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2/9/2009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希望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共同生活。人们不断的追寻社会组织的法则，将这种法则赋予公正的含义。人们进行了无数的尝试，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才来发现，公正往往跟我们擦肩而过。人们得到的都是被篡改了的公正。在冠冕堂皇的标签下，一代一代的人们像奴仆一样，撵走旧主又成新仆，从来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公正渴望的火苗一次次燃起又被无情的浇灭。人们在历史的迷宫里转着圈，公正似乎离我们那么近，仿佛伸手可得，实际却总是遥不可及。
总是受伤害的人们盼望一个公正制度的到来，他们可以拥有最基本的东西，他们不想一直成为别人的工具，或者是在老虎淫威下瑟瑟发抖的羔羊。理想从来没有在人们心中消失，但一再失败的命运说明人们仅仅收获了空想。
不公平的竞赛规则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人们很简单就能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如何消除竞赛的不公正，建成一个人间的天堂，人们却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人们对朴素的公正理念的追求在征途中蜕变为争交椅的闹剧。
以某种方式欺压和掠夺他人是社会最大的恶。但是最独裁者也往往以最公正的面孔出现。不得不说掠夺者们也是最具智慧的人，他们编撰出种种匪夷所思的理由以使他们站在社会权利的最高层，他们用神圣理由来愚弄人们，他们用他们优秀来为占据高位辩解，他们用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来镇压违背他们利益的异己。总之，权力者在注释着社会公正，他们的承诺象鲜花一样美丽，但人们却只得到无法兑现的支票。
我们渴望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但是可惜我们缺少制度设计的知识。制度设计的知识被权利者从公共视线里抹去，只留下他们希望人们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服从，让社会的公正转到集团公正的歧路上。
历史从未过去，黎明不会到来。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方向、持续的努力和正确的道路，光明不会象早晨的太阳照到我们。掠夺者拥有一切，而人们却仅仅拥有理想。权力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开动了所有机器，而反抗的人们却只得孤军奋战，依靠朴素朦胧的正义的思想。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再强壮的人也难免生病。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偶尔生病就对他的整个体质产生怀疑。但是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健康跟表面的强大是没有关系的。表面的强大很可能是苦苦支撑的假象。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它是仅仅患有一些局部的毛病，还是整体溃烂了呢？对于它的疾病，是局部修复还是大动手术呢？这些都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回答。
治疗必须先进行诊断，而诊断以症状为依据。我们在此可以简单的列举一部分“临床症状”：
1、人们的权利大肆被侵犯，比如：强制拆迁使许多人失去居所，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非法买断工龄，让许多职工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使国有资产被中饱私囊；农民的土地被强行征占；公民被非法拘禁和限制人身自由；由于政府和官员的过失造成公民的损失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和合理的赔偿等等。
2、人们被剥夺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是写进了宪法的，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块遮羞布。除了信政府，人民什么也不能信仰。政府设立的宗教部门其目的就是监视那些已经被打压到角落去的宗教团体，使它们成为政权的附庸，或者在无人观看的舞台上唱着独角戏的演员。而法轮功则直接被冠以“邪教”的名字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严格的学术审查制度，凡是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文章在中国境内都不可能出版发行。中国的社科方面真可谓是“一花独放，百花凋零”。
3、社会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成为社会动荡最危险的因素之一。经济学家常用基尼系数作为社会分配差距的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二○○七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早已超过了0.4的警戒线。有研究表明中国的财富聚集具有相当的权力色彩，大量的财富是依附于权力产生的。
4、司法不独立，司法严重不公已经使人民失去通过法律寻求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的法律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立法的精神偏离了公正的轨道，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平等、体现正义，而是为了维护特定集团的统治。我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充斥着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和人人平等的矛盾描述，实际上法律已经毫无公平可言了。第二，我国的司法系统不是独立的，是在所谓的政法委的领导下，这也就是说政治决定了法律。我们不难想象，在社会利益集团干预下法律还有什么公平可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冤案特别多的原因。第三，中国的司法是不受人们监督的，在法律执行过程中执法人员自由度非常大，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将公共权力转化成了个人利益，产生了大量的司法腐败。而弱势群体根本无法对此监督。因此，司法腐败产生了双重的损害，既危害了当事人的利益，更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5、官员大量腐败，权钱交易盛行。由于公共权力不受人民监督，体制内的监管服从于权力需要，腐败的成本极低而收获太高，促使中国的官员在腐败成绩上不仅远超历朝历代，而且名列世界腐败国家前茅。从硬性的贪污受贿到软性的公款吃喝，从巧取豪夺到以亲友名义侵占各种资源，从卖官鬻爵到结伙营私，腐败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也成为官员的“投名状”。
凡是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中国人无不对此忧心忡忡，大家都不愿这艘船沉掉，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国家经不起太多的折磨。人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们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权运动不断高涨，法学家们对从立法到个案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学者们、知识分子不断的指出现有社会的弊病，将人权、宪政、民主的知识传播开来，宗教人士和文学家们则宣传他们的真理号召良心的回归，民运人士则不惧牢狱的危险组党结社不断冲击专制的底线等等。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否则我们就无法对中国这么多不正常现象作出判断，也无法确定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来改变这个社会。医生要治病，必须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也必须弄清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是偶然的还是内在必然的
如果这些现象是个别的、偶然的，当然就比较好办，只需要局部修复有错就纠就行了。但是我们很遗憾的发现这些现象不是孤立、个别和偶然的，而是制度造成的。
其实，这个结论是非常容易得出的。权力就是猛兽，它是可以作恶的，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非常准确的指出：权利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国家的现状为这一名言做了最好的注释。
我们现在的制度首先是先天不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偶然，接受者思想准备是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当作类似“杀富济贫”的幌子来表明自己的正当。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当然不可避免的就具有缺陷。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认为自己处处正确的人犯下的错误往往无法弥补，“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最良好的愿望铺成的”。
再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它是一种理想主义，是一种决定论。不得不说，它也是一种赌博的政治哲学。在妄言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清楚历史发展方向后，这种学说不惜一切代价将社会发展的其它可能性全部抛弃，进行了一场要么全对要么全错的赌博。在这种赌博式的试验中人类积累的所有对付专制洪水的堤坝都被拆除了，人们再没有任何可以自卫的工具。
所以，我们这个制度根本的病因就是权力的不受约束。我们现在的制度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将人民视为工具，在理想消失时将人民视为草芥。人民既不是这个制度关注的对象，也不会将制度的基础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党政权力完全是一种自我认可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当然也免不了贴上一些民主的修饰。
一切苦难和奇怪的根源我们不难找到了，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昏官之所以成为昏官，并不是他们本来就这样，而是他们没有必要理会这些犹如草根的人们。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愚蠢和卑劣付出任何代价。在人民眼中他们的行为失去理智丧失公正，但在他们的同类眼中却是正常和合理的行为。我倾向于将现在的制度描述为经济上是权力市场经济，政治上是分赃政治。官员的权利不受限制的后果越来越严重，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基本没有什么他们不敢干的，他们只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分赃，借口总是能找到的，给人民造成的伤害他们不需要顾忌，军警察作为打手随时都在为他们的贪婪和自私灭火和擦屁股。
公共权力被一些人永久地把持，老虎在羊群中散步，这就是最好的比喻。贪官是这样炼成的，嚣张也是这样炼成的。老虎会对羊群讲什么仁慈，发昏它也不干！
我们处在一个头大脚小的体制中，一切都不奇怪。你的房子被拆了，你的财产被占了，你受到冤屈了，你无处申告，你拿他没办法！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武器。
我们知道了病因，当然也就找到了治疗的办法，你上访、你跟贪官决斗、你呼吁权力者拿出良心根本就没有用，“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们必须根本改变这个制度。
在公平原则和普世价值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必须确立公共权力的合理性来源于人民，并将对每个人的尊重放到最高位置，这就是民主和人权理念。
其次公共权力是服务性质的，不可缺少，但不能让它为非作歹，所以我们必须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将老虎关进笼子里。这就是宪政的主要意思，就是要“限政”。
当然，真正的宪政民主有许多具体的内容，是无数代人们在与专制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去年12月，中国各界联署发表了《零八宪章》，表达了中国各界对宪政民主要求，至今签署人已经过万，说明大家都已经知道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也知道宪政民主才是解决中国制度之疾的唯一良药。
但是我还要强调一点，知道了正确的方向并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利益的对峙是无法用道理讲通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理，自由从来就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每一点自由的获取都意味着无数的努力，宪政民主不可能等来，我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2009年12月9日星期三
2009年11月24日星期二
陈卫：维权之脚与宪政民主运动之脑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24/2009
人类的文明史大概是人们争取幸福的历史。人类在自然界中是渺小的，人们不得不结成群体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人们不但以科学技术延伸自己的力量，用文学、艺术、宗教来寻找生活的意义，同时人们也发现人群的结构即政治制度。是关乎结果的东西。
政治制度大概是所有知识里最奇怪的了。这并不是说它的理论多么复杂和高深，而是由于其结果关系到许多人的长远利益，被别有用心的人或故意或无意识的引到了歧路上。在暴力的威胁和谎言的粉饰下，连最智慧和最具勇气的人们也只有对权利者及其附庸建造的不公平秩序望而兴叹，要么发出悲怆的哀鸣，在这个怪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要么视而不见，在象牙塔中做着自欺欺人的美梦。
人们渴望在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中生活，从表面上他们确实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不过这都是画饼充饥。剥夺者总是将乔装的正义硬塞给他们。在正义的包装盒中却是绝对的不公平。人们的渴望一次次被充当着炮灰，一次次美好的愿望最后都在替他人做嫁衣裳中成为泡影，不得不接受被修改的正义和被剥削的公平。
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中，专制在大多数时间占据了舞台，扮演着充当黑哨的角色，让那些占据权利金字塔顶端的人心安理得地成为这场比赛没有悬念的赢家。让形形色色的秦始皇卑鄙而又自然的理想顺理成章的延续下去。不过，人性始终是浩荡的洪水，专制的大坝无法始终将其驯化成沉默的羔羊。稳定是专制者的理想，是强盗对肉票的奢望。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建立一个吸血的天堂。
历史在强盗们走马换将中展开画卷，但是只见当权者吃肉，而大多数只能喝汤。不管城头悬挂什么旗帜，但是他们都十分默契，宣称只有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是统治的力量。
但是，再完美的谎言都经不住事实的冲击，民主精神在一次次冲击专制的大坝时获得了广大的承认。跳出专制之桎梏后，广阔的天地毫无遮拦的展现世人面前，原来美丽的谎言只是经不起风雨的肥皂泡。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道路崎岖又漫长，理论的缺乏、现实的残酷双重折磨着追求民主的人们嫩弱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在扑向真理的彼岸时被烈焰灼伤，少数人在泥沼中蹒跚前行。
专制依靠精心编制的谎言来使事实上的不平等披上公平的外衣，用暴力和宣传迫使人们放弃质疑和反抗，但是民主却用最简单的平等概念直达人心。在良心面前、在受到压迫者的亲身经历面前，民主的价值观念长驱直入，专制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和暴力维持的张狂。
中国现代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在妄图以高远的理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剥夺所有人的权利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人们怀疑并抛弃后产生的。中国的民主运动来得很晚但是却再也不迷惑和彷徨。从西单民主墙、八九民运、九二自民党组党运动、九八民主党组党运动到《零八宪章》的联署发表，民主运动从怀疑权威、要求自由、冲击党禁到要求宪政民主，走上了一个个台阶。从个人情绪走向普世价值，从理想走向现实，从浪漫走向理性，民主运动越发具有更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
与此同时，维权运动也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维权与民运成为中国民间政治运动的两把尖刀，冲刺在与专制斗争的最前沿。对于维权运动和民运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并引发大家的思考。我不准备就大家的争论进行回应，但是我想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并作一个形象的比喻。
一，维权的兴起其实是民主运动长期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不讲究什么个人的权利的，他们眼中只有他们把人民当作筹码和工具的权利。他们也不讲什么法治，他们的法治实际是要求人们俯首帖耳任他们奴役和宰割的法治。但是民运首先就是要讲平等这个基本的道理，将人权作为政治伦理的出发点，将法治作为基本的要求。虽然人权理论被当局以生存权、发展权等动物权利进行歪曲和抹杀，将法律变成约束人民的绳索。但是民运却毫不动摇，始终以人权等普世价值对抗宣传机器的谎言，人权理论逐渐深入人心，法律也变成自卫的盾牌和囚禁猛兽的笼子，这正是维权兴起的原因。
二，我认为维权运动实际有三种形态。1，为自己维权，2，替别人维权，3将维权和民主事业联系起来的维权。
大家普遍认为维权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权利受到侵犯而采取种种措施捍卫自己的利益的活动。这些维权行动是在承认现行法律秩序的基础上的合法行为。大致可以有法律诉讼的延续（比如申诉、上访等），以及围绕诉求的一系列其它行动，比如示威、针对性的威胁行动等。这种类型的维权是维权事件的主角。正是众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们不依不饶的坚持自己的权利才汇集成了维权运动的洪流。
但是维权行动并不仅仅限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由于个人在制度面前的弱小，力量和信息的完全不对称，人们认识到光靠个人维权，是达不到维权的效果的。在维权的道路上，聚集了许多从维护自己的权利到为别人维权的人士，所谓人权捍卫者很多就是这样的人。所谓久病成良医，这些人权捍卫者大多数都有为自己维权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在一次次漫长而心酸的维权过程中他们了解了许多关于人民权利的知识，他们也掌握许多的维权技巧，共同的不公正经历使他们对其他人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互助是他们的选择。比如今年2月发生在成都中院的“链子门”事件中，黄晓敏、幸清贤、严文汉、陆大春等人就是这种为别人维权的例子。黄晓敏等人本来与这个示威活动没有关系，但是也对成都冤民的行动尽力支持。陆大春则是从十几岁开始上访维权，后来他专门在成都访民中维权，幸清贤则是由于维护自己和其他工人的权利受到中铁二局开除后一直关注劳工维权。
还有一种就是从民主理念出发的维权行动。这些人认为民主的目的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这些人密切关注侵权事件，特别是因滥用公共权力给人们带来的侵害。他们将对民主的追求化作日常的维权行动。将高远的理想变成为人所容易接受的东西。比如，黄琦创建六四天网、谭作人不顾个人安危不信中共的虚假宣传进行地震死难学生调查。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和替别人维权，但实际是在维护许多人的权利。
三，维权是现实民运的选择，民运是维权的必然结果。民运搞了许多年，但是民主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维权在现实中也是举步维艰。民运人士认识到民主是关系整个社会秩序的问题，是对现行专制制度的挑战，因此，在高压的专制社会中，民运的风险很大，成本很高。而且民主是一种社会安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为民主做出贡献，但民主实现后也一样可以享受民主的果实，所以跟个人的利益联系很少，所以“无票乘车”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这导致了民运在高压下一般都呈现萎靡状态，是先知先觉者的艺术。但是维权则绕过最终目标，力图寻找现实的支点。维权在不寻求整个社会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现行的舞台达到自己需要的结果。所以通过维权，民运可以找到一个广泛的基础。而维权的开展也逐步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一个产生腐败和不公正的根源，维权只是局部修整方案，人们维权的努力往往只能付诸东流。维权的人们不可避免的会思考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原因，意识到维权的局限，从而理解到只有民主才是真正的维权。
维权和民运是不可分离的。当然，维权不能等同于民运，民运有更多的要求，民运除了维护个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将社会合法性的基础放在人民的同意上，这与维权是一致的，但是程度是不同的。更重要的区别是，维权的目标有限和参与的对象不同，维权的目标是具体的经济利益或其它个人权利，参与者也是比较明确的权利受到侵害者，但是民运则是关注的整体社会公正，有比较成熟的政治主张，参与者可以说形形色色，他们参与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是对社会进行了长期的思考。
但是一些人从民运的高度退回来，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权上，我认为并不是倒退。维权模糊了与制度的冲突，实际马上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将与专制的战争从少数精英的勇士行为扩大到众多维权者的自发行动。政治运动必须要有更多人们的参与，我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政治智慧就是将高远的目标化作一个个容易被接受的具体行动。这么说来，维权在许多人的参与下不但力图解决被侵权者的当务之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朴素的维权走向理性的维权，即从维护个人的权利到维护大家的权利，维权的尽头就是宪政民主的开始，这实际就是宪政民主的道路。所以我认为维权就是民运的脚，一步步走向宪政民主的目标，而宪政民主则是维权之脑，只有宪政民主实现了，制度性的侵权才会根本消亡，维权也就会失去其意义。
人类的文明史大概是人们争取幸福的历史。人类在自然界中是渺小的，人们不得不结成群体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人们不但以科学技术延伸自己的力量，用文学、艺术、宗教来寻找生活的意义，同时人们也发现人群的结构即政治制度。是关乎结果的东西。
政治制度大概是所有知识里最奇怪的了。这并不是说它的理论多么复杂和高深，而是由于其结果关系到许多人的长远利益，被别有用心的人或故意或无意识的引到了歧路上。在暴力的威胁和谎言的粉饰下，连最智慧和最具勇气的人们也只有对权利者及其附庸建造的不公平秩序望而兴叹，要么发出悲怆的哀鸣，在这个怪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要么视而不见，在象牙塔中做着自欺欺人的美梦。
人们渴望在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中生活，从表面上他们确实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不过这都是画饼充饥。剥夺者总是将乔装的正义硬塞给他们。在正义的包装盒中却是绝对的不公平。人们的渴望一次次被充当着炮灰，一次次美好的愿望最后都在替他人做嫁衣裳中成为泡影，不得不接受被修改的正义和被剥削的公平。
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中，专制在大多数时间占据了舞台，扮演着充当黑哨的角色，让那些占据权利金字塔顶端的人心安理得地成为这场比赛没有悬念的赢家。让形形色色的秦始皇卑鄙而又自然的理想顺理成章的延续下去。不过，人性始终是浩荡的洪水，专制的大坝无法始终将其驯化成沉默的羔羊。稳定是专制者的理想，是强盗对肉票的奢望。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建立一个吸血的天堂。
历史在强盗们走马换将中展开画卷，但是只见当权者吃肉，而大多数只能喝汤。不管城头悬挂什么旗帜，但是他们都十分默契，宣称只有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是统治的力量。
但是，再完美的谎言都经不住事实的冲击，民主精神在一次次冲击专制的大坝时获得了广大的承认。跳出专制之桎梏后，广阔的天地毫无遮拦的展现世人面前，原来美丽的谎言只是经不起风雨的肥皂泡。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道路崎岖又漫长，理论的缺乏、现实的残酷双重折磨着追求民主的人们嫩弱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在扑向真理的彼岸时被烈焰灼伤，少数人在泥沼中蹒跚前行。
专制依靠精心编制的谎言来使事实上的不平等披上公平的外衣，用暴力和宣传迫使人们放弃质疑和反抗，但是民主却用最简单的平等概念直达人心。在良心面前、在受到压迫者的亲身经历面前，民主的价值观念长驱直入，专制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和暴力维持的张狂。
中国现代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在妄图以高远的理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剥夺所有人的权利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人们怀疑并抛弃后产生的。中国的民主运动来得很晚但是却再也不迷惑和彷徨。从西单民主墙、八九民运、九二自民党组党运动、九八民主党组党运动到《零八宪章》的联署发表，民主运动从怀疑权威、要求自由、冲击党禁到要求宪政民主，走上了一个个台阶。从个人情绪走向普世价值，从理想走向现实，从浪漫走向理性，民主运动越发具有更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
与此同时，维权运动也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维权与民运成为中国民间政治运动的两把尖刀，冲刺在与专制斗争的最前沿。对于维权运动和民运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并引发大家的思考。我不准备就大家的争论进行回应，但是我想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并作一个形象的比喻。
一，维权的兴起其实是民主运动长期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不讲究什么个人的权利的，他们眼中只有他们把人民当作筹码和工具的权利。他们也不讲什么法治，他们的法治实际是要求人们俯首帖耳任他们奴役和宰割的法治。但是民运首先就是要讲平等这个基本的道理，将人权作为政治伦理的出发点，将法治作为基本的要求。虽然人权理论被当局以生存权、发展权等动物权利进行歪曲和抹杀，将法律变成约束人民的绳索。但是民运却毫不动摇，始终以人权等普世价值对抗宣传机器的谎言，人权理论逐渐深入人心，法律也变成自卫的盾牌和囚禁猛兽的笼子，这正是维权兴起的原因。
二，我认为维权运动实际有三种形态。1，为自己维权，2，替别人维权，3将维权和民主事业联系起来的维权。
大家普遍认为维权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权利受到侵犯而采取种种措施捍卫自己的利益的活动。这些维权行动是在承认现行法律秩序的基础上的合法行为。大致可以有法律诉讼的延续（比如申诉、上访等），以及围绕诉求的一系列其它行动，比如示威、针对性的威胁行动等。这种类型的维权是维权事件的主角。正是众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们不依不饶的坚持自己的权利才汇集成了维权运动的洪流。
但是维权行动并不仅仅限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由于个人在制度面前的弱小，力量和信息的完全不对称，人们认识到光靠个人维权，是达不到维权的效果的。在维权的道路上，聚集了许多从维护自己的权利到为别人维权的人士，所谓人权捍卫者很多就是这样的人。所谓久病成良医，这些人权捍卫者大多数都有为自己维权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在一次次漫长而心酸的维权过程中他们了解了许多关于人民权利的知识，他们也掌握许多的维权技巧，共同的不公正经历使他们对其他人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互助是他们的选择。比如今年2月发生在成都中院的“链子门”事件中，黄晓敏、幸清贤、严文汉、陆大春等人就是这种为别人维权的例子。黄晓敏等人本来与这个示威活动没有关系，但是也对成都冤民的行动尽力支持。陆大春则是从十几岁开始上访维权，后来他专门在成都访民中维权，幸清贤则是由于维护自己和其他工人的权利受到中铁二局开除后一直关注劳工维权。
还有一种就是从民主理念出发的维权行动。这些人认为民主的目的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这些人密切关注侵权事件，特别是因滥用公共权力给人们带来的侵害。他们将对民主的追求化作日常的维权行动。将高远的理想变成为人所容易接受的东西。比如，黄琦创建六四天网、谭作人不顾个人安危不信中共的虚假宣传进行地震死难学生调查。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和替别人维权，但实际是在维护许多人的权利。
三，维权是现实民运的选择，民运是维权的必然结果。民运搞了许多年，但是民主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维权在现实中也是举步维艰。民运人士认识到民主是关系整个社会秩序的问题，是对现行专制制度的挑战，因此，在高压的专制社会中，民运的风险很大，成本很高。而且民主是一种社会安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为民主做出贡献，但民主实现后也一样可以享受民主的果实，所以跟个人的利益联系很少，所以“无票乘车”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这导致了民运在高压下一般都呈现萎靡状态，是先知先觉者的艺术。但是维权则绕过最终目标，力图寻找现实的支点。维权在不寻求整个社会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现行的舞台达到自己需要的结果。所以通过维权，民运可以找到一个广泛的基础。而维权的开展也逐步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一个产生腐败和不公正的根源，维权只是局部修整方案，人们维权的努力往往只能付诸东流。维权的人们不可避免的会思考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原因，意识到维权的局限，从而理解到只有民主才是真正的维权。
维权和民运是不可分离的。当然，维权不能等同于民运，民运有更多的要求，民运除了维护个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将社会合法性的基础放在人民的同意上，这与维权是一致的，但是程度是不同的。更重要的区别是，维权的目标有限和参与的对象不同，维权的目标是具体的经济利益或其它个人权利，参与者也是比较明确的权利受到侵害者，但是民运则是关注的整体社会公正，有比较成熟的政治主张，参与者可以说形形色色，他们参与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是对社会进行了长期的思考。
但是一些人从民运的高度退回来，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权上，我认为并不是倒退。维权模糊了与制度的冲突，实际马上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将与专制的战争从少数精英的勇士行为扩大到众多维权者的自发行动。政治运动必须要有更多人们的参与，我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政治智慧就是将高远的目标化作一个个容易被接受的具体行动。这么说来，维权在许多人的参与下不但力图解决被侵权者的当务之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朴素的维权走向理性的维权，即从维护个人的权利到维护大家的权利，维权的尽头就是宪政民主的开始，这实际就是宪政民主的道路。所以我认为维权就是民运的脚，一步步走向宪政民主的目标，而宪政民主则是维权之脑，只有宪政民主实现了，制度性的侵权才会根本消亡，维权也就会失去其意义。
2009年11月7日星期六
陈卫：宪政民主：民主的系统工程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7/2009
对大多数社会来说，政治制度的来源不外乎有两个，一是沿袭传统，二是进行改革。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但是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许多人很难从里面脱身出来。所以因循守旧是历史的常态，而变革则是难得一见的异类。
社会变化时期在两个方面造成了制度变革的需求，一是新兴群体对权利和利益要求重新分配，第二是社会公平性总是在社会变化时期以各种面目出现，并博得大家的认同。
政治制度的种类很多种，但是剥去神秘的面纱我们可以简单的划为两种，一种是专制，一种是民主，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的划分方法，但是这种区别却解密了政治制度下面本质的东西。专制的政体表现个人独裁、群体独裁和多数专制。
个人总是追求利益，但是人群却将公平和正义放在首位，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统治者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利，而建立理想国的声音在疯狂的打压下却不绝如缕。今天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专制没有市场了，但是我们依然没有享受到民主的果实，专制的变种一党专政披着民主的外衣延续古老的神话，百年的民主梦想依然是海市蜃楼。
我认为民主并不是高远的理想，专制也不是完美的童话。但是有几个方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第一，当政者拒绝宪政民主实并不是由于理念的差异，而是利益的驱动。从来卧榻之侧就不许他人酣睡，正是一些人将公共权力当作私家花园，他们才会产生那么明显的视觉盲点，他们才会理不直气很壮的拒绝宪政和民主的实现。第二，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由全体人民掌握这个国家就行了，民主还必须配以宪政、人权、法治、言论自由等具体的制度或精神才能真正巩固。第三，民主不应该仅仅是思想上的变革，更应该是实际的运动，民主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深受专制之害的人们持续斗争的结果，是一点点从掠夺者手中抢回来的。
驳斥谎言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力量，谎言的成功并不是真理的缺乏和软弱，而是强权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强权之下无真理，就像历史上赵高成功地指鹿为马。同样，一个团体就可以永久代表人民，它可以永久的先进和正确和因为国情的独特那些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会在我们这里水土不服的说法也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一句话，貌似公正的理由之下实际包藏的是不可告人的私心。
民主曾经像旗帜一样引导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奋斗，但是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要让民主在中国开花结果，我们必须从表面的涵义深入到其精神内核和制度层面去了解和把握，因为民主的敌人正是用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蒙蔽人民作为拒不实行民主的托辞。
去年12月9日，303名中国各界人士联署发表了《零八宪章》，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作为首批303个联署人之一感到无比自豪和无限欣慰。这表明中国的民主运动的精神已经从单一追求人权和具体单个的目标上升到整体性的系统的层面，我们毫不犹豫的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里程碑。显然，全面揭示其深刻内涵既不是一篇文章能够做到的，也不是我的学识能把握的，就此，我只想就几个我认为的重要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宪政民主不是有了宪法就可以的，宪法和宪政民主是有区别的。宪政民主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它规定权力来源于人民，它的手段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而宪法则只是一个法律文件，对专制国家仅仅如此而已。我们只有认识到宪政的精神是必须在人人平等之下的约定，就可以将其与那种在威胁或强权下的忍气吞声的城下之盟区别开来。对我们中国来说，尤其是将一个政党的统治地位写进宪法，这本身就是违背宪政的精神，所谓坚持什么的“领导”不外是统治的代名词。
第二，宪政的特点是保护人权。我们可以认为公共权力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自愿让出的权力组合而成的，这是社会契约论的精髓。人们绝不可能同意一种侵犯自己权力的制度安排，因此人的权力（包括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各种自由）成为了宪政民主的出发点和归属，政府也就成了守夜人和看门狗。
第三，宪政也就变成了限政。政府的权力被限定在人民赋予它的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目的上，超出此目的的行为将被视为威胁到人民的权力，就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宪政民主中的政府是有限政府，不仅它的权力有限，它的目的也是有限的。由此，那种无限作为的政府就从此成为历史。
第四，宪政民主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不要相信执政者。这个假定人类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中西方的先哲都曾经提出让那些高尚贤明者执掌权力为民造福的思想，儒家学说里的君子通过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和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这种代表，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思想实际太天真了，人们一次次包含希望，但收获的却是背叛。我们不否认这种思想无疑出发点是好的，但却是靠不住的，它实际在不知不觉间让人们放弃了对权力的监督与控制，或许，我更愿意将它比作精神鸦片。宪政民主对人性的假定是对掌权者不相信并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没有必要相信他们。这样主次就明确了，贤者不损其好，而伪善者则无法行恶，他们只有通过忠实的按照人民这个主人的意志行事才能立足。
第五，民主是宪政的核心，民主意味着主权在民，人民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因此，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同时政府的权力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既然它是人民赋予的，那么它也是人民随时可以收回的，所以某种形式的普选和直选是必须的。我想不出离开了普选和直选人民的意志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表达，同时，我们也能看出那种把特殊的政治见解和具体的集团写进宪法作为先决条件是多么不符合民主和宪政的精神。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民主也是有局限的。苏格拉底是在民主制下被判处死刑的、法国大革命和文革的例子说明民主的旗帜下多数人的暴政也是必须警惕的。
第六，宪政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主张，同时它更重要的是有一套经过考验的成熟的制度，这是无数先哲的思想结晶，数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是宪政民主制度的重中之重，代议制实际就是议会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理想，但是除了小国寡民外，人人执政既是不现实的也是极不具效率的。代议制实际就是人人当家作主在操作层面上的一个替代物，三权分立是宪政民主的制度保证。当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分立和制衡时，这三种权力的功能凸现出来，各尽其责，但它们相互制衡和约束则使国家权力不致成为危害社会的猛兽，而成为驯服的耕牛，政治学从白日做梦走向了理性的彼岸。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代议制和三权分立虽不是完美的，但是人类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制度。
第七，《零八宪章》提出设立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宪政民主的精神如果不在具体的法律和行为中贯彻下去，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审查和监督制度执行就无从谈起。由于宪法的特殊性，宪法法院应该从其它法律体系中分割出来，以保持其独立和公正，成为宪政民主的坚实屏障。
第八，在宪政民主中，军队的只能作为保家卫国的工具，而不再成为政治斗争的砝码和政客的私人奴仆。军队介入政治纷争，就是抛弃公平，向强权屈服，这显然不是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公器公用这并不是很难的道理。
第九，《零八宪章》提出了联邦制，这在中国民间政治主张中是比较突兀的，也是引来较多误解的一个主张。其实联邦制并不是一个奇怪的制度，或者象有的人想象的是分裂国家的桥梁。我认为联邦制是大国实行民主的手段，联邦制其实是一种高度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它的基础是承认各自的权利，它的精神是和平和妥协。联邦制至少是在尊重对方的权利下的现实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我们中国目前台湾统一问题，新疆、西藏的民族情绪高涨，都是非常容易引起巨大纷争和走向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局面的，还有香港、澳门的自治已经是现实，所以联邦制是一个科学和现实的选择。
宪政民主还有许多内容，《零八宪章》中提出了十九个主张，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象开放党禁、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目前首先要达到的目标，但是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论述。
我相信，《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联署人找到了正确的目标，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正确的道路。
当今中国的现状确实令人堪忧，理想的缺乏、政府官员道德丧失、腐败和社会不公平在各方面吞噬这个国家的肌体。生存还是灭亡，这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也许我们尽力而为只是有一点机会，如果我们不去面对，不去正视，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科学战胜愚昧，依靠的是其可以验证的结果以及有错必改不断更新的开放态度，宪政民主取代专制依靠的是其建立在公平正义原则之上的开明精神以及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完善的制度，当然还有无数人为此不懈的努力。
我们并不遗憾，我们没有生活在宪政民主国家中，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以宣称我们生活在宪政民主精神中，并为之奋斗！
对大多数社会来说，政治制度的来源不外乎有两个，一是沿袭传统，二是进行改革。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但是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许多人很难从里面脱身出来。所以因循守旧是历史的常态，而变革则是难得一见的异类。
社会变化时期在两个方面造成了制度变革的需求，一是新兴群体对权利和利益要求重新分配，第二是社会公平性总是在社会变化时期以各种面目出现，并博得大家的认同。
政治制度的种类很多种，但是剥去神秘的面纱我们可以简单的划为两种，一种是专制，一种是民主，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的划分方法，但是这种区别却解密了政治制度下面本质的东西。专制的政体表现个人独裁、群体独裁和多数专制。
个人总是追求利益，但是人群却将公平和正义放在首位，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统治者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利，而建立理想国的声音在疯狂的打压下却不绝如缕。今天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专制没有市场了，但是我们依然没有享受到民主的果实，专制的变种一党专政披着民主的外衣延续古老的神话，百年的民主梦想依然是海市蜃楼。
我认为民主并不是高远的理想，专制也不是完美的童话。但是有几个方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第一，当政者拒绝宪政民主实并不是由于理念的差异，而是利益的驱动。从来卧榻之侧就不许他人酣睡，正是一些人将公共权力当作私家花园，他们才会产生那么明显的视觉盲点，他们才会理不直气很壮的拒绝宪政和民主的实现。第二，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由全体人民掌握这个国家就行了，民主还必须配以宪政、人权、法治、言论自由等具体的制度或精神才能真正巩固。第三，民主不应该仅仅是思想上的变革，更应该是实际的运动，民主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深受专制之害的人们持续斗争的结果，是一点点从掠夺者手中抢回来的。
驳斥谎言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力量，谎言的成功并不是真理的缺乏和软弱，而是强权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强权之下无真理，就像历史上赵高成功地指鹿为马。同样，一个团体就可以永久代表人民，它可以永久的先进和正确和因为国情的独特那些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会在我们这里水土不服的说法也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一句话，貌似公正的理由之下实际包藏的是不可告人的私心。
民主曾经像旗帜一样引导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奋斗，但是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要让民主在中国开花结果，我们必须从表面的涵义深入到其精神内核和制度层面去了解和把握，因为民主的敌人正是用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蒙蔽人民作为拒不实行民主的托辞。
去年12月9日，303名中国各界人士联署发表了《零八宪章》，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作为首批303个联署人之一感到无比自豪和无限欣慰。这表明中国的民主运动的精神已经从单一追求人权和具体单个的目标上升到整体性的系统的层面，我们毫不犹豫的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里程碑。显然，全面揭示其深刻内涵既不是一篇文章能够做到的，也不是我的学识能把握的，就此，我只想就几个我认为的重要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宪政民主不是有了宪法就可以的，宪法和宪政民主是有区别的。宪政民主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它规定权力来源于人民，它的手段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而宪法则只是一个法律文件，对专制国家仅仅如此而已。我们只有认识到宪政的精神是必须在人人平等之下的约定，就可以将其与那种在威胁或强权下的忍气吞声的城下之盟区别开来。对我们中国来说，尤其是将一个政党的统治地位写进宪法，这本身就是违背宪政的精神，所谓坚持什么的“领导”不外是统治的代名词。
第二，宪政的特点是保护人权。我们可以认为公共权力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自愿让出的权力组合而成的，这是社会契约论的精髓。人们绝不可能同意一种侵犯自己权力的制度安排，因此人的权力（包括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各种自由）成为了宪政民主的出发点和归属，政府也就成了守夜人和看门狗。
第三，宪政也就变成了限政。政府的权力被限定在人民赋予它的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目的上，超出此目的的行为将被视为威胁到人民的权力，就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宪政民主中的政府是有限政府，不仅它的权力有限，它的目的也是有限的。由此，那种无限作为的政府就从此成为历史。
第四，宪政民主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不要相信执政者。这个假定人类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中西方的先哲都曾经提出让那些高尚贤明者执掌权力为民造福的思想，儒家学说里的君子通过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和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这种代表，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思想实际太天真了，人们一次次包含希望，但收获的却是背叛。我们不否认这种思想无疑出发点是好的，但却是靠不住的，它实际在不知不觉间让人们放弃了对权力的监督与控制，或许，我更愿意将它比作精神鸦片。宪政民主对人性的假定是对掌权者不相信并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没有必要相信他们。这样主次就明确了，贤者不损其好，而伪善者则无法行恶，他们只有通过忠实的按照人民这个主人的意志行事才能立足。
第五，民主是宪政的核心，民主意味着主权在民，人民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因此，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同时政府的权力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既然它是人民赋予的，那么它也是人民随时可以收回的，所以某种形式的普选和直选是必须的。我想不出离开了普选和直选人民的意志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表达，同时，我们也能看出那种把特殊的政治见解和具体的集团写进宪法作为先决条件是多么不符合民主和宪政的精神。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民主也是有局限的。苏格拉底是在民主制下被判处死刑的、法国大革命和文革的例子说明民主的旗帜下多数人的暴政也是必须警惕的。
第六，宪政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主张，同时它更重要的是有一套经过考验的成熟的制度，这是无数先哲的思想结晶，数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是宪政民主制度的重中之重，代议制实际就是议会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理想，但是除了小国寡民外，人人执政既是不现实的也是极不具效率的。代议制实际就是人人当家作主在操作层面上的一个替代物，三权分立是宪政民主的制度保证。当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分立和制衡时，这三种权力的功能凸现出来，各尽其责，但它们相互制衡和约束则使国家权力不致成为危害社会的猛兽，而成为驯服的耕牛，政治学从白日做梦走向了理性的彼岸。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代议制和三权分立虽不是完美的，但是人类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制度。
第七，《零八宪章》提出设立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宪政民主的精神如果不在具体的法律和行为中贯彻下去，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审查和监督制度执行就无从谈起。由于宪法的特殊性，宪法法院应该从其它法律体系中分割出来，以保持其独立和公正，成为宪政民主的坚实屏障。
第八，在宪政民主中，军队的只能作为保家卫国的工具，而不再成为政治斗争的砝码和政客的私人奴仆。军队介入政治纷争，就是抛弃公平，向强权屈服，这显然不是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公器公用这并不是很难的道理。
第九，《零八宪章》提出了联邦制，这在中国民间政治主张中是比较突兀的，也是引来较多误解的一个主张。其实联邦制并不是一个奇怪的制度，或者象有的人想象的是分裂国家的桥梁。我认为联邦制是大国实行民主的手段，联邦制其实是一种高度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它的基础是承认各自的权利，它的精神是和平和妥协。联邦制至少是在尊重对方的权利下的现实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我们中国目前台湾统一问题，新疆、西藏的民族情绪高涨，都是非常容易引起巨大纷争和走向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局面的，还有香港、澳门的自治已经是现实，所以联邦制是一个科学和现实的选择。
宪政民主还有许多内容，《零八宪章》中提出了十九个主张，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象开放党禁、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目前首先要达到的目标，但是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论述。
我相信，《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联署人找到了正确的目标，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正确的道路。
当今中国的现状确实令人堪忧，理想的缺乏、政府官员道德丧失、腐败和社会不公平在各方面吞噬这个国家的肌体。生存还是灭亡，这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也许我们尽力而为只是有一点机会，如果我们不去面对，不去正视，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科学战胜愚昧，依靠的是其可以验证的结果以及有错必改不断更新的开放态度，宪政民主取代专制依靠的是其建立在公平正义原则之上的开明精神以及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完善的制度，当然还有无数人为此不懈的努力。
我们并不遗憾，我们没有生活在宪政民主国家中，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以宣称我们生活在宪政民主精神中，并为之奋斗！
2009年10月21日星期三
陈卫：赵紫阳：悲剧时代的伟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0/21/2009
现实由过去造成，未来则是现在的结果。中国的未来走向何处，取决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现实的把握。
中国的问题实际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这一目标其实在八十年代就是许多人追求的。虽然那一波冲击已经过去，但是当时的许多东西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的平台。
赵紫阳无疑是了解八十年代的关键人物。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他对中国当时的政策无疑有最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在“六四”事件中他固执己见被当局封杀，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他的成就、他的经历和他的思想对每一个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来说，不光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历史的珍宝总是在沙砾中若隐若现，难于把握。特别对于中共官员来说，他们的思想经常以组织形式出现，他们的谈话也充斥着党八股的陈腐气息，人们不知道哪些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哪些是上面的精神。
赵紫阳的名字在“六四”事件后成为中国的禁区，他的一切痕迹被当局有意抹去，这是中国官方的一贯做法，他们希望人们忘记政治上被他们判处死刑的异己。这一典型的鸵鸟做法违背了历史以真实记录的最高原则，实际是以政治利益强奸公民意志、剥夺公众知情权的野蛮行为。
但是，历史的审判官并不是高高在上者，历史一直在进行漫长的公开审判，审判员就是以良心为标准的广大人民。历史象一面镜子，虽然还是那些人物，但人们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赵紫阳虽然被逐出权力的中心，被禁足在富强胡同六号，但是在他的老部下的劝说和支持下，他完成了一部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作为改革的设计者亲诉经历和思路，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另外作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惯例基本就是闭口不言，留下一大堆谜团让后人去猜测，但赵紫阳这本录音回忆打破了这个僵局，让我们可以直接去倾听他的辩解。赵紫阳的朋友们和同事实际也注意到对赵紫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的重大意义，他们以邮件通讯的方式组成了一本《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这两本书今年得以面世，使我们可以深入的了解赵紫阳这个时代的巨人和那个时代。
一、赵紫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和实践者
文革末期赵紫阳到四川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他抛弃了“以粮为纲”的错误的农村工作路线，提出“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让农民种两季作物，主攻中稻加一季小麦，比只追求形式的两季水稻加一季小麦或油菜的三季作物产量还要高；他根据川北地区丘陵地貌特点让农民重点种红薯大大提高了产量，很大程度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赵紫阳在四川和万里在安徽搞的包产到户取得巨大成功，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多年来在四川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对赵紫阳的最大赞扬。
赵紫阳于1980年到中央后主持了一系列的改革，对企业他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责任制增强了企业的活力，通过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培育出体制外的企业，他重新解释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著名论断，并且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为中国的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这一正确的道路扫清了障碍。他创造性的提出建立了经济特区，使其作为经济转变的中间站和排头兵，他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后来成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被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其实对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思路和规划，这一切都是赵紫阳在工作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所以麦克法夸尔称赵紫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赵紫阳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实际的评价，这个称谓是只顾共产党江山不解决实际问题不顾中华民族大业的邓小平担当不起的。
二、赵紫阳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智慧
中国不缺乏具有水平和勇气的人，但是他们却在政治斗争中早早的被淘汰了。我们不得不说，具有智慧负责任的政治家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中国的稀缺资源。赵紫阳是一个另类，他不但成功的进入了权力中心，而且在充满了陷阱的漩涡中作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赵紫阳基本上是在泥沼中前进的。他本人长期接受的是马克思的教条，他周围都是在政治斗争中善于阴谋诡计和满脑子意识形态东西的人。他当时虽然没有从本质上抛弃共运，但他有最朴实的理念，他认为必须在实际生活中给人民带来好处才是他真正的理想，他希望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一切工作中他贯穿了这一想法，教条从来就没有束缚住他。考虑到他从来没有机会接受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他的表现更让人惊叹。我们只有用他具有非凡的直觉和极度负责来解释这一切。
他认识到前进中的阻力，他在进行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时从来就没有在政治方面触动他的反对者，他力图将改革显得更加没有政治意义，实际这些措施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专制。他在几乎所有改革中都采用了逐步推进的办法，试图将反对和震荡降到最低。
包括陈云这样的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李先念、王震这样的不顾一切企图回到毛时代的人，都在赵紫阳进行实行改革的时代不得不对赵紫阳的改革有限的支持，或者没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实际赵紫阳在他这个级别一直是孤军奋战，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改革只是排除了一些干扰，或者说邓小平只是将赵紫阳当成实现他富国强民的工具。赵紫阳面对的是经历了“文革”和一直抱有陈腐的理论教条的人。弗里德曼称赵紫阳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对赵紫阳立足事实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处方的由衷赞扬。
三、赵紫阳是一个负责任顾大局的人
赵紫阳在两本书中都深刻的反思了1988年价格闯关自己的责任，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一切都是正确的。他做任何决定都试图吸取更多人的智慧。
在导致他下台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从一开始就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承认多数人要求改革和反对腐败的热情是正确的，为此他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化解“四。二六”社论的不良影响。针对有传言他的孩子参与“官倒”他主动要求对自己孩子为首的一些传言进行审查。他认为由于“四。二六”社论的错误定性导致学生游行事态扩大，由于邓小平的态度不好改变主动要求承担这个责任，这在以推卸责任成风的共产党内简直就是一个另类。
在决定戒严后他大义凛然坚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对家人说：“这样坐牢也是可能的，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六四”事件后，共产党派了王任重等中共要人对赵紫阳说服，只要赵紫阳作出检讨就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但赵紫阳不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为这几斗米折腰，为此揭穿了共产党企图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栽赃陷害的险恶用心，他求得了良心的安宁，但这是用余生的自由作为代价。
四、赵紫阳艰难的实行政治改革
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中逐步认识到只实行经济改革是跛足的改革，为此他曾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他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等，他在十三大明确提出“党政分开”、差额选举、扩大参与等政改主张，并成功的将极左人物邓力群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他提出重大事件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但是这一改革由于“六四”事件被无限期终止了。
对赵紫阳的评价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本文也没有能力说清楚一切。
赵紫阳在软禁中很显然对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看法，他不再受邓小平的教条束缚，他认为人类社会还找不到比议会制度更好的制度，他认为中国必须开放党禁言禁，实现多党竞争，说明他已不再局限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对民主制度实现了飞跃。当然他认为由于中共的地位目前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中共，这也是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历史潮流的巨大作用的局限，不过这不是他觉得共产党专制是应该的，他认为这只是一个现实或者是过渡措施，这跟邓小平把“四个坚持”写进宪法这个新专制主义的历史和法治的倒退有本质的不同。
在邓小平这个“婆婆”之下，赵紫阳（包括在他之前被罢黜的胡耀邦）实际并不是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而是一个大秘书长。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做出这样的成就是多么难。
胡耀邦、赵紫阳跟陈云、李鹏之类的有一个关键区别：胡赵的人民和敌人是有明确的对象，那些不起眼的甚至是犯了所谓错误的人在他们心中都是人民，所以胡耀邦致力于平反冤家错案，赵紫阳对邓小平点名的自由化人物进行保护，坚持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包括对八九民运他也认为学生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只应该处理那些打砸抢的人。而李鹏等的人民则是抽象的概念，在他们心中人民是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只要社会出现任何问题就是敌人在作祟，就要使用他们的专政工具。
赵紫阳大力实行经济改革，并卓有成效，他同时没有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在邓小平的限制下他只能在政治制度的边缘迂回，但是他却企图将这种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到更深入的地步，不可否认，这些改革继续下去中国会更加富强，社会将以自由换取一些民主。不得不说赵紫阳是一个可怕的政治家，这些行动下去中国将会失去很多对民主渴望的声音，中国的专制体制将有一个更长的喘息时间。赵紫阳本身将成为挽救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这个机会由于赵紫阳绝不肯违背良心做这个机器的螺丝钉而永远消失了。
赵紫阳以自己决不妥协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象胡耀邦一样，这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成全了他，他获得了完全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他不再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作为自己的标签，他将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儿子被载入史册。
在没有外物纷扰之下的谈话展现出一代政治家的高超政治智慧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最后我想引用麦克法夸尔作为本文的总结：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我对此深信不疑。
现实由过去造成，未来则是现在的结果。中国的未来走向何处，取决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现实的把握。
中国的问题实际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这一目标其实在八十年代就是许多人追求的。虽然那一波冲击已经过去，但是当时的许多东西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的平台。
赵紫阳无疑是了解八十年代的关键人物。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他对中国当时的政策无疑有最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在“六四”事件中他固执己见被当局封杀，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他的成就、他的经历和他的思想对每一个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来说，不光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历史的珍宝总是在沙砾中若隐若现，难于把握。特别对于中共官员来说，他们的思想经常以组织形式出现，他们的谈话也充斥着党八股的陈腐气息，人们不知道哪些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哪些是上面的精神。
赵紫阳的名字在“六四”事件后成为中国的禁区，他的一切痕迹被当局有意抹去，这是中国官方的一贯做法，他们希望人们忘记政治上被他们判处死刑的异己。这一典型的鸵鸟做法违背了历史以真实记录的最高原则，实际是以政治利益强奸公民意志、剥夺公众知情权的野蛮行为。
但是，历史的审判官并不是高高在上者，历史一直在进行漫长的公开审判，审判员就是以良心为标准的广大人民。历史象一面镜子，虽然还是那些人物，但人们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赵紫阳虽然被逐出权力的中心，被禁足在富强胡同六号，但是在他的老部下的劝说和支持下，他完成了一部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作为改革的设计者亲诉经历和思路，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另外作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惯例基本就是闭口不言，留下一大堆谜团让后人去猜测，但赵紫阳这本录音回忆打破了这个僵局，让我们可以直接去倾听他的辩解。赵紫阳的朋友们和同事实际也注意到对赵紫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的重大意义，他们以邮件通讯的方式组成了一本《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这两本书今年得以面世，使我们可以深入的了解赵紫阳这个时代的巨人和那个时代。
一、赵紫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和实践者
文革末期赵紫阳到四川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他抛弃了“以粮为纲”的错误的农村工作路线，提出“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让农民种两季作物，主攻中稻加一季小麦，比只追求形式的两季水稻加一季小麦或油菜的三季作物产量还要高；他根据川北地区丘陵地貌特点让农民重点种红薯大大提高了产量，很大程度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赵紫阳在四川和万里在安徽搞的包产到户取得巨大成功，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多年来在四川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对赵紫阳的最大赞扬。
赵紫阳于1980年到中央后主持了一系列的改革，对企业他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责任制增强了企业的活力，通过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培育出体制外的企业，他重新解释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著名论断，并且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为中国的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这一正确的道路扫清了障碍。他创造性的提出建立了经济特区，使其作为经济转变的中间站和排头兵，他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后来成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被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其实对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思路和规划，这一切都是赵紫阳在工作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所以麦克法夸尔称赵紫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赵紫阳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实际的评价，这个称谓是只顾共产党江山不解决实际问题不顾中华民族大业的邓小平担当不起的。
二、赵紫阳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智慧
中国不缺乏具有水平和勇气的人，但是他们却在政治斗争中早早的被淘汰了。我们不得不说，具有智慧负责任的政治家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中国的稀缺资源。赵紫阳是一个另类，他不但成功的进入了权力中心，而且在充满了陷阱的漩涡中作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赵紫阳基本上是在泥沼中前进的。他本人长期接受的是马克思的教条，他周围都是在政治斗争中善于阴谋诡计和满脑子意识形态东西的人。他当时虽然没有从本质上抛弃共运，但他有最朴实的理念，他认为必须在实际生活中给人民带来好处才是他真正的理想，他希望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一切工作中他贯穿了这一想法，教条从来就没有束缚住他。考虑到他从来没有机会接受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他的表现更让人惊叹。我们只有用他具有非凡的直觉和极度负责来解释这一切。
他认识到前进中的阻力，他在进行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时从来就没有在政治方面触动他的反对者，他力图将改革显得更加没有政治意义，实际这些措施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专制。他在几乎所有改革中都采用了逐步推进的办法，试图将反对和震荡降到最低。
包括陈云这样的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李先念、王震这样的不顾一切企图回到毛时代的人，都在赵紫阳进行实行改革的时代不得不对赵紫阳的改革有限的支持，或者没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实际赵紫阳在他这个级别一直是孤军奋战，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改革只是排除了一些干扰，或者说邓小平只是将赵紫阳当成实现他富国强民的工具。赵紫阳面对的是经历了“文革”和一直抱有陈腐的理论教条的人。弗里德曼称赵紫阳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对赵紫阳立足事实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处方的由衷赞扬。
三、赵紫阳是一个负责任顾大局的人
赵紫阳在两本书中都深刻的反思了1988年价格闯关自己的责任，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一切都是正确的。他做任何决定都试图吸取更多人的智慧。
在导致他下台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从一开始就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承认多数人要求改革和反对腐败的热情是正确的，为此他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化解“四。二六”社论的不良影响。针对有传言他的孩子参与“官倒”他主动要求对自己孩子为首的一些传言进行审查。他认为由于“四。二六”社论的错误定性导致学生游行事态扩大，由于邓小平的态度不好改变主动要求承担这个责任，这在以推卸责任成风的共产党内简直就是一个另类。
在决定戒严后他大义凛然坚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对家人说：“这样坐牢也是可能的，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六四”事件后，共产党派了王任重等中共要人对赵紫阳说服，只要赵紫阳作出检讨就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但赵紫阳不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为这几斗米折腰，为此揭穿了共产党企图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栽赃陷害的险恶用心，他求得了良心的安宁，但这是用余生的自由作为代价。
四、赵紫阳艰难的实行政治改革
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中逐步认识到只实行经济改革是跛足的改革，为此他曾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他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等，他在十三大明确提出“党政分开”、差额选举、扩大参与等政改主张，并成功的将极左人物邓力群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他提出重大事件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但是这一改革由于“六四”事件被无限期终止了。
对赵紫阳的评价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本文也没有能力说清楚一切。
赵紫阳在软禁中很显然对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看法，他不再受邓小平的教条束缚，他认为人类社会还找不到比议会制度更好的制度，他认为中国必须开放党禁言禁，实现多党竞争，说明他已不再局限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对民主制度实现了飞跃。当然他认为由于中共的地位目前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中共，这也是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历史潮流的巨大作用的局限，不过这不是他觉得共产党专制是应该的，他认为这只是一个现实或者是过渡措施，这跟邓小平把“四个坚持”写进宪法这个新专制主义的历史和法治的倒退有本质的不同。
在邓小平这个“婆婆”之下，赵紫阳（包括在他之前被罢黜的胡耀邦）实际并不是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而是一个大秘书长。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做出这样的成就是多么难。
胡耀邦、赵紫阳跟陈云、李鹏之类的有一个关键区别：胡赵的人民和敌人是有明确的对象，那些不起眼的甚至是犯了所谓错误的人在他们心中都是人民，所以胡耀邦致力于平反冤家错案，赵紫阳对邓小平点名的自由化人物进行保护，坚持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包括对八九民运他也认为学生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只应该处理那些打砸抢的人。而李鹏等的人民则是抽象的概念，在他们心中人民是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只要社会出现任何问题就是敌人在作祟，就要使用他们的专政工具。
赵紫阳大力实行经济改革，并卓有成效，他同时没有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在邓小平的限制下他只能在政治制度的边缘迂回，但是他却企图将这种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到更深入的地步，不可否认，这些改革继续下去中国会更加富强，社会将以自由换取一些民主。不得不说赵紫阳是一个可怕的政治家，这些行动下去中国将会失去很多对民主渴望的声音，中国的专制体制将有一个更长的喘息时间。赵紫阳本身将成为挽救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这个机会由于赵紫阳绝不肯违背良心做这个机器的螺丝钉而永远消失了。
赵紫阳以自己决不妥协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象胡耀邦一样，这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成全了他，他获得了完全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他不再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作为自己的标签，他将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儿子被载入史册。
在没有外物纷扰之下的谈话展现出一代政治家的高超政治智慧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最后我想引用麦克法夸尔作为本文的总结：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我对此深信不疑。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陈卫：我与九二民主运动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1992年5月下旬，以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等人被抓为标志的九二民主运动失败了，还有河南的安宁案，新疆的孙盈斌案，内蒙古的陈明心案，均与此案有牵连，上海、天津，广州等地也有人因此相继被捕或受到拘押、审讯。到底有多少人被抓，由于我们当时比较注重单线联系，后来出狱后许多人也联系不上，我至今也无法得知全貌。不过这是自八九民运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次被打击也是二十年来除了九八组党事件中国民运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民主运动并没有被广为人知，或者仅仅被视作一个在“六四”事件三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个案件的中心人物、原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去年8月26日才被释放，为解读这次运动提供了良机。
九二民主运动的首脑都被判以重刑，案件的审理事件超过三年，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我在出狱后曾经与其他同案人员商量是否要将九二民运写出来，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个事件的一部分，冒然写出是否会歪曲事实也让我望而止步。因此我们也只是停留在为狱中难友呼吁。
不过现在我不再有顾虑，出狱后的难友要么迫于生计而整天奔波，要么身心疲惫难于提笔去回忆往事，触动内心的伤疤，这一段历史因此逐步蒙上尘埃被人们遗忘。
民主是我们许多人的理想，但民主运动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被唤醒，许多人逐渐在成长。我认为民运是有历史、有记忆的，九二民运是一些人在“六四”镇压后为反对独裁的一次探索，是一部分人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一次努力。将九二民运的经过披露出来，将有助于大家了解在那红色恐怖的时代一些有志之士出于良心的反抗，其经验教训也可供大家借鉴或批评。
当然，由于我对事实的全部过程不可能都清楚，特别是秘密组党的有些情况，这些都需要其他参与人员补充，我希望将那个时代我们的经历和思考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它有可能只是民运的一个小插曲。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时间已经将我的一些记忆淡化了，如何评价这次民运也不是我能承担得起的，但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责无旁贷。
回想将近二十年前的经历，我心里波涛起伏，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我生命里最宝贵的经历，是我最值得回味的阶段。正是九二民运使我从八九民运中的一个学生领袖转变为以推进中国民主为自己终生追求的民主战士。
一、回到北京的见闻
我是1990年12月中旬被释放的。1990年10月31日，我和马少方是秦城监狱内被关押的八九民运参与者中最早收到起诉书的“动乱分子”。我们两人应该还是一个审判长，因为当时就一起法院的人来到秦城监狱。马少方是11月7日开的庭，我则是11月9日开的庭。起诉我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不过开庭后没多久，整个监狱的气氛就变了。那些本来凶霸霸的管教脸色也好了，语气也温和多了，而且以前比较难买的方便面和水果罐头他们也主动来问买不买了，两天一次的馒头也变成每天一次了。这一切让我们觉得是否形势有什么变化，或者上面对我们有什么新的政策。
果然，我的审判长频繁的来找我谈心，也不做笔录。大概每周两次。他叫我将起诉书交给他，这给我一个信号，他们要将开庭这件事抹掉了。然后他叫我写一个认识，当然我不可能违背良心胡说。但是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必要去写过激的东西来刺激他们。写了两次后审判长不满意，叫我重写。我与同监室的人民大学研究生李克洲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个信号，他们有可能释放我！于是我就写了一个认识，除了空话外，我写了一句双关语：如果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该次事件，中国将不可能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言下之意是可以进行其它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我相信审判长和监狱管理的警察还是有些察觉的，他们看到这个认识都有些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不过都没有揭穿。
12月中旬，我获得了自由，随即我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对我做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春节过后，我就回到学校要求读书的权利，学校不让我住进原来的宿舍，安排我住在运动员和培训学生居住的七号公寓里，一边应付我。
此时，我就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参加了八九民运的学生和老师。
之所以要说这些似乎与主题有些距离的事情，是因为这个时期非常重要，许多八九民运人士实际在运动前和运动中很少有机会交流。运动发生之时大多数都是比较单纯的学生，有些是研究生，基本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行动。大家的政治斗争经验基本没有，更不用说相互配合和纪律约束这些东西了。实际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跟这个问题有很大关系。二十年来我跟许多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人交流过，这是一个共识。许多人都是从秦城监狱放出来的，虽然在被关押期间我们都进行了许多反思，但在自由的环境中无拘无束的交流还是让我们非常的兴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铁窗以及“六四”血的教训，大家似乎都成熟了许多，也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隐隐然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是一个发酵期。一些有理想的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经历了监狱的磨难和流血考验的人们不可能去逞匹夫之勇了。
在此，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经历，是我中学同学刘贤斌提供的。
刘贤斌在中学时就非常关心政治，他算的上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高中时他通过将班上要好的同学结拜为兄弟的方式来形成一个团体，大概有十几个人，事实上这些人都是比较正直和有勇气的，好几个人因此还受到牵连，甚至被关押，毕业工作也受到影响，一个重点大学法律专业的同学被分配到乡村工作很多年，民运人士欧阳懿也是这个“兄弟连”中的一员。不过八九民运时刘贤斌没有参加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他参加了许多示威活动，而且回到四川遂宁家乡张贴大字报。所以“六四”结束后他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理。不过他也就与民运的中坚分子没有联系。
但是当通过我让刘贤斌认识了许多八九时期的领袖后，他非常兴奋，跟许多民运人士进行了交流，而这些人也通过跟他的交往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刘贤斌很快就被警方注意，并因为八九时期在四川遂宁贴大字报的事情被抓，后来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半。好多年后他告诉我，当时胡石根等人找过他，交流过对中国民主化的看法。他认为即使他在91年不被抓判刑，92年也跑不掉，“因为当时我跟九二案件的很多人都见过，后来组党一定有我一份”。这个事实说明，九二组党在1991年春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二、再次被关押
期间我们原来北京理工大学自治联合会的成员也来找到我，这时我才了解到，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在“六四”事件中两名学生被戒严部队打死，其中一个是四系（光学工程系）的刘洪涛，，有两个学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五系（电子工程系）的禹方强。而在90年3月，原北京理工大学自治联合会的核心成员周建军、殷卫江、王满全与南开大学的教师戚津生为了纪念“六四”烈士死难一周年计划在清明节的时候到北京大街小巷散发小白花，他们形象的将之称为“四月雪”事件。不过该计划被警方察觉，他们也被抓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是很有名的“K字楼”。由于周建军等都是在校学生，所以在秦城监狱中的学生被处理后，他们也就被释放了，戚津生应该被判刑了。我在这里述及这件事是想说明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反对者，不管当局怎么镇压，人们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是不会放弃的。
我于91年4月底回到家乡——四川省遂宁市，这是逼不得已的事。因为我到人民大学怎么都找不到刘贤斌，他的同学也都说不知道刘贤斌的去向。这件事引起我的怀疑。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失踪，我的一个同学出了一个主意，我找了一个人冒充刘贤斌的亲戚，刘贤斌的一个同学才说刘贤斌可能被抓了。我只有尽快回到家乡，希望从刘贤斌的家里证实这个消息。于是我加紧与学校关于我的学籍谈判，学校副校长李志祥答应让我回去参加高考，他派人到四川来录取我，我不知这个承诺是否是真的，但是对我来说重返大学校园极具吸引力。
我一回到遂宁就到刘贤斌家里去，找到正在地里劳作的刘贤斌的母亲。刘贤斌的母亲说，刘贤斌在4月15日被收容审查了，他的一个姓石的老师寄了一封信，里面有公安局的收容审查通知书。
对此我已经没有办法，实际我当时也不知他到底干了什么，会到被警察抓的地步。我只好去忙我的学习问题。我找到我的母校遂宁中学，想在这段时间到学校补习。当时的校长徐诚一下就答应了，如果教委同意我可以报名参考就可以无条件来补习。然而教委负责人最后告诉我，省招生办的领导专门在休息日开会研究我的报名问题，结论是今年不予报名，原因不说，以后是否可以报名也不说。
我当然只有重回北京找学校要说法。不过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5月底了。在学校呆了没两天，警察就找上门来，对我进行搜查并且拘留。我不知是什么原因，警察也不明说，只是说我的事情他们都已经掌握了，要我老实交代。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也就没有问题可以交代。警察将我带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也就是俗称的“炮局”，这个名字来源于这个看守所位于炮局胡同。当然警察又使用他们的老招数，就是使用疲劳战术一直提审我，到很晚的时候才让我吃饭，他们可以换人审讯我，却不让我有一点时间休息。不过我好歹刚经历了一年多的审查，对此比较有经验，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警察换了三起，但是我还是泰然自若，与他们周旋。不过我心里认定一定有什么事件发生，不然他们不会耗费这么大精力来对付我。我的被抓只是他们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一旦出了什么案件，他们就进行怀疑，划一个圈子，将他们认为有可能做这些事的人弄来调查，这个侦查手段是中国警察的一个法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欺诈、会先入为主、也会使用刑讯逼供，所以中国的冤假错案特别多。只是比较有经验的警察在诱供的时候非常讲策略，不将话挑明，神态也装作特别自然，实际有一些案件就是这样破获的，特别是一些团伙案件。
这次审讯一直持续到深夜，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只是问我到什么地方特别是大学去过，我回答什么地方都没去。已经凌晨1点多了，他们实在没辙了，就拿来毛笔，说听说你很喜欢书法，反正也没什么事，写几个字玩一下。我就随意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一会来了一个老头，他十分认真的看了我的字，让我写了“共产党”、“千万不要忘记”、“民主万岁”、“北京”，这些字眼让我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个老头十分投入，看着我运笔，可能是观察我是否隐藏书写习惯吧。他又非常仔细的将我写的字拿着进行对比，不时要我再写几个字，为他判断笔迹提供依据。我心里暗暗好笑，他们说是写着玩，看这个样子哪里是写着玩，根本就是对质嘛。
老头走了，但是没有人给我一个结论就将我关在一个号子里，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吧。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因为我知道在炮局这样十来个平方的房间都要关十几个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房间关的是犯事的警察和有背景的人。这时我才有时间慢慢回味整个事情。很明显，就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两天，在他们曾经提过的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纪念“六四”事件、要求民主和抗议共产党暴政的大字报，恰好此时我回到北京，加上在他们的档案里有我善于毛笔书法这一特点，于是警察就将我作为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实际上到现在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我都是推测的，不过想来情况应该如此。到底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谁贴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要求民主和纪念“六四”的人太多，很可能只是一些平时不开腔不出气的学生或者青年教师，也可能是市民，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做的。这样的人太多了，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他们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简直无从下手，似乎每个人都是可以怀疑的对象。
大概在炮局关了两天，其实第二天就没我什么事了，警察把我提出来，在他们忙时就叫别的案子的警察看着我玩。然后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到成都的火车票把我送上火车。我当然心有不甘，坐了一站，到河北高碑店就下车然后回到北京。
三、民间新闻发言人
由于我是被警察送走的，而且此时已经接近6月4日，显然住在学校内已经不现实了，我给一个同学打了电话，他帮我联系了一个住处，就在人民大学附近，这是一个工自联（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的房子，他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被抓，出狱后本来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担心受到牵连跟他断绝了关系。所以他就将准备的婚房借给我们住，也不要我们的租金，实际后来我连水电费也没给。
此后一段时间内，我基本上是深居浅出。此时我不光跟八九民运时被关押过的人物打交道，也经常到大学里跟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学生和老师交流，也跟那些支持八九民运的市民交往。
民主一定会到来，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我们如何以自己的努力推动民主早日实现却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不过当时我们许多人都还很年轻，当然也就很乐观。虽然我们许多人连生活费都没有，但是却将追求民主当成自己的事业，每天都到处跑。许多人提出“整合”这个概念，意思是大家要联系起来，多交流多沟通，最终形成一种力量。这种想法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否幼稚，因为要达到这种结果不仅仅需要大家的努力，而且需要更多的思想上的认同以及切实可行的操作层面的平台，而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显然没有充分的准备。
不过我们却没有降低自己的热情，八九民运的经历激励我们，“六四”事件让我们彻底看清了中共的反民主的本质，我们觉得自己身上肩负着历史的使命。
不过当时我们也仅仅限于交流，没有具体的事情要干。当然和一些老师交流还是很受启发。原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舵也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他与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被称作“天安门广场四君子”，我的好朋友、原外高联（外地高校自治联合会）赵昕曾与他关押在一起，所以周舵比较关心赵昕，我也多次跟周舵交流。刘晓波当时住在离我很近的大钟寺北京青年公寓，很多时候他会到我这里来，谈到深夜二点钟。我还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篇政治方面的文章到全总工运学院（现在叫中国工运大学）吕嘉民、张抗抗家里去请他们指教。江棋生老师和王鲁湘老师也都有过一些交道。
1998年夏天许多地方发大水，造成了多年难遇的洪灾。中共还是老一套，调动军队来抗洪，然后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他们多么关心人民，江泽民远远的站在堤坝上说几句话就被宣传得多么伟大。
这时我想到，我们既然是关心人民，关心国家的前途，就应该随时体现我们的存在，表达我们的爱国之心。虽然我们受到迫害，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现我们的心意。在许多人们遭受洪涝灾害时我们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应该主动参与进去。我决定发起一次八九民运参与者的抗洪救灾募捐。我的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认可，考虑到许多人才出狱，没有什么收入，我们约定捐款基数定在三元人民币以上，多者不限，也可以捐粮票。这件事实际是我和北京语言学院的职工王国齐在做。王国齐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抓，关押在秦城监狱，出狱后被学校开除了。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实干家，具有勇气也富有经验。九二年他也成为我的同案并被判了十一年，是九二民运中被镇压者中最坚定的一个。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在短短几天就收到几百元捐款和一些粮票。我们决定把这些捐款交到红十字总会，由他们转交给灾区。之所以选择红十字会是我们考虑它名义上是民间机构，而我们是不信任什么民政局的。我和王国齐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受一些朋友的委托来捐款的，我们大多都没有工作，但一直在关心国家和人民，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收入，但是我们也要出一份力，尽一份责任。我写了一封给灾区人民的慰问信，开头就写到：“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不仅仅是天灾”，结束时这封信说到：“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将在洪水留下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加美丽的家园”。这些内容看似普通的慰问，但实际我们是将独裁专制比作洪灾，呼吁建立民主社会。当然这种双关语只要一点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在留捐款人姓名时，我们留下了“秦诚”、“闵运”、“任仕”三个名字，作为捐款人的代表，实际是“秦城民运人士”的谐音。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如果我们说出真实身份，他们可能就不会接受这笔捐款了。
在收到红十字会给的收据后，我们约见了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BBC的麦杰思、路透社和意大利安莎社的记者，我们将捐款的收据和慰问信的复印件给了他们，并表示了我们关心灾民的意思，当然我们也将慰问信的隐含意思讲出来，表示我们一直关心百姓的疾苦，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提出民主的主张，而且也关注人民实际的生活状况。那些记者对我们的行动饶有兴趣，对我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的努力非常赞赏。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新闻发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肯定一定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后来警察在提讯我时还专门提到“秦城民运人士”，说明这件事是有影响的，而且警察通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描述也将我锁定了。
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来表达我们的政治态度。于是那些异议人士的生活状况、我们对时局的看法以及百姓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就成为我的关注点。我将这些资料整理好后，有时还要写一个声明，然后再约见外国记者。一般我只给一个记者打电话，然后他们自然会通知其它媒体的记者，反正都是国际知名的媒体。为了方便，一般我将这种见面地点定在海淀区的友谊宾馆或者燕山大酒店，每次我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地点，并且见面时间也是在电话里的时间做个加减法，这样警察仅仅是窃听电话是不能掌握我们的行踪的。当然有些时候也会考虑到建国门见面。
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基本上一个多星期就有一次。这时候在北京的民运界我和安宁算是跟记者接触得最多的了，所以我被有的朋友戏称为“民间新闻发言人”。
四、并不神秘的地下党
这时，我已经从朋友的房子里搬出去了，长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引起了朋友家人的注意，我在王国齐那里住了几天，最后还是和外高联的李海文合伙在清华大学北门很偏僻的地方租住了一间的农民房。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胡石根和康玉春、刘京生等后来一个案子的成员。
我其实早就被胡石根注意到了。王国齐跟胡石根都是北京语言学院的。91年夏天，王国齐给我引荐了他们学校的一位老师。不过胡石根老师当时自称自己叫胡盛伦。一直到我们在92年5月底被抓我都不知道胡老师的真实名字。不过我不认为他不信任我或者在装神秘。“胡盛伦”是他的发表论文的笔名，而且他后来也经常带我到他的家里去。
胡石根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当时36岁了。他个子不高，略微有点胖，样子显得很普通，在人群中你很难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敦厚和和善。他完全没有那种激昂的样子，而是非常耐心的跟我交流，听我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跟谁争执。旁人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貌不惊人言语温和的普通大学教师在那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率先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组党壮举。
王国齐并没有对我讲他给我引荐胡石根的目的，但后来我明白他是希望我加入他们已经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王国齐的身份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不明确的。因为我们在红色恐怖下自觉的不去打听这些秘密。他不说我也不问，我们自觉地将好奇心埋藏在心底。当然王国齐本人做得很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一直就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们，但又从不显得神神秘秘的在做什么地下工作似的。王国齐虽然在我们一帮大学生、研究生和大学教师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也因为八九民运在秦城监狱关过，而且他非常的仗义和正直，没有人不对他表示接受和尊重。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王国齐也是“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发起人之一。
我跟胡石根的交流是平淡而务实的。他没有什么讲高深玄妙的理论和使用华丽的词藻。他更强调良心和责任，这是我们共同的特点。他实际是非常忙的，经常在晚上11点多骑自行车到我租住的很偏僻的地方来交流，然后在凌晨3点左右又骑车回去。目送着他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我一次次被他感动。我其实已经感觉到胡石根老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能到我的租住屋来实际是我对他的信任的表现，实际我的租住地一直非常保密，直到我被抓警察也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所以在起诉书中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扣押物品。
有一次他深夜来到我那里，发现我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座右铭“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负责任和侥幸心理使我们走向被奴役的深渊！”他对我这种认识非常赞赏，并且指出实现民主反对独裁必须要有这种自觉性。
不得不说一件事就是胡老师的妻子是反对他从事民运事业的。我多次听到别的朋友说胡老师的妻子将前去找他的民运朋友拒之门外，有时甚至不准胡老师出门。这不是说她对丈夫的政治理想的反对，而是非常明白这其中的巨大危险足可以将他们的家庭摧毁。而他们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承受力的家庭，对家庭的负责促使她作出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我很难去谴责她的自私和明哲保身，这是中国的现实。她的自私正说明对家庭的呵护。不过胡老师还是在政治理想的支撑下义无反顾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奔波，当然这个家庭也就彻底破裂了。等到胡老师从监狱里出来时，他那蹒跚学步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而他只有远远地望着而不能去打招呼。有一次我看到胡老师脸上、脖子上都有伤痕，就是他们夫妻争执时留下的，不过胡老师显然对此并不在意，也没有解释。针对胡老师的妻子的不支持，我们大多报以理解，不主动去他家里找他。不过陈青林有一次去找胡老师又被拦在门外时忍不住对胡老师的妻子讲了一些话，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大概就是胡的妻子这么做是自私的，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对国家负责，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只顾自己国家将永远不会民主。陈青林是北京气象学院的学生，曾参加过八九民运，他是一个朴实而不善言谈的内蒙古的孩子，然而就是这一番话将胡的妻子说得泪流满面。
跟胡石根老师在一起我没有丝毫的压力，他就像一个长者和一个老师。他没有丝毫的架子，也没有丝毫神秘的东西，跟他交谈我感到他是那么真诚和朴实。
还有一件事就是，胡石根老师看到我没有生活来源，就拿了300元钱给我，并且他又叫我去找另外一个后来也成为同案的高玉祥借了300元钱做点小买卖。我知道胡石根的经济也仅仅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而且他还有一个才几岁的女儿。高玉祥当时在虹桥做袜子这样的东西批发。我和李海文就在老高那里批发来袜子、皮带在海淀图书城摆摊。这不能不说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一块塑料布上摆着袜子、皮带等廉价商品，两个大学生在那里守着叫卖。其他那些正经做小买卖的有三轮车，而我们没有，别人的商品成堆，而我们却只有一点。那些小贩叫卖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却不会，只有当有人来时叫一下，“看哪，便宜哪！”不过我们的生活问题毕竟解决了。那些外国记者听到这个消息还曾经到我们练摊的地方来看我们，对我们在这么困苦的情况下还这么乐观、还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感到不可思议。
真正知道胡老师的另一个身份是在91年的夏末了。王国齐对我说，胡老师让我约见一下外国记者，胡老师有一些事情要对媒体讲。我当然应允了。地点我记得好像是在友谊宾馆的咖啡厅。当时胡石根拿着一份“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声明对着这些外国记者讲述着，而我和王国齐则在旁边静静地呆着，一言不发。当然，我也以为王国齐跟我一样是来起联系作用的。不过我们互相都没有问对方。这次的记者见面会让我大吃一惊，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人在做地下组织，而且这些人就在我的身边。
随后胡石根询问过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的组织，他还说这一段时间的交往，实际是对我进行考察，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值得信任和有理想的人，在组织中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组织一直需要那些最坚定和经受了考验的成员。不过我还是说我需要考虑。胡老师明白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勉强我。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根本的原因是我不了解“中国自由民主党”的情况，最重要是由什么人组成。我对政治主张倒是不怎么关心，因为我认为当时我们在政治上的分歧会比较少，实现民主是大家的共识，没有这个认识也就不会来干这么危险的事情了。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这里面的巨大的风险。虽然胡老师是一个稳重可信的人，但是既然是一个党派就不可能是一个人，其他的人员我一点都不了解，万一中间出什么问题可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从来不低估中国警察的能力，更何况我是一个被警察重点照顾的对象，而胡石根因为跟我们频繁的接触也会进入他们的视线。
随后，我来到青龙桥找到熊焱商谈此事。熊焱跟我在秦城监狱关过一个号子，我们的关系也特别近。我从事的许多事情都跟他商量过，我们就像一个组合一样。我知道胡石根老师也跟他有一些交流，他们毕竟都曾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将胡老师希望我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事情熊焱讲了。谁知熊焱说，胡老师已找过他了，希望他也加入到他们的组织中。我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必须慎重。我们商定后决定暂时不予参加，多了解和多观察。
不过当时北京民运圈里有些人明显有些特别。其表现就是有些人之间接触多一些，而且神态也不一样，显得匆忙，不愿意参加没有具体目的的聚会，隐约还有一些消息传出就是有人在跟境外联系。在我的印象里，康玉春和安宁就是这样。
康玉春曾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研究生，在北京安定医院工作。之前我们有过一些联系。康显得有些单薄。不过，到夏末的时候康的神态已经不一样了。他显得更加谨慎。我在几个地方见到他，他都是见了朋友匆忙跟我告别，来不及说什么话，显得跟那些人有更加紧密的关系。而经常跟他在一起的人民大学的陆明霞和北京的安宁也有比较细微的变化，他们不象以往那样经常聚集一些人交谈，而且交谈的重点也是要团结成一股力量。而安宁也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外地之间，他还有一个当时属于奢侈品的传呼机。
当时我就基本断定，康玉春和陆明霞、安宁以及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陈远等人是属于已经有默契的一个团队，李海虽然与康玉春等交往甚密，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具体的加入进去，不过他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我也隐约知道他们的组织名字叫“中华进步同盟”，他们有时在当着比较信任的人时简称“CPA”，这是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的缩写。不过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个组织里的作用，以及还有什么人加入了这个组织，我当然从来没有试图去打听这些。打听这些秘密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夏天时，有个东北人叫孙伟的小伙子给我说，西北有些人希望跟北京的民运界接触建立联系。我当即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前去了解和交流一下。这个小伙子自称是八九民运时期高中生自治联合会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但是八九民运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运动，谁知道在其中是否有这么一个可能短期自发的组织呢？
但是要出去就需要路费，所以准备去筹集一点。不过当我遇到安宁，对他讲了这个困难，他当即拿了500元人民币给我。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也足可以支付两人的路费了。安宁没有说其它的，只是说你要打个条子，我是要拿去报账的。我明白这笔钱就是“CPA”出的，对于他们来说，我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从这里我可以推断，“中华进步同盟”成立时间应该在1991年的夏天。
这次出去我们跑了西北的几个地方，见了一些朋友，有大学教师，也有工人和学生，总的感觉不错，这些人都比较有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互之间有许多交流，甚至还有一些分工，简直就是组织的雏形。有个大学教师表示要重新评价马克思，将马克思学说中被共产党歪曲的东西纠正过来，我虽然不能说服他，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并不是复原马克思的学说就能解决的。另一个建筑会武术，工人收了很多徒弟，他说这些人都可以为以后进行民主运动出力，为此他还和妻子，搞了搞了个假离婚，所有财产都归他的妻子，但是离婚后他还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这次出行应该是有许多收获的，如果不是92年我们出事，我想我还会继续跟这些朋友交往，西北这边的民运也会是另一个局面。唯一的意外就是我们坐火车路过包头时，车厢里没几个人，但是我身上的钱被偷了。我们不得不在呼和浩特下车找一个朋友借钱才回到北京。
五、组建影子政党
为了面对组党的现实，我和熊焱探讨了许久，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就一直以个人身份从事民主运动有许多不足。特别是在吸纳成员和争取资金等方面问题很大。当然我们实际也没有具体的考虑需要发展多少成员或到什么地方争取资金。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成立一个类似的政党组织。但是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这么做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决定暂时不大规模的发展成员。对这个组织的名称经过我们的思考，特别是我的建议，最后确定为“中国团结民主联盟”。这个名称看来不大象一个政党，但是我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联盟。
我们没有确定具体的章程，也没有什么分工和目标，因为目前只有我们两个人，形式上的东西就没有必要了，而且搞出来也授人以柄，很不安全。这些东西可以等时机成熟或者组织壮大后再来。事实证明我们这么做还是比较明智的。92年我被抓后，警察看到署有“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的传单，而且也知道这个内容可能是我写的，但就是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个组织。
我们商议过后，就在91年9月底以“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的名义写了一个公开信，内容大概就是批评中国现在没有民主，我们绝不赞成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我们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我们反对中共在“六四”事件中的暴行。在这个声明里，我们从策略上也呼吁中共体制内的开明人士遵从他们的良心，不去为虎作伥，同时也警告那些从一党私利出发，在专制道路越走越远的死硬分子。
这个声明由我在9月30日下午单独约了几家外国媒体发出，应该有BBC、路透社和泰晤士报等。发出后我觉得事情比较严重，因为我明显感觉有人在跟踪我。于是我用了三四个小时来摆脱“尾巴”。晚上我不敢回到我租住的房子去，等到10点左右我才到人民大学去。因为八九民运后我们遂宁的老乡都不怎么聚会了，主要是学校怕由此出现类似“反革命事件”。我在前一段时间对人民大学八九级的吴忠富说让他联系在北京读书的老乡在人大聚会一次，想不到我却在这个时候不方便出现了。
大概到了晚上10点多钟，我基本确定已经将“尾巴”甩掉后就来到人大，参加遂宁籍的同乡会，其实就是在食堂或者超市买点吃的，当然也有啤酒，大家AA制聚餐一次，然后我们都在人大因为放假而空出的床上休息。第二天，我们又一起到天安门等地去游玩。这时我告诉我的小老乡吴忠富，我是因为可能出问题才来这里躲避一下，我回去以及见朋友可能会有麻烦。他当时就说，你怎么不早说，我有一个好地方，一定很安全，警察肯定找不到。然后他就说，我们遂宁有很多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到那里去是不会被发现的。他一个乡的朋友就在中建一公司打工，他介绍我去不会被怀疑。
于是当天下午告别了那些同学后，我就用事先约好的方式通知熊焱，让他给吴忠富一点钱，他们见面的地点确定在颐和园的门口，一个原因是这里距熊焱住的地方很近，另外就是这里人多，不容易引起怀疑，由于他们互不认识，所以还约定了见面时的暗号。然后我们就到了车公庄附近一个建筑工地。吴忠富确实说的不错，这里有许多遂宁的老乡。我知道他们的日子很苦，就买了一些食品，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注重同乡情谊的人，对我们的到来都很欢迎，在吴忠富巧妙的说法下他们也盛情的邀我在他们的临时工棚里住几天，不要到外面花钱住宾馆。
其后两三天的时间里，我就在这个工棚里，哪里都不去。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棚，它实际就是他们正在建设的半成品房子，一个房间里大概住有三十多人吧。这些工人基本都是二十来岁。平时他们都是自己煮面条吃。面条是大家一起买的，或者是家里带的，都放在一个柜子里。房间中央有一个他们自作的电炉，就是把一根电阻丝绕着放在砖头里。他们用一口估计有六十厘米直径的铝锅煮面。一拨人要吃就自己煮一拨人的面。他们每天都吃这种清水煮面，没有蔬菜，没有肉食，也没有什么调料，只是放一点盐而已，一日三餐都是如此，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吃苦的样子，下班回来都还是嘻嘻哈哈的。也许他们觉得能为家里挣点钱就非常自豪了。
熊焱显然也思考过“中国团结民主联盟”需要一些精兵强将加入。一天他告诉我，可以跟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讲师王天成多接触。并说，王天成这个人和他是北大研究生时的同学，学问非常好，而且非常正直，对中国的民主也比较热心。他还要我注意，对王天成要非常尊重，因为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都比较高傲。还有跟他的接触要注意不要给他带来麻烦。
随后我就来到北大找到王天成，他住在一个教师公寓里。本来是两人一个房间，但是另一个人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住在里面。
王天成个子不高，但显得非常的有精神，两只眼睛就像在发光一样，这是他有灵气的表现。他早就听熊焱说起我将来找他，对我也没有什么隔阂，也没有想象中的什么怪癖，相反他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接触的人，这让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和负责的青年学者。他的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会客时间：中午12：00—12：30，下午5：00—5：30”，这实际是他到食堂吃饭的时间，其实他是不留时间去会客闲聊的，他将所有时间拿来看书和写作。他也是北京大学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许多国际知名学术机构早就看中了他，免费寄给他学术资料。后来1992年5月我们出事后，我企图保护他，没有交代任何与他的交往，因为我知道他即将到德国留学。他成不成为一个民运人士并不重要，但是，这样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总会有作用的。谁知道，10月份他还是被抓进来了，而且是因为参与组党的事情。
我们基本上是交流对中国怎么实现民主的看法，说实话，在这么一个专家面前我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哪里有什么理论，我走上民运的道路实际是拜“六四”事件所赐，也就是青年人的正义感和热血冲动而已。但是王天成则不同，他有很深的理论基础和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将共和制的理论研究清楚，写一本《共和国—一个中国人的真正信仰》的书。他还用朴实的语言批驳了现在流行的对共和制的误解，讽刺了我国把共和国作为国家名字但实际却实行专制的做法。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王天成早已成为研究宪政特别是共和制的专家，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可以说他已经部分实现了当初的目标。
王天成没有花俏的语言，只是强调事物内在的逻辑，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他也比较喜欢儒家学说，他认为儒家里面还是有许多合理的东西，他谈到北大有的人一说到儒家就要批判，他说这些人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只是从“批林批孔”中得来的，你要先读了原著再来跟他辩论。他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我，后来我在监狱里叫家人给我寄来一些儒家的书籍，让我也受益匪浅。不是他的话可能我此生都不会去了解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
胡石根和王天成也有接触，虽然他们都是北大的研究生，但毕竟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法律系，而且也不是一个年级的，所以我估计还是熊焱在其中起了作用，将王天成介绍给胡石根的。熊焱这么做我也能理解，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拉帮结伙，只顾发展自己的势力。熊焱告诉我，他跟胡石根达成了谅解，他加入“中国自民党”，胡到时也加入“中国团结民主联盟”，以互相加入的方式来融合，最后形成一个民间政党。所以虽然王天成是熊焱的朋友，也是我们非常看重将重点发展的成员，但是将他介绍给胡石根我还是理解的，因为毕竟“中国自民党”成立时间要早些，而且也做了更多的工作。
2009年9月-10月
1992年5月下旬，以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等人被抓为标志的九二民主运动失败了，还有河南的安宁案，新疆的孙盈斌案，内蒙古的陈明心案，均与此案有牵连，上海、天津，广州等地也有人因此相继被捕或受到拘押、审讯。到底有多少人被抓，由于我们当时比较注重单线联系，后来出狱后许多人也联系不上，我至今也无法得知全貌。不过这是自八九民运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次被打击也是二十年来除了九八组党事件中国民运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民主运动并没有被广为人知，或者仅仅被视作一个在“六四”事件三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个案件的中心人物、原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去年8月26日才被释放，为解读这次运动提供了良机。
九二民主运动的首脑都被判以重刑，案件的审理事件超过三年，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我在出狱后曾经与其他同案人员商量是否要将九二民运写出来，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个事件的一部分，冒然写出是否会歪曲事实也让我望而止步。因此我们也只是停留在为狱中难友呼吁。
不过现在我不再有顾虑，出狱后的难友要么迫于生计而整天奔波，要么身心疲惫难于提笔去回忆往事，触动内心的伤疤，这一段历史因此逐步蒙上尘埃被人们遗忘。
民主是我们许多人的理想，但民主运动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被唤醒，许多人逐渐在成长。我认为民运是有历史、有记忆的，九二民运是一些人在“六四”镇压后为反对独裁的一次探索，是一部分人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一次努力。将九二民运的经过披露出来，将有助于大家了解在那红色恐怖的时代一些有志之士出于良心的反抗，其经验教训也可供大家借鉴或批评。
当然，由于我对事实的全部过程不可能都清楚，特别是秘密组党的有些情况，这些都需要其他参与人员补充，我希望将那个时代我们的经历和思考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它有可能只是民运的一个小插曲。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时间已经将我的一些记忆淡化了，如何评价这次民运也不是我能承担得起的，但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责无旁贷。
回想将近二十年前的经历，我心里波涛起伏，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我生命里最宝贵的经历，是我最值得回味的阶段。正是九二民运使我从八九民运中的一个学生领袖转变为以推进中国民主为自己终生追求的民主战士。
一、回到北京的见闻
我是1990年12月中旬被释放的。1990年10月31日，我和马少方是秦城监狱内被关押的八九民运参与者中最早收到起诉书的“动乱分子”。我们两人应该还是一个审判长，因为当时就一起法院的人来到秦城监狱。马少方是11月7日开的庭，我则是11月9日开的庭。起诉我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不过开庭后没多久，整个监狱的气氛就变了。那些本来凶霸霸的管教脸色也好了，语气也温和多了，而且以前比较难买的方便面和水果罐头他们也主动来问买不买了，两天一次的馒头也变成每天一次了。这一切让我们觉得是否形势有什么变化，或者上面对我们有什么新的政策。
果然，我的审判长频繁的来找我谈心，也不做笔录。大概每周两次。他叫我将起诉书交给他，这给我一个信号，他们要将开庭这件事抹掉了。然后他叫我写一个认识，当然我不可能违背良心胡说。但是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必要去写过激的东西来刺激他们。写了两次后审判长不满意，叫我重写。我与同监室的人民大学研究生李克洲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个信号，他们有可能释放我！于是我就写了一个认识，除了空话外，我写了一句双关语：如果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该次事件，中国将不可能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言下之意是可以进行其它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我相信审判长和监狱管理的警察还是有些察觉的，他们看到这个认识都有些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不过都没有揭穿。
12月中旬，我获得了自由，随即我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对我做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春节过后，我就回到学校要求读书的权利，学校不让我住进原来的宿舍，安排我住在运动员和培训学生居住的七号公寓里，一边应付我。
此时，我就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参加了八九民运的学生和老师。
之所以要说这些似乎与主题有些距离的事情，是因为这个时期非常重要，许多八九民运人士实际在运动前和运动中很少有机会交流。运动发生之时大多数都是比较单纯的学生，有些是研究生，基本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行动。大家的政治斗争经验基本没有，更不用说相互配合和纪律约束这些东西了。实际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跟这个问题有很大关系。二十年来我跟许多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人交流过，这是一个共识。许多人都是从秦城监狱放出来的，虽然在被关押期间我们都进行了许多反思，但在自由的环境中无拘无束的交流还是让我们非常的兴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铁窗以及“六四”血的教训，大家似乎都成熟了许多，也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隐隐然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是一个发酵期。一些有理想的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经历了监狱的磨难和流血考验的人们不可能去逞匹夫之勇了。
在此，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经历，是我中学同学刘贤斌提供的。
刘贤斌在中学时就非常关心政治，他算的上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高中时他通过将班上要好的同学结拜为兄弟的方式来形成一个团体，大概有十几个人，事实上这些人都是比较正直和有勇气的，好几个人因此还受到牵连，甚至被关押，毕业工作也受到影响，一个重点大学法律专业的同学被分配到乡村工作很多年，民运人士欧阳懿也是这个“兄弟连”中的一员。不过八九民运时刘贤斌没有参加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他参加了许多示威活动，而且回到四川遂宁家乡张贴大字报。所以“六四”结束后他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理。不过他也就与民运的中坚分子没有联系。
但是当通过我让刘贤斌认识了许多八九时期的领袖后，他非常兴奋，跟许多民运人士进行了交流，而这些人也通过跟他的交往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刘贤斌很快就被警方注意，并因为八九时期在四川遂宁贴大字报的事情被抓，后来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半。好多年后他告诉我，当时胡石根等人找过他，交流过对中国民主化的看法。他认为即使他在91年不被抓判刑，92年也跑不掉，“因为当时我跟九二案件的很多人都见过，后来组党一定有我一份”。这个事实说明，九二组党在1991年春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二、再次被关押
期间我们原来北京理工大学自治联合会的成员也来找到我，这时我才了解到，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在“六四”事件中两名学生被戒严部队打死，其中一个是四系（光学工程系）的刘洪涛，，有两个学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五系（电子工程系）的禹方强。而在90年3月，原北京理工大学自治联合会的核心成员周建军、殷卫江、王满全与南开大学的教师戚津生为了纪念“六四”烈士死难一周年计划在清明节的时候到北京大街小巷散发小白花，他们形象的将之称为“四月雪”事件。不过该计划被警方察觉，他们也被抓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是很有名的“K字楼”。由于周建军等都是在校学生，所以在秦城监狱中的学生被处理后，他们也就被释放了，戚津生应该被判刑了。我在这里述及这件事是想说明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反对者，不管当局怎么镇压，人们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是不会放弃的。
我于91年4月底回到家乡——四川省遂宁市，这是逼不得已的事。因为我到人民大学怎么都找不到刘贤斌，他的同学也都说不知道刘贤斌的去向。这件事引起我的怀疑。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失踪，我的一个同学出了一个主意，我找了一个人冒充刘贤斌的亲戚，刘贤斌的一个同学才说刘贤斌可能被抓了。我只有尽快回到家乡，希望从刘贤斌的家里证实这个消息。于是我加紧与学校关于我的学籍谈判，学校副校长李志祥答应让我回去参加高考，他派人到四川来录取我，我不知这个承诺是否是真的，但是对我来说重返大学校园极具吸引力。
我一回到遂宁就到刘贤斌家里去，找到正在地里劳作的刘贤斌的母亲。刘贤斌的母亲说，刘贤斌在4月15日被收容审查了，他的一个姓石的老师寄了一封信，里面有公安局的收容审查通知书。
对此我已经没有办法，实际我当时也不知他到底干了什么，会到被警察抓的地步。我只好去忙我的学习问题。我找到我的母校遂宁中学，想在这段时间到学校补习。当时的校长徐诚一下就答应了，如果教委同意我可以报名参考就可以无条件来补习。然而教委负责人最后告诉我，省招生办的领导专门在休息日开会研究我的报名问题，结论是今年不予报名，原因不说，以后是否可以报名也不说。
我当然只有重回北京找学校要说法。不过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5月底了。在学校呆了没两天，警察就找上门来，对我进行搜查并且拘留。我不知是什么原因，警察也不明说，只是说我的事情他们都已经掌握了，要我老实交代。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也就没有问题可以交代。警察将我带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也就是俗称的“炮局”，这个名字来源于这个看守所位于炮局胡同。当然警察又使用他们的老招数，就是使用疲劳战术一直提审我，到很晚的时候才让我吃饭，他们可以换人审讯我，却不让我有一点时间休息。不过我好歹刚经历了一年多的审查，对此比较有经验，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警察换了三起，但是我还是泰然自若，与他们周旋。不过我心里认定一定有什么事件发生，不然他们不会耗费这么大精力来对付我。我的被抓只是他们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一旦出了什么案件，他们就进行怀疑，划一个圈子，将他们认为有可能做这些事的人弄来调查，这个侦查手段是中国警察的一个法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欺诈、会先入为主、也会使用刑讯逼供，所以中国的冤假错案特别多。只是比较有经验的警察在诱供的时候非常讲策略，不将话挑明，神态也装作特别自然，实际有一些案件就是这样破获的，特别是一些团伙案件。
这次审讯一直持续到深夜，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只是问我到什么地方特别是大学去过，我回答什么地方都没去。已经凌晨1点多了，他们实在没辙了，就拿来毛笔，说听说你很喜欢书法，反正也没什么事，写几个字玩一下。我就随意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一会来了一个老头，他十分认真的看了我的字，让我写了“共产党”、“千万不要忘记”、“民主万岁”、“北京”，这些字眼让我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个老头十分投入，看着我运笔，可能是观察我是否隐藏书写习惯吧。他又非常仔细的将我写的字拿着进行对比，不时要我再写几个字，为他判断笔迹提供依据。我心里暗暗好笑，他们说是写着玩，看这个样子哪里是写着玩，根本就是对质嘛。
老头走了，但是没有人给我一个结论就将我关在一个号子里，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吧。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因为我知道在炮局这样十来个平方的房间都要关十几个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房间关的是犯事的警察和有背景的人。这时我才有时间慢慢回味整个事情。很明显，就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两天，在他们曾经提过的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纪念“六四”事件、要求民主和抗议共产党暴政的大字报，恰好此时我回到北京，加上在他们的档案里有我善于毛笔书法这一特点，于是警察就将我作为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实际上到现在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我都是推测的，不过想来情况应该如此。到底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谁贴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要求民主和纪念“六四”的人太多，很可能只是一些平时不开腔不出气的学生或者青年教师，也可能是市民，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做的。这样的人太多了，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他们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简直无从下手，似乎每个人都是可以怀疑的对象。
大概在炮局关了两天，其实第二天就没我什么事了，警察把我提出来，在他们忙时就叫别的案子的警察看着我玩。然后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到成都的火车票把我送上火车。我当然心有不甘，坐了一站，到河北高碑店就下车然后回到北京。
三、民间新闻发言人
由于我是被警察送走的，而且此时已经接近6月4日，显然住在学校内已经不现实了，我给一个同学打了电话，他帮我联系了一个住处，就在人民大学附近，这是一个工自联（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的房子，他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被抓，出狱后本来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担心受到牵连跟他断绝了关系。所以他就将准备的婚房借给我们住，也不要我们的租金，实际后来我连水电费也没给。
此后一段时间内，我基本上是深居浅出。此时我不光跟八九民运时被关押过的人物打交道，也经常到大学里跟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学生和老师交流，也跟那些支持八九民运的市民交往。
民主一定会到来，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我们如何以自己的努力推动民主早日实现却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不过当时我们许多人都还很年轻，当然也就很乐观。虽然我们许多人连生活费都没有，但是却将追求民主当成自己的事业，每天都到处跑。许多人提出“整合”这个概念，意思是大家要联系起来，多交流多沟通，最终形成一种力量。这种想法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否幼稚，因为要达到这种结果不仅仅需要大家的努力，而且需要更多的思想上的认同以及切实可行的操作层面的平台，而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显然没有充分的准备。
不过我们却没有降低自己的热情，八九民运的经历激励我们，“六四”事件让我们彻底看清了中共的反民主的本质，我们觉得自己身上肩负着历史的使命。
不过当时我们也仅仅限于交流，没有具体的事情要干。当然和一些老师交流还是很受启发。原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舵也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他与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被称作“天安门广场四君子”，我的好朋友、原外高联（外地高校自治联合会）赵昕曾与他关押在一起，所以周舵比较关心赵昕，我也多次跟周舵交流。刘晓波当时住在离我很近的大钟寺北京青年公寓，很多时候他会到我这里来，谈到深夜二点钟。我还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篇政治方面的文章到全总工运学院（现在叫中国工运大学）吕嘉民、张抗抗家里去请他们指教。江棋生老师和王鲁湘老师也都有过一些交道。
1998年夏天许多地方发大水，造成了多年难遇的洪灾。中共还是老一套，调动军队来抗洪，然后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他们多么关心人民，江泽民远远的站在堤坝上说几句话就被宣传得多么伟大。
这时我想到，我们既然是关心人民，关心国家的前途，就应该随时体现我们的存在，表达我们的爱国之心。虽然我们受到迫害，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现我们的心意。在许多人们遭受洪涝灾害时我们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应该主动参与进去。我决定发起一次八九民运参与者的抗洪救灾募捐。我的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认可，考虑到许多人才出狱，没有什么收入，我们约定捐款基数定在三元人民币以上，多者不限，也可以捐粮票。这件事实际是我和北京语言学院的职工王国齐在做。王国齐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抓，关押在秦城监狱，出狱后被学校开除了。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实干家，具有勇气也富有经验。九二年他也成为我的同案并被判了十一年，是九二民运中被镇压者中最坚定的一个。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在短短几天就收到几百元捐款和一些粮票。我们决定把这些捐款交到红十字总会，由他们转交给灾区。之所以选择红十字会是我们考虑它名义上是民间机构，而我们是不信任什么民政局的。我和王国齐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受一些朋友的委托来捐款的，我们大多都没有工作，但一直在关心国家和人民，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收入，但是我们也要出一份力，尽一份责任。我写了一封给灾区人民的慰问信，开头就写到：“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不仅仅是天灾”，结束时这封信说到：“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将在洪水留下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加美丽的家园”。这些内容看似普通的慰问，但实际我们是将独裁专制比作洪灾，呼吁建立民主社会。当然这种双关语只要一点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在留捐款人姓名时，我们留下了“秦诚”、“闵运”、“任仕”三个名字，作为捐款人的代表，实际是“秦城民运人士”的谐音。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如果我们说出真实身份，他们可能就不会接受这笔捐款了。
在收到红十字会给的收据后，我们约见了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BBC的麦杰思、路透社和意大利安莎社的记者，我们将捐款的收据和慰问信的复印件给了他们，并表示了我们关心灾民的意思，当然我们也将慰问信的隐含意思讲出来，表示我们一直关心百姓的疾苦，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提出民主的主张，而且也关注人民实际的生活状况。那些记者对我们的行动饶有兴趣，对我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的努力非常赞赏。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新闻发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肯定一定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后来警察在提讯我时还专门提到“秦城民运人士”，说明这件事是有影响的，而且警察通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描述也将我锁定了。
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来表达我们的政治态度。于是那些异议人士的生活状况、我们对时局的看法以及百姓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就成为我的关注点。我将这些资料整理好后，有时还要写一个声明，然后再约见外国记者。一般我只给一个记者打电话，然后他们自然会通知其它媒体的记者，反正都是国际知名的媒体。为了方便，一般我将这种见面地点定在海淀区的友谊宾馆或者燕山大酒店，每次我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地点，并且见面时间也是在电话里的时间做个加减法，这样警察仅仅是窃听电话是不能掌握我们的行踪的。当然有些时候也会考虑到建国门见面。
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基本上一个多星期就有一次。这时候在北京的民运界我和安宁算是跟记者接触得最多的了，所以我被有的朋友戏称为“民间新闻发言人”。
四、并不神秘的地下党
这时，我已经从朋友的房子里搬出去了，长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引起了朋友家人的注意，我在王国齐那里住了几天，最后还是和外高联的李海文合伙在清华大学北门很偏僻的地方租住了一间的农民房。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胡石根和康玉春、刘京生等后来一个案子的成员。
我其实早就被胡石根注意到了。王国齐跟胡石根都是北京语言学院的。91年夏天，王国齐给我引荐了他们学校的一位老师。不过胡石根老师当时自称自己叫胡盛伦。一直到我们在92年5月底被抓我都不知道胡老师的真实名字。不过我不认为他不信任我或者在装神秘。“胡盛伦”是他的发表论文的笔名，而且他后来也经常带我到他的家里去。
胡石根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当时36岁了。他个子不高，略微有点胖，样子显得很普通，在人群中你很难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敦厚和和善。他完全没有那种激昂的样子，而是非常耐心的跟我交流，听我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跟谁争执。旁人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貌不惊人言语温和的普通大学教师在那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率先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组党壮举。
王国齐并没有对我讲他给我引荐胡石根的目的，但后来我明白他是希望我加入他们已经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王国齐的身份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不明确的。因为我们在红色恐怖下自觉的不去打听这些秘密。他不说我也不问，我们自觉地将好奇心埋藏在心底。当然王国齐本人做得很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一直就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们，但又从不显得神神秘秘的在做什么地下工作似的。王国齐虽然在我们一帮大学生、研究生和大学教师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也因为八九民运在秦城监狱关过，而且他非常的仗义和正直，没有人不对他表示接受和尊重。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王国齐也是“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发起人之一。
我跟胡石根的交流是平淡而务实的。他没有什么讲高深玄妙的理论和使用华丽的词藻。他更强调良心和责任，这是我们共同的特点。他实际是非常忙的，经常在晚上11点多骑自行车到我租住的很偏僻的地方来交流，然后在凌晨3点左右又骑车回去。目送着他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我一次次被他感动。我其实已经感觉到胡石根老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能到我的租住屋来实际是我对他的信任的表现，实际我的租住地一直非常保密，直到我被抓警察也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所以在起诉书中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扣押物品。
有一次他深夜来到我那里，发现我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座右铭“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负责任和侥幸心理使我们走向被奴役的深渊！”他对我这种认识非常赞赏，并且指出实现民主反对独裁必须要有这种自觉性。
不得不说一件事就是胡老师的妻子是反对他从事民运事业的。我多次听到别的朋友说胡老师的妻子将前去找他的民运朋友拒之门外，有时甚至不准胡老师出门。这不是说她对丈夫的政治理想的反对，而是非常明白这其中的巨大危险足可以将他们的家庭摧毁。而他们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承受力的家庭，对家庭的负责促使她作出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我很难去谴责她的自私和明哲保身，这是中国的现实。她的自私正说明对家庭的呵护。不过胡老师还是在政治理想的支撑下义无反顾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奔波，当然这个家庭也就彻底破裂了。等到胡老师从监狱里出来时，他那蹒跚学步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而他只有远远地望着而不能去打招呼。有一次我看到胡老师脸上、脖子上都有伤痕，就是他们夫妻争执时留下的，不过胡老师显然对此并不在意，也没有解释。针对胡老师的妻子的不支持，我们大多报以理解，不主动去他家里找他。不过陈青林有一次去找胡老师又被拦在门外时忍不住对胡老师的妻子讲了一些话，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大概就是胡的妻子这么做是自私的，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对国家负责，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只顾自己国家将永远不会民主。陈青林是北京气象学院的学生，曾参加过八九民运，他是一个朴实而不善言谈的内蒙古的孩子，然而就是这一番话将胡的妻子说得泪流满面。
跟胡石根老师在一起我没有丝毫的压力，他就像一个长者和一个老师。他没有丝毫的架子，也没有丝毫神秘的东西，跟他交谈我感到他是那么真诚和朴实。
还有一件事就是，胡石根老师看到我没有生活来源，就拿了300元钱给我，并且他又叫我去找另外一个后来也成为同案的高玉祥借了300元钱做点小买卖。我知道胡石根的经济也仅仅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而且他还有一个才几岁的女儿。高玉祥当时在虹桥做袜子这样的东西批发。我和李海文就在老高那里批发来袜子、皮带在海淀图书城摆摊。这不能不说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一块塑料布上摆着袜子、皮带等廉价商品，两个大学生在那里守着叫卖。其他那些正经做小买卖的有三轮车，而我们没有，别人的商品成堆，而我们却只有一点。那些小贩叫卖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却不会，只有当有人来时叫一下，“看哪，便宜哪！”不过我们的生活问题毕竟解决了。那些外国记者听到这个消息还曾经到我们练摊的地方来看我们，对我们在这么困苦的情况下还这么乐观、还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感到不可思议。
真正知道胡老师的另一个身份是在91年的夏末了。王国齐对我说，胡老师让我约见一下外国记者，胡老师有一些事情要对媒体讲。我当然应允了。地点我记得好像是在友谊宾馆的咖啡厅。当时胡石根拿着一份“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声明对着这些外国记者讲述着，而我和王国齐则在旁边静静地呆着，一言不发。当然，我也以为王国齐跟我一样是来起联系作用的。不过我们互相都没有问对方。这次的记者见面会让我大吃一惊，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人在做地下组织，而且这些人就在我的身边。
随后胡石根询问过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的组织，他还说这一段时间的交往，实际是对我进行考察，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值得信任和有理想的人，在组织中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组织一直需要那些最坚定和经受了考验的成员。不过我还是说我需要考虑。胡老师明白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勉强我。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根本的原因是我不了解“中国自由民主党”的情况，最重要是由什么人组成。我对政治主张倒是不怎么关心，因为我认为当时我们在政治上的分歧会比较少，实现民主是大家的共识，没有这个认识也就不会来干这么危险的事情了。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这里面的巨大的风险。虽然胡老师是一个稳重可信的人，但是既然是一个党派就不可能是一个人，其他的人员我一点都不了解，万一中间出什么问题可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从来不低估中国警察的能力，更何况我是一个被警察重点照顾的对象，而胡石根因为跟我们频繁的接触也会进入他们的视线。
随后，我来到青龙桥找到熊焱商谈此事。熊焱跟我在秦城监狱关过一个号子，我们的关系也特别近。我从事的许多事情都跟他商量过，我们就像一个组合一样。我知道胡石根老师也跟他有一些交流，他们毕竟都曾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将胡老师希望我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事情熊焱讲了。谁知熊焱说，胡老师已找过他了，希望他也加入到他们的组织中。我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必须慎重。我们商定后决定暂时不予参加，多了解和多观察。
不过当时北京民运圈里有些人明显有些特别。其表现就是有些人之间接触多一些，而且神态也不一样，显得匆忙，不愿意参加没有具体目的的聚会，隐约还有一些消息传出就是有人在跟境外联系。在我的印象里，康玉春和安宁就是这样。
康玉春曾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研究生，在北京安定医院工作。之前我们有过一些联系。康显得有些单薄。不过，到夏末的时候康的神态已经不一样了。他显得更加谨慎。我在几个地方见到他，他都是见了朋友匆忙跟我告别，来不及说什么话，显得跟那些人有更加紧密的关系。而经常跟他在一起的人民大学的陆明霞和北京的安宁也有比较细微的变化，他们不象以往那样经常聚集一些人交谈，而且交谈的重点也是要团结成一股力量。而安宁也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外地之间，他还有一个当时属于奢侈品的传呼机。
当时我就基本断定，康玉春和陆明霞、安宁以及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陈远等人是属于已经有默契的一个团队，李海虽然与康玉春等交往甚密，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具体的加入进去，不过他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我也隐约知道他们的组织名字叫“中华进步同盟”，他们有时在当着比较信任的人时简称“CPA”，这是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的缩写。不过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个组织里的作用，以及还有什么人加入了这个组织，我当然从来没有试图去打听这些。打听这些秘密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夏天时，有个东北人叫孙伟的小伙子给我说，西北有些人希望跟北京的民运界接触建立联系。我当即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前去了解和交流一下。这个小伙子自称是八九民运时期高中生自治联合会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但是八九民运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运动，谁知道在其中是否有这么一个可能短期自发的组织呢？
但是要出去就需要路费，所以准备去筹集一点。不过当我遇到安宁，对他讲了这个困难，他当即拿了500元人民币给我。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也足可以支付两人的路费了。安宁没有说其它的，只是说你要打个条子，我是要拿去报账的。我明白这笔钱就是“CPA”出的，对于他们来说，我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从这里我可以推断，“中华进步同盟”成立时间应该在1991年的夏天。
这次出去我们跑了西北的几个地方，见了一些朋友，有大学教师，也有工人和学生，总的感觉不错，这些人都比较有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互之间有许多交流，甚至还有一些分工，简直就是组织的雏形。有个大学教师表示要重新评价马克思，将马克思学说中被共产党歪曲的东西纠正过来，我虽然不能说服他，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并不是复原马克思的学说就能解决的。另一个建筑会武术，工人收了很多徒弟，他说这些人都可以为以后进行民主运动出力，为此他还和妻子，搞了搞了个假离婚，所有财产都归他的妻子，但是离婚后他还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这次出行应该是有许多收获的，如果不是92年我们出事，我想我还会继续跟这些朋友交往，西北这边的民运也会是另一个局面。唯一的意外就是我们坐火车路过包头时，车厢里没几个人，但是我身上的钱被偷了。我们不得不在呼和浩特下车找一个朋友借钱才回到北京。
五、组建影子政党
为了面对组党的现实，我和熊焱探讨了许久，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就一直以个人身份从事民主运动有许多不足。特别是在吸纳成员和争取资金等方面问题很大。当然我们实际也没有具体的考虑需要发展多少成员或到什么地方争取资金。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成立一个类似的政党组织。但是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这么做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决定暂时不大规模的发展成员。对这个组织的名称经过我们的思考，特别是我的建议，最后确定为“中国团结民主联盟”。这个名称看来不大象一个政党，但是我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联盟。
我们没有确定具体的章程，也没有什么分工和目标，因为目前只有我们两个人，形式上的东西就没有必要了，而且搞出来也授人以柄，很不安全。这些东西可以等时机成熟或者组织壮大后再来。事实证明我们这么做还是比较明智的。92年我被抓后，警察看到署有“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的传单，而且也知道这个内容可能是我写的，但就是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个组织。
我们商议过后，就在91年9月底以“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的名义写了一个公开信，内容大概就是批评中国现在没有民主，我们绝不赞成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我们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我们反对中共在“六四”事件中的暴行。在这个声明里，我们从策略上也呼吁中共体制内的开明人士遵从他们的良心，不去为虎作伥，同时也警告那些从一党私利出发，在专制道路越走越远的死硬分子。
这个声明由我在9月30日下午单独约了几家外国媒体发出，应该有BBC、路透社和泰晤士报等。发出后我觉得事情比较严重，因为我明显感觉有人在跟踪我。于是我用了三四个小时来摆脱“尾巴”。晚上我不敢回到我租住的房子去，等到10点左右我才到人民大学去。因为八九民运后我们遂宁的老乡都不怎么聚会了，主要是学校怕由此出现类似“反革命事件”。我在前一段时间对人民大学八九级的吴忠富说让他联系在北京读书的老乡在人大聚会一次，想不到我却在这个时候不方便出现了。
大概到了晚上10点多钟，我基本确定已经将“尾巴”甩掉后就来到人大，参加遂宁籍的同乡会，其实就是在食堂或者超市买点吃的，当然也有啤酒，大家AA制聚餐一次，然后我们都在人大因为放假而空出的床上休息。第二天，我们又一起到天安门等地去游玩。这时我告诉我的小老乡吴忠富，我是因为可能出问题才来这里躲避一下，我回去以及见朋友可能会有麻烦。他当时就说，你怎么不早说，我有一个好地方，一定很安全，警察肯定找不到。然后他就说，我们遂宁有很多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到那里去是不会被发现的。他一个乡的朋友就在中建一公司打工，他介绍我去不会被怀疑。
于是当天下午告别了那些同学后，我就用事先约好的方式通知熊焱，让他给吴忠富一点钱，他们见面的地点确定在颐和园的门口，一个原因是这里距熊焱住的地方很近，另外就是这里人多，不容易引起怀疑，由于他们互不认识，所以还约定了见面时的暗号。然后我们就到了车公庄附近一个建筑工地。吴忠富确实说的不错，这里有许多遂宁的老乡。我知道他们的日子很苦，就买了一些食品，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注重同乡情谊的人，对我们的到来都很欢迎，在吴忠富巧妙的说法下他们也盛情的邀我在他们的临时工棚里住几天，不要到外面花钱住宾馆。
其后两三天的时间里，我就在这个工棚里，哪里都不去。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棚，它实际就是他们正在建设的半成品房子，一个房间里大概住有三十多人吧。这些工人基本都是二十来岁。平时他们都是自己煮面条吃。面条是大家一起买的，或者是家里带的，都放在一个柜子里。房间中央有一个他们自作的电炉，就是把一根电阻丝绕着放在砖头里。他们用一口估计有六十厘米直径的铝锅煮面。一拨人要吃就自己煮一拨人的面。他们每天都吃这种清水煮面，没有蔬菜，没有肉食，也没有什么调料，只是放一点盐而已，一日三餐都是如此，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吃苦的样子，下班回来都还是嘻嘻哈哈的。也许他们觉得能为家里挣点钱就非常自豪了。
熊焱显然也思考过“中国团结民主联盟”需要一些精兵强将加入。一天他告诉我，可以跟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讲师王天成多接触。并说，王天成这个人和他是北大研究生时的同学，学问非常好，而且非常正直，对中国的民主也比较热心。他还要我注意，对王天成要非常尊重，因为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都比较高傲。还有跟他的接触要注意不要给他带来麻烦。
随后我就来到北大找到王天成，他住在一个教师公寓里。本来是两人一个房间，但是另一个人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住在里面。
王天成个子不高，但显得非常的有精神，两只眼睛就像在发光一样，这是他有灵气的表现。他早就听熊焱说起我将来找他，对我也没有什么隔阂，也没有想象中的什么怪癖，相反他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接触的人，这让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和负责的青年学者。他的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会客时间：中午12：00—12：30，下午5：00—5：30”，这实际是他到食堂吃饭的时间，其实他是不留时间去会客闲聊的，他将所有时间拿来看书和写作。他也是北京大学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许多国际知名学术机构早就看中了他，免费寄给他学术资料。后来1992年5月我们出事后，我企图保护他，没有交代任何与他的交往，因为我知道他即将到德国留学。他成不成为一个民运人士并不重要，但是，这样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总会有作用的。谁知道，10月份他还是被抓进来了，而且是因为参与组党的事情。
我们基本上是交流对中国怎么实现民主的看法，说实话，在这么一个专家面前我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哪里有什么理论，我走上民运的道路实际是拜“六四”事件所赐，也就是青年人的正义感和热血冲动而已。但是王天成则不同，他有很深的理论基础和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将共和制的理论研究清楚，写一本《共和国—一个中国人的真正信仰》的书。他还用朴实的语言批驳了现在流行的对共和制的误解，讽刺了我国把共和国作为国家名字但实际却实行专制的做法。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王天成早已成为研究宪政特别是共和制的专家，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可以说他已经部分实现了当初的目标。
王天成没有花俏的语言，只是强调事物内在的逻辑，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他也比较喜欢儒家学说，他认为儒家里面还是有许多合理的东西，他谈到北大有的人一说到儒家就要批判，他说这些人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只是从“批林批孔”中得来的，你要先读了原著再来跟他辩论。他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我，后来我在监狱里叫家人给我寄来一些儒家的书籍，让我也受益匪浅。不是他的话可能我此生都不会去了解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
胡石根和王天成也有接触，虽然他们都是北大的研究生，但毕竟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法律系，而且也不是一个年级的，所以我估计还是熊焱在其中起了作用，将王天成介绍给胡石根的。熊焱这么做我也能理解，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拉帮结伙，只顾发展自己的势力。熊焱告诉我，他跟胡石根达成了谅解，他加入“中国自民党”，胡到时也加入“中国团结民主联盟”，以互相加入的方式来融合，最后形成一个民间政党。所以虽然王天成是熊焱的朋友，也是我们非常看重将重点发展的成员，但是将他介绍给胡石根我还是理解的，因为毕竟“中国自民党”成立时间要早些，而且也做了更多的工作。
2009年9月-10月
2009年6月3日星期三
陈卫：为民捐躯永照史册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3/2009
整理者陈卫按：八九民运已经过去二十年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已经在镇压者的刻意掩饰下被人们淡忘。而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也作为一个秘密被刽子手埋藏起来。人们从来就不知道那天发生的人间惨剧。而遇难者家属也在其后被威胁警告，将失去亲人的痛苦埋在心里。那些为了国家为了中国的民主而捐躯的烈士被尘封起来。我们的耳里只有虚假的繁荣，只有粉饰的稳定。
乌云虽不能遮盖太阳，但是二十年我们没有迎来春天。大家没有看见历史的车轮在向前滚动，只看见专制者眷念他们的权位，展示皇帝的新衣。
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肖杰烈士于1989年6月5日倒在血泊之中。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家人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他的事迹不为世人所知。
我们辗转与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得到了极为珍贵的肖杰烈士的遗书。遗书中充满了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无所畏惧的对专制的抵抗，以及对父母亲人的眷念。
整理肖杰烈士的遗书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由于肖杰是在非常时期在一个已经用过的卷子上匆匆写就的遗书，非常仓促，经过二十年的时间，已经非常难于辨认。我们几乎是用了破译密码的功夫基本还原了遗书的原貌。但是还是有个别地方实在无法辨认，我们只有用括号表明。我在整理遗书过程中一次次不能自已，它将我带回那个不平常的年代。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完成这项工作的。就让世人看看，这就是被当局所污蔑为反革命的内心写照，这就是一个所谓暴徒的胸怀！
英雄已去，但群魔仍在狂舞。就让这篇遗书作证，人间自有浩然正气，一手遮天只是痴心妄想！
整理者陈卫按：八九民运已经过去二十年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已经在镇压者的刻意掩饰下被人们淡忘。而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也作为一个秘密被刽子手埋藏起来。人们从来就不知道那天发生的人间惨剧。而遇难者家属也在其后被威胁警告，将失去亲人的痛苦埋在心里。那些为了国家为了中国的民主而捐躯的烈士被尘封起来。我们的耳里只有虚假的繁荣，只有粉饰的稳定。
乌云虽不能遮盖太阳，但是二十年我们没有迎来春天。大家没有看见历史的车轮在向前滚动，只看见专制者眷念他们的权位，展示皇帝的新衣。
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肖杰烈士于1989年6月5日倒在血泊之中。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家人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他的事迹不为世人所知。
我们辗转与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得到了极为珍贵的肖杰烈士的遗书。遗书中充满了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无所畏惧的对专制的抵抗，以及对父母亲人的眷念。
整理肖杰烈士的遗书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由于肖杰是在非常时期在一个已经用过的卷子上匆匆写就的遗书，非常仓促，经过二十年的时间，已经非常难于辨认。我们几乎是用了破译密码的功夫基本还原了遗书的原貌。但是还是有个别地方实在无法辨认，我们只有用括号表明。我在整理遗书过程中一次次不能自已，它将我带回那个不平常的年代。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完成这项工作的。就让世人看看，这就是被当局所污蔑为反革命的内心写照，这就是一个所谓暴徒的胸怀！
英雄已去，但群魔仍在狂舞。就让这篇遗书作证，人间自有浩然正气，一手遮天只是痴心妄想！
陈卫：“六四”与中国民主转型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3/2009
真正的历史进步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一波三折，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理由很简单，新的思维和格局打破了原来的均衡，必将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那些在旧有体制下占据有利地位的利益集团绝不会甘心拱手退出历史舞台。旧的观念是他们的精神基础，既得利益是他们的出发点，自私和陈腐的正统观念让这些人利令智昏，成为挡车之螳臂。
但是历史进步从来就不是专制集团能够阻挡的，那些貌似强大的统治者在历史的洪流冲刷下土崩瓦解，”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日秦始皇”.专制者有两大法宝，一是宣传，也就是宣扬他们的正统地位，他们统治的合理性，实际就是愚民政策；二是武力，专制者都十分迷信武力，他们相信通过使用警察将异己关进监狱和用军队将挑战他们权威的不满者消灭就可以让他们的统治永远延续下去。在这个方面，几乎所有专制者都是一样的，他们能愚弄就愚弄，不行就图穷匕首现。他们因为利益而使自己对社会的变化视而不见。
但是社会总是要进步的，就像太阳总要升起。人们不断的在追求理想的社会，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个追求不是用愚民政策和武力能够压制的。再严酷的专制也只能暂时压制这种追求，而不能永远将人们的良心和勇气摧垮。纵观历史，统治者都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其政权，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不断缓慢的向前滚动。这是非常让人欣慰的，如果用武力就可以阻止社会的变革，那么人类就不会有什么进步，人类社会将止步于第一个专制者或者最残暴者的脚下。
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最终被政府以枪炮和坦克镇压下去了，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二十年来成为了世界人民判断中国政府的一个标尺，成为中国政府的难言之隐。当局竭尽全力阻止主流媒体刊登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消息，就连批评都不允许。他们害怕由此暴露真相让大家认识到他们虚伪的本质，动摇他们的统治。
八九民运时，我是一名大学生，参与了整个运动，并且见证了”六四”屠杀。八九民运失败后，我被抓捕并关押在秦城监狱接受审查。我很愿意反省自己，我对警察说，我愿意承认自己在运动中犯了错，或者说被人利用。认了错并不可耻，我的道路还很长，也许我就可以轻装前进了，但是你们要拿出证据来说服我。事实上，政府除了污蔑和捏造根本就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场运动是所谓的动乱和暴乱。
我二十年来一直觉得自己负有还原八九民运真相的责任，我不能让”六四”烈士的英灵再蒙上尘埃。虽然在貌似强大的专制机器下我的作为很难有什么实效，但是我要告诉世人真相，告诉专制者他们休想瞒天过海。
“六四”事件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也是融入我生命的一件大事，我现在将我多年的思考写出来作为对”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一个祭奠。
思考一，运动参与者和当政者观念冲突是导致当局镇压的根本原因。
很多人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场和平请愿运动会招来大军戒严最后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流血屠杀？政府这么做出于什么目的，是否有点过了？
也许当时的学生和群众都太善良了，他们的目的不是希望通过疾风暴雨来达到社会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来推进民主。运动组织者希望通过有节制的行动达到实际的和有效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实现中国的民主。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非常了解这个事实，所以在运动过程中，大家都非常自觉没有提出太高的要求，克制自己不要做出过火的行动来，以免让政府误读，招来不必要的打压。这是大家从共产党执政多年铁血统治中得出的经验，也可以说是一个潜规则。
知识分子、学生和群众希望能够有表达自己意见和建议的机会和权利，希望参与国家事务，希望当政者顺应民意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希望通过群众监督消除贪污腐败，希望新闻能够如实反映社会现实，希望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凡此种种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没有触及统治根基，但是一旦实现就将为民主化打开一扇方便之门。
但是极权统治者由于长期唯我独尊，将所有独立的声音和政治要求都视为对他们地位的挑衅，不管群众多么善意，他们都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甚至都不用与示威群众进行任何沟通就能得出动乱的结论，他们不屑于与请愿群众进行任何平息事态的努力就使用武力镇压，目空一切和其意欲保护其垄断地位是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都是不容许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他们在道义上并不能理直气壮，他们认为一旦让步，他们将不断后退，直到无路可退，失去他们为所欲为的天堂。武力是他们最后的保障，他们将给那些胆大妄为者以颜色，至于民意他们相信在只手遮天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随意篡改事实左右舆论。
思考二，”六四”事件让大家看清了中共反人类的本质。
虽然我承认八九民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八九民运当时改良思想是占主流。也许是之前胡耀邦、赵紫阳的务实作风和拨乱反正行动给了民众以希望。我认为一个社会当它出现一种进步的苗头的时候这种改良思想占上风是非常正常的，这个时候你动不动就与现行体制割裂，去进行最坚决的革命，显然有舍近求远的嫌疑。作为一个思想家可以这样做，但是学生和一般市民做不到。一个社会主张最激烈革命的人总是少数，但是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土壤中很难发芽，通过和平演变达到民主化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可行之路。
但是”六四”大屠杀让大家彻底清醒了，原来所谓的改革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谓民主是不威胁他们的独裁统治，所有的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在专制者面前一钱不值，所有的民意都不能阻止极权统治者对人民的屠杀。人民在权力面前那么渺小，善良在无耻面前那么无助。
佛家悟道讲究当头棒喝，”六四”大屠杀对那些希望通过共产党自身改革推进民主的人来说就象当头棒喝一样，我们从此幡然醒悟，原来寄希望于当政者来实现民主只不过是一场春梦，是典型的单相思。民众和专制者本来就是对立的，处于弱势的人民总爱幻想，就象落难才子幻想搭上富家小姐一样，那是特例。要推进中国的民主，除了自身持续的努力，用实力来说话别无他路。这是”六四”事件给我们的结论，也是用无数鲜血得来的真理。专制者虽然将民众运动暂时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却永远失去了民心。”六四”事件杀死的是民众一颗爱国之心。
思考三，民主运动的基础必须牢实，民主运动的方式必须多样。
八九民运以大屠杀收场，这是一个国家的痛，这也是民主运动的巨大损失，但是痛定思痛，八九民运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不容质疑，它是对专制统治的一次挑战，是人民民主意识的集中展示，它的非凡的勇气和巨大的热情都将不断激励后来者为民主事业前赴后继。但是，对民主认识不深、准备不足也同样是致命的。许多人对于民主的理解停留在概念上，实用主义较多。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专制危害性认识不够，基本没有什么文章在揭露专制之祸，一厢情愿的提什么新精英主义，导致学生和市民对争取民主的困难认识不够，热情有余，理性不足，一味的向前冲。其次，运动缺乏民运历史，组织者和参加者基本都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右派、民主墙人士、自由化知识分子等不是在监狱中，就是群众为保运动纯洁而主动与他们脱离了关系，从而使民运没有连续性。再者，八九民运中学生和市民只考虑成功没有准备接受失败，因此当军队强行戒严时大家无所适从，基本没有任何反抗。
所以，通过”六四”事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漫长而艰苦的，不是那么风花雪月的浪漫，其中有流血，有许多人会因此而入狱。民运也不是只有热情就可以的，民主理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所作用，我们必须学习和领会民主理论的各个方面。还有，民运有其历史，我们必须尊重前人争取民主的努力，吸取他们的经验，让民运成为一条不断的长河。最后，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一次偶然事件，偶然事件必须和长期的准备结合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八九民运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将来。”六四”事件以惨烈被人们记忆，但愿我们以后再也不要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六四”英烈们会为他们的理想实现而自豪。
真正的历史进步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一波三折，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理由很简单，新的思维和格局打破了原来的均衡，必将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那些在旧有体制下占据有利地位的利益集团绝不会甘心拱手退出历史舞台。旧的观念是他们的精神基础，既得利益是他们的出发点，自私和陈腐的正统观念让这些人利令智昏，成为挡车之螳臂。
但是历史进步从来就不是专制集团能够阻挡的，那些貌似强大的统治者在历史的洪流冲刷下土崩瓦解，”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日秦始皇”.专制者有两大法宝，一是宣传，也就是宣扬他们的正统地位，他们统治的合理性，实际就是愚民政策；二是武力，专制者都十分迷信武力，他们相信通过使用警察将异己关进监狱和用军队将挑战他们权威的不满者消灭就可以让他们的统治永远延续下去。在这个方面，几乎所有专制者都是一样的，他们能愚弄就愚弄，不行就图穷匕首现。他们因为利益而使自己对社会的变化视而不见。
但是社会总是要进步的，就像太阳总要升起。人们不断的在追求理想的社会，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个追求不是用愚民政策和武力能够压制的。再严酷的专制也只能暂时压制这种追求，而不能永远将人们的良心和勇气摧垮。纵观历史，统治者都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其政权，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不断缓慢的向前滚动。这是非常让人欣慰的，如果用武力就可以阻止社会的变革，那么人类就不会有什么进步，人类社会将止步于第一个专制者或者最残暴者的脚下。
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最终被政府以枪炮和坦克镇压下去了，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二十年来成为了世界人民判断中国政府的一个标尺，成为中国政府的难言之隐。当局竭尽全力阻止主流媒体刊登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消息，就连批评都不允许。他们害怕由此暴露真相让大家认识到他们虚伪的本质，动摇他们的统治。
八九民运时，我是一名大学生，参与了整个运动，并且见证了”六四”屠杀。八九民运失败后，我被抓捕并关押在秦城监狱接受审查。我很愿意反省自己，我对警察说，我愿意承认自己在运动中犯了错，或者说被人利用。认了错并不可耻，我的道路还很长，也许我就可以轻装前进了，但是你们要拿出证据来说服我。事实上，政府除了污蔑和捏造根本就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场运动是所谓的动乱和暴乱。
我二十年来一直觉得自己负有还原八九民运真相的责任，我不能让”六四”烈士的英灵再蒙上尘埃。虽然在貌似强大的专制机器下我的作为很难有什么实效，但是我要告诉世人真相，告诉专制者他们休想瞒天过海。
“六四”事件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也是融入我生命的一件大事，我现在将我多年的思考写出来作为对”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一个祭奠。
思考一，运动参与者和当政者观念冲突是导致当局镇压的根本原因。
很多人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场和平请愿运动会招来大军戒严最后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流血屠杀？政府这么做出于什么目的，是否有点过了？
也许当时的学生和群众都太善良了，他们的目的不是希望通过疾风暴雨来达到社会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来推进民主。运动组织者希望通过有节制的行动达到实际的和有效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实现中国的民主。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非常了解这个事实，所以在运动过程中，大家都非常自觉没有提出太高的要求，克制自己不要做出过火的行动来，以免让政府误读，招来不必要的打压。这是大家从共产党执政多年铁血统治中得出的经验，也可以说是一个潜规则。
知识分子、学生和群众希望能够有表达自己意见和建议的机会和权利，希望参与国家事务，希望当政者顺应民意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希望通过群众监督消除贪污腐败，希望新闻能够如实反映社会现实，希望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凡此种种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没有触及统治根基，但是一旦实现就将为民主化打开一扇方便之门。
但是极权统治者由于长期唯我独尊，将所有独立的声音和政治要求都视为对他们地位的挑衅，不管群众多么善意，他们都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甚至都不用与示威群众进行任何沟通就能得出动乱的结论，他们不屑于与请愿群众进行任何平息事态的努力就使用武力镇压，目空一切和其意欲保护其垄断地位是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都是不容许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他们在道义上并不能理直气壮，他们认为一旦让步，他们将不断后退，直到无路可退，失去他们为所欲为的天堂。武力是他们最后的保障，他们将给那些胆大妄为者以颜色，至于民意他们相信在只手遮天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随意篡改事实左右舆论。
思考二，”六四”事件让大家看清了中共反人类的本质。
虽然我承认八九民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八九民运当时改良思想是占主流。也许是之前胡耀邦、赵紫阳的务实作风和拨乱反正行动给了民众以希望。我认为一个社会当它出现一种进步的苗头的时候这种改良思想占上风是非常正常的，这个时候你动不动就与现行体制割裂，去进行最坚决的革命，显然有舍近求远的嫌疑。作为一个思想家可以这样做，但是学生和一般市民做不到。一个社会主张最激烈革命的人总是少数，但是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土壤中很难发芽，通过和平演变达到民主化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可行之路。
但是”六四”大屠杀让大家彻底清醒了，原来所谓的改革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谓民主是不威胁他们的独裁统治，所有的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在专制者面前一钱不值，所有的民意都不能阻止极权统治者对人民的屠杀。人民在权力面前那么渺小，善良在无耻面前那么无助。
佛家悟道讲究当头棒喝，”六四”大屠杀对那些希望通过共产党自身改革推进民主的人来说就象当头棒喝一样，我们从此幡然醒悟，原来寄希望于当政者来实现民主只不过是一场春梦，是典型的单相思。民众和专制者本来就是对立的，处于弱势的人民总爱幻想，就象落难才子幻想搭上富家小姐一样，那是特例。要推进中国的民主，除了自身持续的努力，用实力来说话别无他路。这是”六四”事件给我们的结论，也是用无数鲜血得来的真理。专制者虽然将民众运动暂时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却永远失去了民心。”六四”事件杀死的是民众一颗爱国之心。
思考三，民主运动的基础必须牢实，民主运动的方式必须多样。
八九民运以大屠杀收场，这是一个国家的痛，这也是民主运动的巨大损失，但是痛定思痛，八九民运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不容质疑，它是对专制统治的一次挑战，是人民民主意识的集中展示，它的非凡的勇气和巨大的热情都将不断激励后来者为民主事业前赴后继。但是，对民主认识不深、准备不足也同样是致命的。许多人对于民主的理解停留在概念上，实用主义较多。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专制危害性认识不够，基本没有什么文章在揭露专制之祸，一厢情愿的提什么新精英主义，导致学生和市民对争取民主的困难认识不够，热情有余，理性不足，一味的向前冲。其次，运动缺乏民运历史，组织者和参加者基本都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右派、民主墙人士、自由化知识分子等不是在监狱中，就是群众为保运动纯洁而主动与他们脱离了关系，从而使民运没有连续性。再者，八九民运中学生和市民只考虑成功没有准备接受失败，因此当军队强行戒严时大家无所适从，基本没有任何反抗。
所以，通过”六四”事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漫长而艰苦的，不是那么风花雪月的浪漫，其中有流血，有许多人会因此而入狱。民运也不是只有热情就可以的，民主理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所作用，我们必须学习和领会民主理论的各个方面。还有，民运有其历史，我们必须尊重前人争取民主的努力，吸取他们的经验，让民运成为一条不断的长河。最后，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一次偶然事件，偶然事件必须和长期的准备结合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八九民运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将来。”六四”事件以惨烈被人们记忆，但愿我们以后再也不要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六四”英烈们会为他们的理想实现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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