动去进行这种变革，只有当他们觉得压力足够大无力为继时才会半推半就的做出一些让步。中国自“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以来不断的涌现出许多执着的自由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法律工作者、民运人士，他们不惧牢狱艰险，不顾生活艰辛，长期坚持对专制提出批评，并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冲击和尝试，从九二自民党组党、九八民主党组党到《零八宪章》的联署发布，以及在重大政治问题的许多公开声明，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中国民主化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民主不可浇灭的火种。

三，民间反对派的重大策略。在集权专制下，任何独立的势力、任何危及权贵集团统治的言行都可能遭来打击，但这不是民间反对派退缩的理由，而只是说明他们应该选择更加明智的道路。

我们不难从苏联和台湾的民主化道路得出结论，争取言论自由充当了冲击专制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先锋。前苏联的民主改革以“公开性”作为起点，前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认为“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台湾也是如此，从1949年的《自由中国》，后来的《文星》、《大学》，直到七十年代末被称作“党外机关报”的《美丽岛》，台湾民间反对派一直利用各种办法不断的争取言论自由，并取得不俗的成绩。

我们必须看到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一方面发表言论是民主派、自由派个人都非常擅长的东西，分散和合作进行都非常方便，不易招来集体性的、毁灭性的打击。二来言论自由打破了信息封锁的局面，在言论活跃的状况下，使民主成为普通民众都可以参加的事业。第三，随着言论自由的扩大，民间反对派的联系也越加紧密，有利于民间反对派的壮大以至于组织化。同时，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也必将对保守的专制统治者形成压力，促使其分化或者让步。

当然争取言论自由必须因势而行，前苏联和台湾由于领导者的开明，或者是由于政策的原因，在言论封锁是，自由派还拥有一丝机会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当政者依然没有任何放开言论的表示，所有独立于现行体制的人们及其观点都无法堂而皇之的进入大众视野。但是由于网络具有的特点，当今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和民间反对派拥有了比以前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更好的平台。如何利用现有的各种平台宣传宪政民主思想、揭露专制制度的罪恶是每个民间反对派必须思考的问题。

四，反对党的成立切不可操之过急。中国许多人对革命的理解来自共产党的革命宣传或者来自革命电影，动辄就要成立革命组织来领导民主化时期的革命。政党运作对于已经健全民主社会和以暴力推翻现政权的革命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处于已经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以暴力推翻现有政权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数十年来许多组建政党和秘密结社而惨遭打压的教训，以及其它国家民主化经验告诉我们，冲击党禁必须要等时机成熟才行。否则要么就只有集体被打压，要么就干不成任何事情。

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到来在中国是必然的，但这仅仅是指宪政民主相对于目前的一党专政的优越性而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历史的一个小小的误会就可能让中国人民丧失上百年的机会，

我认为民间反对派是中国民主的关键要素就是在于，我们的民间反对派必须不等、不靠、不幻想。我们不但具有坚定的民主理念，而且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我们不惜与统治阵营的改革派合作，但是我们绝不将国家的前途和民主的命运交付给我们不可信任、反复无常的对手身上。你要顺历史潮流而动，我们欢迎，但是如果你要一意孤行，我们也不惜迎接最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做最倔强的反对派。这样我们中国何愁没有光明的未来！

陈卫：制度之疾与宪政民主之药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2/9/2009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希望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共同生活。人们不断的追寻社会组织的法则，将这种法则赋予公正的含义。人们进行了无数的尝试，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才来发现，公正往往跟我们擦肩而过。人们得到的都是被篡改了的公正。在冠冕堂皇的标签下，一代一代的人们像奴仆一样，撵走旧主又成新仆，从来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公正渴望的火苗一次次燃起又被无情的浇灭。人们在历史的迷宫里转着圈，公正似乎离我们那么近，仿佛伸手可得，实际却总是遥不可及。

总是受伤害的人们盼望一个公正制度的到来，他们可以拥有最基本的东西，他们不想一直成为别人的工具，或者是在老虎淫威下瑟瑟发抖的羔羊。理想从来没有在人们心中消失，但一再失败的命运说明人们仅仅收获了空想。

不公平的竞赛规则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人们很简单就能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如何消除竞赛的不公正，建成一个人间的天堂，人们却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人们对朴素的公正理念的追求在征途中蜕变为争交椅的闹剧。

以某种方式欺压和掠夺他人是社会最大的恶。但是最独裁者也往往以最公正的面孔出现。不得不说掠夺者们也是最具智慧的人，他们编撰出种种匪夷所思的理由以使他们站在社会权利的最高层，他们用神圣理由来愚弄人们，他们用他们优秀来为占据高位辩解，他们用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来镇压违背他们利益的异己。总之，权力者在注释着社会公正，他们的承诺象鲜花一样美丽，但人们却只得到无法兑现的支票。

我们渴望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但是可惜我们缺少制度设计的知识。制度设计的知识被权利者从公共视线里抹去，只留下他们希望人们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服从，让社会的公正转到集团公正的歧路上。

历史从未过去，黎明不会到来。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方向、持续的努力和正确的道路，光明不会象早晨的太阳照到我们。掠夺者拥有一切，而人们却仅仅拥有理想。权力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开动了所有机器，而反抗的人们却只得孤军奋战，依靠朴素朦胧的正义的思想。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再强壮的人也难免生病。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偶尔生病就对他的整个体质产生怀疑。但是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健康跟表面的强大是没有关系的。表面的强大很可能是苦苦支撑的假象。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它是仅仅患有一些局部的毛病，还是整体溃烂了呢？对于它的疾病，是局部修复还是大动手术呢？这些都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回答。

治疗必须先进行诊断，而诊断以症状为依据。我们在此可以简单的列举一部分“临床症状”：

1、人们的权利大肆被侵犯，比如：强制拆迁使许多人失去居所，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非法买断工龄，让许多职工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使国有资产被中饱私囊；农民的土地被强行征占；公民被非法拘禁和限制人身自由；由于政府和官员的过失造成公民的损失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和合理的赔偿等等。

2、人们被剥夺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是写进了宪法的，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块遮羞布。除了信政府，人民什么也不能信仰。政府设立的宗教部门其目的就是监视那些已经被打压到角落去的宗教团体，使它们成为政权的附庸，或者在无人观看的舞台上唱着独角戏的演员。而法轮功则直接被冠以“邪教”的名字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严格的学术审查制度，凡是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文章在中国境内都不可能出版发行。中国的社科方面真可谓是“一花独放，百花凋零”。

3、社会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成为社会动荡最危险的因素之一。经济学家常用基尼系数作为社会分配差距的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二○○七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早已超过了0.4的警戒线。有研究表明中国的财富聚集具有相当的权力色彩，大量的财富是依附于权力产生的。

4、司法不独立，司法严重不公已经使人民失去通过法律寻求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的法律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立法的精神偏离了公正的轨道，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平等、体现正义，而是为了维护特定集团的统治。我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充斥着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和人人平等的矛盾描述，实际上法律已经毫无公平可言了。第二，我国的司法系统不是独立的，是在所谓的政法委的领导下，这也就是说政治决定了法律。我们不难想象，在社会利益集团干预下法律还有什么公平可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冤案特别多的原因。第三，中国的司法是不受人们监督的，在法律执行过程中执法人员自由度非常大，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将公共权力转化成了个人利益，产生了大量的司法腐败。而弱势群体根本无法对此监督。因此，司法腐败产生了双重的损害，既危害了当事人的利益，更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5、官员大量腐败，权钱交易盛行。由于公共权力不受人民监督，体制内的监管服从于权力需要，腐败的成本极低而收获太高，促使中国的官员在腐败成绩上不仅远超历朝历代，而且名列世界腐败国家前茅。从硬性的贪污受贿到软性的公款吃喝，从巧取豪夺到以亲友名义侵占各种资源，从卖官鬻爵到结伙营私，腐败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也成为官员的“投名状”。

凡是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中国人无不对此忧心忡忡，大家都不愿这艘船沉掉，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国家经不起太多的折磨。人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们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权运动不断高涨，法学家们对从立法到个案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学者们、知识分子不断的指出现有社会的弊病，将人权、宪政、民主的知识传播开来，宗教人士和文学家们则宣传他们的真理号召良心的回归，民运人士则不惧牢狱的危险组党结社不断冲击专制的底线等等。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否则我们就无法对中国这么多不正常现象作出判断，也无法确定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来改变这个社会。医生要治病，必须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也必须弄清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是偶然的还是内在必然的

如果这些现象是个别的、偶然的，当然就比较好办，只需要局部修复有错就纠就行了。但是我们很遗憾的发现这些现象不是孤立、个别和偶然的，而是制度造成的。

其实，这个结论是非常容易得出的。权力就是猛兽，它是可以作恶的，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非常准确的指出：权利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国家的现状为这一名言做了最好的注释。

我们现在的制度首先是先天不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偶然，接受者思想准备是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当作类似“杀富济贫”的幌子来表明自己的正当。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当然不可避免的就具有缺陷。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认为自己处处正确的人犯下的错误往往无法弥补，“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最良好的愿望铺成的”。

再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它是一种理想主义，是一种决定论。不得不说，它也是一种赌博的政治哲学。在妄言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清楚历史发展方向后，这种学说不惜一切代价将社会发展的其它可能性全部抛弃，进行了一场要么全对要么全错的赌博。在这种赌博式的试验中人类积累的所有对付专制洪水的堤坝都被拆除了，人们再没有任何可以自卫的工具。

所以，我们这个制度根本的病因就是权力的不受约束。我们现在的制度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将人民视为工具，在理想消失时将人民视为草芥。人民既不是这个制度关注的对象，也不会将制度的基础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党政权力完全是一种自我认可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当然也免不了贴上一些民主的修饰。

一切苦难和奇怪的根源我们不难找到了，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昏官之所以成为昏官，并不是他们本来就这样，而是他们没有必要理会这些犹如草根的人们。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愚蠢和卑劣付出任何代价。在人民眼中他们的行为失去理智丧失公正，但在他们的同类眼中却是正常和合理的行为。我倾向于将现在的制度描述为经济上是权力市场经济，政治上是分赃政治。官员的权利不受限制的后果越来越严重，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基本没有什么他们不敢干的，他们只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分赃，借口总是能找到的，给人民造成的伤害他们不需要顾忌，军警察作为打手随时都在为他们的贪婪和自私灭火和擦屁股。

公共权力被一些人永久地把持，老虎在羊群中散步，这就是最好的比喻。贪官是这样炼成的，嚣张也是这样炼成的。老虎会对羊群讲什么仁慈，发昏它也不干！

我们处在一个头大脚小的体制中，一切都不奇怪。你的房子被拆了，你的财产被占了，你受到冤屈了，你无处申告，你拿他没办法！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武器。

我们知道了病因，当然也就找到了治疗的办法，你上访、你跟贪官决斗、你呼吁权力者拿出良心根本就没有用，“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们必须根本改变这个制度。

在公平原则和普世价值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必须确立公共权力的合理性来源于人民，并将对每个人的尊重放到最高位置，这就是民主和人权理念。

其次公共权力是服务性质的，不可缺少，但不能让它为非作歹，所以我们必须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将老虎关进笼子里。这就是宪政的主要意思，就是要“限政”。

当然，真正的宪政民主有许多具体的内容，是无数代人们在与专制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去年12月，中国各界联署发表了《零八宪章》，表达了中国各界对宪政民主要求，至今签署人已经过万，说明大家都已经知道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也知道宪政民主才是解决中国制度之疾的唯一良药。

但是我还要强调一点，知道了正确的方向并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利益的对峙是无法用道理讲通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理，自由从来就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每一点自由的获取都意味着无数的努力，宪政民主不可能等来，我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陈卫：维权之脚与宪政民主运动之脑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24/2009

人类的文明史大概是人们争取幸福的历史。人类在自然界中是渺小的，人们不得不结成群体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人们不但以科学技术延伸自己的力量，用文学、艺术、宗教来寻找生活的意义，同时人们也发现人群的结构即政治制度。是关乎结果的东西。

政治制度大概是所有知识里最奇怪的了。这并不是说它的理论多么复杂和高深，而是由于其结果关系到许多人的长远利益，被别有用心的人或故意或无意识的引到了歧路上。在暴力的威胁和谎言的粉饰下，连最智慧和最具勇气的人们也只有对权利者及其附庸建造的不公平秩序望而兴叹，要么发出悲怆的哀鸣，在这个怪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要么视而不见，在象牙塔中做着自欺欺人的美梦。

人们渴望在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中生活，从表面上他们确实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不过这都是画饼充饥。剥夺者总是将乔装的正义硬塞给他们。在正义的包装盒中却是绝对的不公平。人们的渴望一次次被充当着炮灰，一次次美好的愿望最后都在替他人做嫁衣裳中成为泡影，不得不接受被修改的正义和被剥削的公平。

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中，专制在大多数时间占据了舞台，扮演着充当黑哨的角色，让那些占据权利金字塔顶端的人心安理得地成为这场比赛没有悬念的赢家。让形形色色的秦始皇卑鄙而又自然的理想顺理成章的延续下去。不过，人性始终是浩荡的洪水，专制的大坝无法始终将其驯化成沉默的羔羊。稳定是专制者的理想，是强盗对肉票的奢望。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建立一个吸血的天堂。

历史在强盗们走马换将中展开画卷，但是只见当权者吃肉，而大多数只能喝汤。不管城头悬挂什么旗帜，但是他们都十分默契，宣称只有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是统治的力量。

但是，再完美的谎言都经不住事实的冲击，民主精神在一次次冲击专制的大坝时获得了广大的承认。跳出专制之桎梏后，广阔的天地毫无遮拦的展现世人面前，原来美丽的谎言只是经不起风雨的肥皂泡。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道路崎岖又漫长，理论的缺乏、现实的残酷双重折磨着追求民主的人们嫩弱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在扑向真理的彼岸时被烈焰灼伤，少数人在泥沼中蹒跚前行。

专制依靠精心编制的谎言来使事实上的不平等披上公平的外衣，用暴力和宣传迫使人们放弃质疑和反抗，但是民主却用最简单的平等概念直达人心。在良心面前、在受到压迫者的亲身经历面前，民主的价值观念长驱直入，专制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和暴力维持的张狂。

中国现代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在妄图以高远的理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剥夺所有人的权利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人们怀疑并抛弃后产生的。中国的民主运动来得很晚但是却再也不迷惑和彷徨。从西单民主墙、八九民运、九二自民党组党运动、九八民主党组党运动到《零八宪章》的联署发表，民主运动从怀疑权威、要求自由、冲击党禁到要求宪政民主，走上了一个个台阶。从个人情绪走向普世价值，从理想走向现实，从浪漫走向理性，民主运动越发具有更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

与此同时，维权运动也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维权与民运成为中国民间政治运动的两把尖刀，冲刺在与专制斗争的最前沿。对于维权运动和民运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并引发大家的思考。我不准备就大家的争论进行回应，但是我想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并作一个形象的比喻。

一，维权的兴起其实是民主运动长期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不讲究什么个人的权利的，他们眼中只有他们把人民当作筹码和工具的权利。他们也不讲什么法治，他们的法治实际是要求人们俯首帖耳任他们奴役和宰割的法治。但是民运首先就是要讲平等这个基本的道理，将人权作为政治伦理的出发点，将法治作为基本的要求。虽然人权理论被当局以生存权、发展权等动物权利进行歪曲和抹杀，将法律变成约束人民的绳索。但是民运却毫不动摇，始终以人权等普世价值对抗宣传机器的谎言，人权理论逐渐深入人心，法律也变成自卫的盾牌和囚禁猛兽的笼子，这正是维权兴起的原因。

二，我认为维权运动实际有三种形态。1，为自己维权，2，替别人维权，3将维权和民主事业联系起来的维权。

大家普遍认为维权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权利受到侵犯而采取种种措施捍卫自己的利益的活动。这些维权行动是在承认现行法律秩序的基础上的合法行为。大致可以有法律诉讼的延续（比如申诉、上访等），以及围绕诉求的一系列其它行动，比如示威、针对性的威胁行动等。这种类型的维权是维权事件的主角。正是众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们不依不饶的坚持自己的权利才汇集成了维权运动的洪流。

但是维权行动并不仅仅限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由于个人在制度面前的弱小，力量和信息的完全不对称，人们认识到光靠个人维权，是达不到维权的效果的。在维权的道路上，聚集了许多从维护自己的权利到为别人维权的人士，所谓人权捍卫者很多就是这样的人。所谓久病成良医，这些人权捍卫者大多数都有为自己维权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在一次次漫长而心酸的维权过程中他们了解了许多关于人民权利的知识，他们也掌握许多的维权技巧，共同的不公正经历使他们对其他人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互助是他们的选择。比如今年2月发生在成都中院的“链子门”事件中，黄晓敏、幸清贤、严文汉、陆大春等人就是这种为别人维权的例子。黄晓敏等人本来与这个示威活动没有关系，但是也对成都冤民的行动尽力支持。陆大春则是从十几岁开始上访维权，后来他专门在成都访民中维权，幸清贤则是由于维护自己和其他工人的权利受到中铁二局开除后一直关注劳工维权。

还有一种就是从民主理念出发的维权行动。这些人认为民主的目的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这些人密切关注侵权事件，特别是因滥用公共权力给人们带来的侵害。他们将对民主的追求化作日常的维权行动。将高远的理想变成为人所容易接受的东西。比如，黄琦创建六四天网、谭作人不顾个人安危不信中共的虚假宣传进行地震死难学生调查。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和替别人维权，但实际是在维护许多人的权利。

三，维权是现实民运的选择，民运是维权的必然结果。民运搞了许多年，但是民主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维权在现实中也是举步维艰。民运人士认识到民主是关系整个社会秩序的问题，是对现行专制制度的挑战，因此，在高压的专制社会中，民运的风险很大，成本很高。而且民主是一种社会安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为民主做出贡献，但民主实现后也一样可以享受民主的果实，所以跟个人的利益联系很少，所以“无票乘车”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这导致了民运在高压下一般都呈现萎靡状态，是先知先觉者的艺术。但是维权则绕过最终目标，力图寻找现实的支点。维权在不寻求整个社会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现行的舞台达到自己需要的结果。所以通过维权，民运可以找到一个广泛的基础。而维权的开展也逐步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一个产生腐败和不公正的根源，维权只是局部修整方案，人们维权的努力往往只能付诸东流。维权的人们不可避免的会思考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原因，意识到维权的局限，从而理解到只有民主才是真正的维权。

维权和民运是不可分离的。当然，维权不能等同于民运，民运有更多的要求，民运除了维护个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将社会合法性的基础放在人民的同意上，这与维权是一致的，但是程度是不同的。更重要的区别是，维权的目标有限和参与的对象不同，维权的目标是具体的经济利益或其它个人权利，参与者也是比较明确的权利受到侵害者，但是民运则是关注的整体社会公正，有比较成熟的政治主张，参与者可以说形形色色，他们参与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是对社会进行了长期的思考。

但是一些人从民运的高度退回来，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权上，我认为并不是倒退。维权模糊了与制度的冲突，实际马上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将与专制的战争从少数精英的勇士行为扩大到众多维权者的自发行动。政治运动必须要有更多人们的参与，我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政治智慧就是将高远的目标化作一个个容易被接受的具体行动。这么说来，维权在许多人的参与下不但力图解决被侵权者的当务之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朴素的维权走向理性的维权，即从维护个人的权利到维护大家的权利，维权的尽头就是宪政民主的开始，这实际就是宪政民主的道路。所以我认为维权就是民运的脚，一步步走向宪政民主的目标，而宪政民主则是维权之脑，只有宪政民主实现了，制度性的侵权才会根本消亡，维权也就会失去其意义。

陈卫：宪政民主：民主的系统工程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7/2009

对大多数社会来说，政治制度的来源不外乎有两个，一是沿袭传统，二是进行改革。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但是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许多人很难从里面脱身出来。所以因循守旧是历史的常态，而变革则是难得一见的异类。

社会变化时期在两个方面造成了制度变革的需求，一是新兴群体对权利和利益要求重新分配，第二是社会公平性总是在社会变化时期以各种面目出现，并博得大家的认同。

政治制度的种类很多种，但是剥去神秘的面纱我们可以简单的划为两种，一种是专制，一种是民主，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的划分方法，但是这种区别却解密了政治制度下面本质的东西。专制的政体表现个人独裁、群体独裁和多数专制。

个人总是追求利益，但是人群却将公平和正义放在首位，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统治者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利，而建立理想国的声音在疯狂的打压下却不绝如缕。今天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专制没有市场了，但是我们依然没有享受到民主的果实，专制的变种一党专政披着民主的外衣延续古老的神话，百年的民主梦想依然是海市蜃楼。

我认为民主并不是高远的理想，专制也不是完美的童话。但是有几个方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第一，当政者拒绝宪政民主实并不是由于理念的差异，而是利益的驱动。从来卧榻之侧就不许他人酣睡，正是一些人将公共权力当作私家花园，他们才会产生那么明显的视觉盲点，他们才会理不直气很壮的拒绝宪政和民主的实现。第二，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由全体人民掌握这个国家就行了，民主还必须配以宪政、人权、法治、言论自由等具体的制度或精神才能真正巩固。第三，民主不应该仅仅是思想上的变革，更应该是实际的运动，民主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深受专制之害的人们持续斗争的结果，是一点点从掠夺者手中抢回来的。

驳斥谎言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力量，谎言的成功并不是真理的缺乏和软弱，而是强权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强权之下无真理，就像历史上赵高成功地指鹿为马。同样，一个团体就可以永久代表人民，它可以永久的先进和正确和因为国情的独特那些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会在我们这里水土不服的说法也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一句话，貌似公正的理由之下实际包藏的是不可告人的私心。

民主曾经像旗帜一样引导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奋斗，但是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要让民主在中国开花结果，我们必须从表面的涵义深入到其精神内核和制度层面去了解和把握，因为民主的敌人正是用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蒙蔽人民作为拒不实行民主的托辞。

去年12月9日，303名中国各界人士联署发表了《零八宪章》，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作为首批303个联署人之一感到无比自豪和无限欣慰。这表明中国的民主运动的精神已经从单一追求人权和具体单个的目标上升到整体性的系统的层面，我们毫不犹豫的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里程碑。显然，全面揭示其深刻内涵既不是一篇文章能够做到的，也不是我的学识能把握的，就此，我只想就几个我认为的重要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宪政民主不是有了宪法就可以的，宪法和宪政民主是有区别的。宪政民主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它规定权力来源于人民，它的手段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而宪法则只是一个法律文件，对专制国家仅仅如此而已。我们只有认识到宪政的精神是必须在人人平等之下的约定，就可以将其与那种在威胁或强权下的忍气吞声的城下之盟区别开来。对我们中国来说，尤其是将一个政党的统治地位写进宪法，这本身就是违背宪政的精神，所谓坚持什么的“领导”不外是统治的代名词。

第二，宪政的特点是保护人权。我们可以认为公共权力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自愿让出的权力组合而成的，这是社会契约论的精髓。人们绝不可能同意一种侵犯自己权力的制度安排，因此人的权力（包括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各种自由）成为了宪政民主的出发点和归属，政府也就成了守夜人和看门狗。

第三，宪政也就变成了限政。政府的权力被限定在人民赋予它的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目的上，超出此目的的行为将被视为威胁到人民的权力，就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宪政民主中的政府是有限政府，不仅它的权力有限，它的目的也是有限的。由此，那种无限作为的政府就从此成为历史。

第四，宪政民主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不要相信执政者。这个假定人类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中西方的先哲都曾经提出让那些高尚贤明者执掌权力为民造福的思想，儒家学说里的君子通过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和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这种代表，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思想实际太天真了，人们一次次包含希望，但收获的却是背叛。我们不否认这种思想无疑出发点是好的，但却是靠不住的，它实际在不知不觉间让人们放弃了对权力的监督与控制，或许，我更愿意将它比作精神鸦片。宪政民主对人性的假定是对掌权者不相信并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没有必要相信他们。这样主次就明确了，贤者不损其好，而伪善者则无法行恶，他们只有通过忠实的按照人民这个主人的意志行事才能立足。

第五，民主是宪政的核心，民主意味着主权在民，人民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因此，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同时政府的权力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既然它是人民赋予的，那么它也是人民随时可以收回的，所以某种形式的普选和直选是必须的。我想不出离开了普选和直选人民的意志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表达，同时，我们也能看出那种把特殊的政治见解和具体的集团写进宪法作为先决条件是多么不符合民主和宪政的精神。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民主也是有局限的。苏格拉底是在民主制下被判处死刑的、法国大革命和文革的例子说明民主的旗帜下多数人的暴政也是必须警惕的。

第六，宪政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主张，同时它更重要的是有一套经过考验的成熟的制度，这是无数先哲的思想结晶，数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是宪政民主制度的重中之重，代议制实际就是议会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理想，但是除了小国寡民外，人人执政既是不现实的也是极不具效率的。代议制实际就是人人当家作主在操作层面上的一个替代物，三权分立是宪政民主的制度保证。当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分立和制衡时，这三种权力的功能凸现出来，各尽其责，但它们相互制衡和约束则使国家权力不致成为危害社会的猛兽，而成为驯服的耕牛，政治学从白日做梦走向了理性的彼岸。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代议制和三权分立虽不是完美的，但是人类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制度。

第七，《零八宪章》提出设立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宪政民主的精神如果不在具体的法律和行为中贯彻下去，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审查和监督制度执行就无从谈起。由于宪法的特殊性，宪法法院应该从其它法律体系中分割出来，以保持其独立和公正，成为宪政民主的坚实屏障。

第八，在宪政民主中，军队的只能作为保家卫国的工具，而不再成为政治斗争的砝码和政客的私人奴仆。军队介入政治纷争，就是抛弃公平，向强权屈服，这显然不是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公器公用这并不是很难的道理。

第九，《零八宪章》提出了联邦制，这在中国民间政治主张中是比较突兀的，也是引来较多误解的一个主张。其实联邦制并不是一个奇怪的制度，或者象有的人想象的是分裂国家的桥梁。我认为联邦制是大国实行民主的手段，联邦制其实是一种高度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它的基础是承认各自的权利，它的精神是和平和妥协。联邦制至少是在尊重对方的权利下的现实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我们中国目前台湾统一问题，新疆、西藏的民族情绪高涨，都是非常容易引起巨大纷争和走向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局面的，还有香港、澳门的自治已经是现实，所以联邦制是一个科学和现实的选择。

宪政民主还有许多内容，《零八宪章》中提出了十九个主张，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象开放党禁、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目前首先要达到的目标，但是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论述。

我相信，《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联署人找到了正确的目标，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正确的道路。

当今中国的现状确实令人堪忧，理想的缺乏、政府官员道德丧失、腐败和社会不公平在各方面吞噬这个国家的肌体。生存还是灭亡，这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也许我们尽力而为只是有一点机会，如果我们不去面对，不去正视，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科学战胜愚昧，依靠的是其可以验证的结果以及有错必改不断更新的开放态度，宪政民主取代专制依靠的是其建立在公平正义原则之上的开明精神以及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完善的制度，当然还有无数人为此不懈的努力。

我们并不遗憾，我们没有生活在宪政民主国家中，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以宣称我们生活在宪政民主精神中，并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