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王森出狱首次成都行

四川虽地处中国西南，但是这片土地上却不缺乏“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匹夫”。八九民运被镇压后，在红色恐怖的政治气氛之下，四川涌现了不少坚持良知向专制统治说“不”的勇士。他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走呼号，或单枪匹马，或群起进攻，虽多人身陷囹圄，却前赴后继，民主呼声不绝如缕。

1998年，各地纷纷自发成立中国民主党。在当局已经逮捕了王有才、徐文立等人的情况下，四川民运人士刘贤斌、佘万宝、黄晓敏毅然公开到四川省民政厅登记要求注册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刘贤斌、佘万宝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和十二年的重刑。但是疯狂的打压并没有让四川的民间反对派噤若寒蝉，他们依然坚持以各种方式争取权利和反对专制。

刘贤斌入狱后，欧阳懿也因为反对政府给教师发工资打白条受到迫害，他们夫妻及其他几个带头的教师被从保石镇中学发配到偏远的小学任教，欧阳懿两口子调到观音乡小学。在此情况下，我们商讨让欧阳懿辞去教师工作，直接到成都发展，填补由于刘贤斌和佘万宝被捕留下的空白，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长期外出肯定很不方便。

胡明军、欧阳懿和我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团体，我们经常对民运发展进行磋商，探讨对策。我认为在当局严密控制和打压的情况下，不宜继续公开以四川民主党的名义开展活动，最多可以做一些关心已经因为民主党组党原因入狱的难友，当时最重要的还是结交朋友，开展交流，可以公开对当局打压迫害民间反对派进行抗议。这个提议当时欧阳懿、胡明军都是赞成的。但是后来胡明军还是坚持组党，具体的原因我只有揣测了。我不是说我的意见就是正确的，胡明军的做法就是错误的。争论是非得失是非常困难的。这也不是我的责任。也许胡明军没有经过监狱的历练，他的骨子里浪漫的东西多一点，而许多人政治斗争的经验来自于党文化文艺作品，但是我经过92与胡石根组党事件，我认为不管你是公开还是秘密组党都是不可能瞒过秘密警察的，太过秘密实际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事情。

然而，胡明军觉得组建一个正式的政党才能够接过刘贤斌的接力棒，才能显示出四川（当时包括重庆）民运人士不屈不饶的骨气，在与我商量并被我否定后，他依然决定组党了。

通过结社还是分散的公民抵抗运动来推进民主进程到底哪条路正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完全的结论。不可否认的是，组党的中国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勇气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胡明军组党的过程我没有参加，欧阳懿后来也没有参加，我只是得到零星的消息，他们在哪里开会了，发出什么声明了。其中有彦鲁国、鲁登川等人，后来我就听说胡明军和达州的王森被抓了，判得很重。这对我来说是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个结果却那么残忍，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当时该更加努力的劝阻胡明军。境外媒体要我发表意见，我由于对情况不了解，所以也就只有泛泛的抗议政府对他们的迫害，希望他们能早日获得自由。

王森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十年来关于他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大多是他生病了，在监狱里得不到治疗，还有他的妻子独立抚养两个孩子，也没有工作，连到餐厅洗碗的工作国保都要破坏。我是去年七月到达州去见了王森的妻子魏心玉和两个孩子，因为当时魏心玉租的司法局的小门面卖帽子等物品，司法局说要收回门面。这个门面虽然很小，但却是他们一家唯一的生活来源。我跟其他朋友商量后到达州去，希望传达一个信号给达州国保，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不给魏心玉他们生活出路，我们将在达州申请游行，将达州国保的恶行昭示天下。

王森出狱的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而且6月下旬我们又找到今年出狱的佘万宝，这些消息对不断有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环保人士被象“韭菜”一样收割，不断有人被以各种罪名投入监狱的四川来说，简直就象冬天的暖流夏日的凉风。当时我和刘贤斌以及其他朋友约好在7月2日王森出狱时迎接他，并随后赶往自贡参加刘正有被控涉嫌诈骗案开庭。然而世事总是那么难料，6月28日，已经两次入狱的刘贤斌在刚出狱一年七个多月后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这打乱了四川朋友们的计划，一方面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刘贤斌被抓后事件的进展，另一方面大家都在准备对刘贤斌进行声援营救，到达州去至少要花一天多时间，我耗不起。至于国保传讯我，警告我不要到达州去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所以我就委托到达州去的陈云飞、张明、卢钢等人给王森带个好，并写了一幅字带给王森。

从达州传来的消息不太好，王森情绪很低落，这跟我们到广元见佘万宝差别很大，佘万宝见到我们一直在笑，反复说就象见到家人一样，是他出狱后最快乐的时光。而且达州国保继续他们极负责的做法，在王森家附近安排了几个哨监视他。

王森的女儿王清在四川大学锦江分校读书，王森决定亲自送女儿到成都上学，顺便为妻子的小摊在成都进货。这个消息与王森同在南充服刑的梁凯旋告诉了我，希望我届时见一下王森。正好宜宾的袁娟，也是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个很有豪气的女性，他因为在网络上公开支持刘晓波被国保威胁但却毫不屈服，而且她也参与了声援刘贤斌的绝食行动，她希望和我在成都见一面，于是我们就约好在王森到成都的8月28日在成都见面。

因为跟王森联系不上，所以我一早就赶往成都，而袁娟也打来电话，她将孩子送到邻居那里并坐上开往成都的汽车。

我只买到一班特别慢的火车，到达成都时已接近中午了，我来到梁凯旋家里，考虑到其他朋友的方便，我们决定到成都读书会所在地大慈寺旁的鑫磊茶楼去，而袁娟和李宇直接在读书会与我们汇合。于是我用凯旋的电脑在推特上给蒲飞发了私信，告诉了他王森到成都的消息。

到了读书会（实际是鑫磊茶楼）后，袁娟和李宇等已经先我们到了，和我一起4月6日在乐山围观“链子门”案件的童玲女士也在那里。虽然本周没有读书会，但是读书会一些成员也还是一如既往的来到这里，象右派作家、《左右春秋》的作者陆清福，读书会资深会员多余都陆续到来，也许读书会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了吧。

我们几个吃了茶楼做的工作餐，大家就随便交谈。张明、小冯、卢钢、凌怡等陆续到来了，人称赵姐的赵元辉女士听到王森要来的消息也赶来了。

大家都对王森不太了解，但是听到他要来的消息却不约而同的放下其它事情，卢钢是从邛崃赶过来的，而刚从北京回到四川的莫之许也从成都一个郊县立即赶来，王大联兴冲冲赶来见王森一面，可是王森却久久不出现，他有事只好带着遗憾先离去了。

据王森在家的儿子的电话，王森他们早就出发了，但是直到晚上6点，我们还是没有得到王森的任何消息，大家心里难免有些焦急，揣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或者国保将他拦回去了。正在这时，魏心玉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成都了，火车晚点，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告诉他们我们所在的位置。

大概他们离得不太远吧，没多久王森和魏心玉就到了，王清则自己到学校报到去了。一阵寒暄过后，大家就在茶楼里吃饭了。赵姐本来说准备请大家到馆子里吃饭，我给她说茶楼老板吴登伟4点多就在准备了，大家也不是在乎吃东西，这里大家还要自由一点，起码没有餐厅里人来人往的纷扰。

落座时才发现今天的人太多了，本来两个小方桌，结果变成四个小方桌，都还挤得很，于是一些人只好站着，还有几个朋友临时有事，正好轮番吃饭。

王森穿着一件蓝色衬衫，脸上显得比较严肃，十年的监禁、生活的压力，他确实没有多少可以高兴地理由。他解释了一下他到成都是跟国保打了招呼的，因为他在剥权期，外出必须要请假，送女儿读书倒是一个不错的理由。魏心玉也补充了一下他们被监视的情况，在座的朋友对达州国保无耻的“敬业”精神只有怒骂回敬了，都说达州可能是四川最左的地方。

由于王森患有糖尿病，不能饮酒，他只有以茶代酒回应朋友们的敬酒。魏心玉坐在那里一直都笑着，她辛苦了十年，等待了十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亲友的不理解、警察的骚扰、由于没有任何收入一直在生存的边沿挣扎、含辛茹苦的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她有一千个理由放弃，她有无数的时刻面临崩溃，但是她终于等到了与丈夫团聚，一个完美的家庭就是她的成功，是对在狱中的王森最好的安慰。席间，许多朋友都对王森称赞魏心玉这么多年的辛苦，是难得的好妻子，王森也频频点头。魏心玉也对大家这么多年来给予他们家庭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孙立勇先生用当搬运工的钱并发动大家捐款，每年都给他们金钱上的帮助。

此次“饭醉”，虽然有贤斌被捕阴影，但是王森出狱毕竟是值得高兴地事情，所以席间没有悲伤，没有被霜打那种低迷，我们迎来了难友出狱，又忍看其他人进去，但我们还得生活，我们还有需要做的事情。三十多人畅所欲言，将最近这些年的维权民运新发展讲给王森。王森在狱中多年，对社会不了解，在他的记忆里，民间反对派始终不被大众理解，但是今天的场景让他打开眼界，什么时候世道已经改变了，一些普通公民已经不再惧怕，而是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真心话。王森的心情在改变，我从他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可以看出来，他的心病在痊愈，阴霾在消退，他是因为这么多朋友都有共同的理念而欣慰。

晚上冉云飞陪同家人吃饭后也赶来了，之前没有通知他是因为不知道王森具体到达时间。冉云飞是个对家庭极其负责对朋友极其仗义的人，之前他也委托我将六百元钱交给王森，我自己也拿出一千元来，而赵姐拿了一千元让我转交给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此时她只有一千元了，她觉得只给王森一千元不足以表达她的意思，和我出去找银行取钱，可惜附近没有取款机，赵姐只好作罢，说反正王森也不是马上就走，还有机会。

冉云飞的到来又掀起一轮高潮，王森也逐步融进这个大家庭。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路途比较远和还有工作的已经开始告辞，有朋友提议大家合影留念，记录这一珍贵的时刻。随后我与王森握手告别，希望他将养身体，将多病的身体调理好点，同时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多看看新闻，适应社会，不要着急工作和做事，朋友们将一如既往的关心他和他们家庭。

成都之行我不陌生，月初才和贤斌家人到了成都，这是我多年来与王森的第一次见面，也是王森出狱后第一次外出。我不希望王森现在就投入到民运维权运动中去，就象6月我见到佘万宝所说的，他们已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付出了太多，他们也有家庭，也有自己的生活。中国的民主事业不是几个勇士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需要英雄，将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心态我们迎接不了一个民主社会的到来，同时这样的人也不配在民主社会中生活。

（照片说明：中间牵手者是王森、魏心玉夫妇。）

《议报》第432期　2010/09/05

http://www.chinaeweekly.com/FileView.aspx?FileIdq=929

陈卫：严冬盛开的铁玫瑰——记陈明先并献给所有良心犯的妻子们

一

爱情，是文学的主题，是相伴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更希望拥有平淡而顺利的爱情，两个人手牵手度过人生的风雨。可是，爱情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均匀分配的，拥有财富可能距离爱情更加遥远，事业攀升却可能让亲情更加疏离。

一个时代的错误，千载不公平的积累，让良心无处可逃。大多数人望而退却了，因为他们看到庞大的怪兽张开大嘴等着他们，对于这些人的明智我不想说他们懦弱，因为他们有权利保护自己及他们的家人，因为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英雄。但是有些人，虽然是很少的人，他们却不能忍受明显的不公平对他们良心的考问，他们不把自己掩藏在茫茫人海，一边痛苦地看着不公平事件延续下去，一边熟视无睹地过着安稳的生活。

良心犯在最近几十年在中国猛增起来，因为有的人觉醒了，因为有的人不只是等待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他们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孩子，在大家都自欺欺人的时候率先喊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这些人说出了简单的真理，揭露了繁华遮盖的丑陋，他们为权贵不容，因为太多的罪恶需要华丽来包装，但五彩的气泡经不起真话的捅刺，所以这是良心犯辈出的年代。

良心犯走在刀锋上，走进监狱的大门，他们无怨无悔。可是在他们的身后，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过着怎样艰难的生活，却是难以书写。

刘贤斌已经三次入狱，现在他面临以“法律”的名义对他的再次审判。由于他多年来都在监狱里，世人对他并不很了解，我作为他中学同学，二十多年来的搭档，有必要让世人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在《走在路上的刘贤斌》和《行者刘贤斌》两篇文章里，我已经对刘贤斌做了介绍，我的文字是那么苍白和单薄，远不能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刘贤斌凸现在大家面前。我现在要写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一个伟大的女性，就像刘贤斌被刑拘后我在推文中写道的：“走在路上的刘贤斌，无怨无悔的刘贤斌，痛苦并幸福着的刘贤斌，他有一个如女神一样的妻子，这是他幸福的源泉。”

二

我第一次见到陈明先是在1995年的7月初，当时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从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送到位于南充的四川省第一监狱服刑。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吧，我所在的严管队，大家都叫庞主任的警察通知我有会见。我的父母前两天才来看过我，我正在猜测会是谁呢，打开严管接见室的门（倒不是对我怎么严，因为我是新犯，只能享受这种待遇），一下就看见刘贤斌和一位穿着红衣的女人坐在铁栅栏对面。我和贤斌轻松而小心地交谈，接见室里没有其他人，庞主任似乎对这样的接见也没有在意，走得远远的，所以贤斌也可以给我介绍外面民运的情况，我很高兴。

我也牵挂着贤斌，不知他93年出狱后情况怎么样，但看样子他没有少做民运的工作。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妻子，他们刚结婚不久。他没有介绍妻子的名字，只是说她在遂宁中学教书。贤斌能在出狱这么短时间内找到如此优秀的女人，我很为他高兴。陈明先很少说话，因为我和贤斌的话题她基本都插不上嘴，只是一脸微笑地看着我们交谈，幸福溢于言表。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很是鲜艳，大概新婚给她带来的喜悦还没有退去吧，到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她的样子，不是非常漂亮，但是非常美丽！这时庞主任似乎记起了他的职责，过来问他们跟我什么关系，请他们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也一直担心着怎么向警察解释贤斌跟我的关系，想来想去只有说表哥或同学好一点。 未等我说话，陈明先马上就回答“我是他姐姐”，刘贤斌也顺口回答：“我是他姐夫”，并且拿出了他们的身份证。这个配合非常完美，警察没有任何疑虑，就拿着身份证给登记了。显然贤斌和陈明先事先是有所准备的。在警察离开时，贤斌偷偷地递给我一个折叠好的纸条，我拿回去一看，是刘晓波起草的《牢记血的教训，推进民主和法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明先的经过。

三

1997年出狱后，我跟贤斌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多了，对陈明先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出来后半个月，陈明先就生孩子了。当时，我们这些同学和朋友有一个责任：抬担架。当孩子生下来后，需要有个人去确认孩子。贤斌的母亲认为贤斌的时辰属虎，会吃了属牛的孩子，就叫我去看，所以我是除了医护人员第一个看见圆圆的。出来后，我看见贤斌在楼梯上焦急地张望，却又被他母亲赶走，初为人父却见不到孩子确实让他沉不住气了。

陈明先是四川仁寿人，在南充的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八八级的，92年分配到遂宁工作。她怎么会跟贤斌在一起？这有许多的巧合。首先陈明先在读大学的时候也经历了八九民运，跟贤斌、我属于一个时代的人，有基本共同的经历。她也是八九民运中千千万万参加游行、呼吁改革反对腐败的学生中的一员。对于参加游行，陈明先说，我不相信哪个大学生没有参加游行，那太冷血了，那不是青年人能保持的冷静！虽然有些人在面对审查时可以否认，但那不是事实。而且陈明先认为当局的镇压以及抹黑一定不会长久，历史将对八九事件重新公正地评价。所以认识刘贤斌后，她没有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他，而是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正直。

刘贤斌和陈明先认识的介绍人是刘贤斌的二嫂任姐。陈明先在给我的采访提纲上写道：“说到与任姐的相识，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中文系的邓书记（其实，我们从来就不认识）。92年6月底，学生离校在即。邓书记很是担心我们两个女学生在异乡的生活，就给他在遂宁中学的侄子邓易修老师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带去。由于和邓老师是一个学校，我比我的女同学更多地得到了邓老师一家的关心。我充满感激，也经常在周末去看望他们。一次，邓老师的爱人袁老师（袁老师是贤斌二哥的同事，贤斌的二哥在遂宁市顺南街小学教书）带我去逛街，她们在北福街任姐的门面买东西，我和任姐说了几句话。后来路过时，我总要去和任姐打招呼。任姐待人热情，又喜欢看书，言谈举止不同于一般的商贩，能和她谈文学，这让我很欣喜，慢慢地我们成了朋友。我和贤斌第一次见面，任姐并不在场。只是后来任姐和我说过贤斌的情况，比如八九学潮、入狱等等，这都是我们很自然的谈话。后来在店里还见过贤斌几次，也闲聊过，印象不错。94年的3月，任姐说，贤斌和他的初恋女友彻底吹了，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交往，我说可以啊。为了明确这种交往关系，任姐在她的家里特别安排了一顿晚饭，请了我和贤斌。”

刘贤斌因为89民运的事情成为了政治犯，对此一般的女性避之唯恐不及，但陈明先却并不在乎刘贤斌的这种身份，她坦承：“贤斌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沉稳、乐观。我喜欢有思想有追求的男子，贤斌的谈吐给了我这样的感觉。”所以陈明先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一无所有、前路上充满荆棘的男人，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四

当一个良心犯的妻子的难处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样的男人很少能顾及到家里。贤斌总是行色匆匆，奔走大江南北，不可能给家里带来收入，所以陈明先及家人总是过得很拮据。他们一家原来就住在学校一间学生寝室，后来学校修了教师住房，他们又搬到老教师退出来的房子里。2002年左右（刘贤斌于1999年再次入狱，以“颠覆罪”被判刑13年），学校集资建房，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是陈明先却毫无积蓄，只好到处借贷。

我的母亲因为我和贤斌的共同经历，一直把陈明先看做自己的女儿，听说后就借钱给她，还有重庆邓焕武老先生也伸出援助之手。终于陈明先母女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节约钱，陈明先和贤斌70多岁高龄的父亲自己当工人装修，搬运东西，用旧木板镶嵌地板，什么活都干。平时陈明先省吃俭用，尽量积蓄，归还欠别人的钱，虽然从来就没有人催她还钱。贤斌入狱后，为了节省钱，明先将探视贤斌的频率由一年四至五次降到一年两次。直到贤斌2008年出狱，陈明先才将所有借的钱还完，还包括期间刘贤斌得了一次人权奖和陈明先得了一次民运难属奖的奖金加在里面。

陈明先爱上了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男人，这个人没有给她带来富裕和安乐，但是她从来没有抱怨，因为她知道刘贤斌心里有一团火，他们心中想着对方，装着对方，她已经满足了。1998年底时，由于秦永敏的被捕，四川朋友按照之前的约定将《中国人权观察》在四川办下去，刘贤斌又回到他们的蜗居，那里又成为《中国人权观察》的临时总部。大多数事情都是刘贤斌在操劳，每天不停地打电话搜集信息、用传真发消息。这一切都在警察的眼皮下发生，警察多次上门骚扰，曾在一周内搜走两部传真机，企图从经济上扼杀这股微弱的正义之声。刘贤斌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钱买传真机了。只好到打字店复印散发。有一次，陈明先去打字店，结果正在复印时，警察不期而至，将陈明先抓走了。刘贤斌闻讯后，没有犹豫，当即抱起才一岁半的女儿到公安局要人，声称一切都是他写的，陈明先完全不知情。结果陈明先被放出来了，而刘贤斌却被扣留下来。

陈明先知道她的选择需要勇气，也知道贤斌内心里的苦闷。在刚认识刘贤斌不久，她看到贤斌的落寞，就教他下围棋。记得我97年出狱时，刘贤斌的棋艺也就是入门，谁知2008年刘贤斌出狱时，他的围棋水平已在三段以上了，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刘贤斌的聪明。贤斌常说：“我的围棋最先是明先教我的”。

五

陈明先默默承受丈夫在监狱里的痛苦。她一直记着99年7月7日警察从家里带走丈夫的情景。刘贤斌面对数十名警察的到来丝毫不觉得惊讶，他默默地抱了一下刚两岁的女儿，知道以后很长时间他不能再给女儿温暖的怀抱和父爱了。他也轻轻地拥抱了妻子，说：“我走了，可能要十年才回家。”果然将近十年刘贤斌才回到家乡与妻女团聚，而这时他的母亲已溘然长逝。

相对生活的窘迫，陈明先更加难于面对的是自己母亲的追问。她的母亲一年年总是见不到“神秘”的女婿，包括春节。满怀狐疑的岳母问明先，“你的丈夫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春节也不回来？”陈明先只好用在外做生意来搪塞。这个简单的谎言就这么延续了多年，成为陈明先的一块心病。因为无法面对家乡亲人的询问，陈明先和他们很少联系。明先的母亲虽然纯朴，但女婿长年见不到，还是让她心生疑虑，甚至想到女儿是不是被抛弃了。母亲的不断地追问让陈明先心力交瘁，她知道已经瞒不下去了。2005年底，刘贤斌得了人权奖，陈明先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就在川北教育学院的花园故作轻松地对母亲坦白了丈夫被判刑的事，并着重提到贤斌获得人权奖，还拿出寄来的奖金给母亲看。她告诉母亲自己过得很好。善良的目不识丁的老人被糊弄过去了，陈明先松了一口大气。然而当老人家回过神来，思来想去，接连几天里都暗自流泪，为多年在监狱服刑的女婿，为苦命的默默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的女儿。她一直以为在外做生意的女婿，她为之骄傲的女婿，原来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六年多了，而她却毫不知情。陈明先无法再对她的母亲说什么安慰的话，因为她知道这没有什么力量，倒是已经上小学的圆圆懂事地安慰着老人：“外婆，你不要哭。我爸爸在里面教书，他好得很！”

六

刘贤斌2008年11月出狱后，大家都觉得陈明先苦尽甘来了。虽然陈明先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们还是看出她穿的衣服似乎更加鲜艳和漂亮了，她脸上的笑容多起来了。每周星期三晚上，她在辅导学生夜自习，刘贤斌总会前来接她。每天晚上有时间，他们俩会沿着河边散步。回到家里，刘贤斌会给家里每人削一个水果，幸福对陈明先来说，这就是家人的团聚，就是永不分离。

在刘贤斌和陈明先这一年多甜蜜的时光里，陈明先作为一个妻子也不是对刘贤斌百依百顺。她看见刘贤斌一天到晚在电脑前上网，也会劝阻他。贤斌抽烟越来越凶，明先为了让他少抽一点，就买了一条200元的云烟，说你就抽这种烟吧，刘贤斌看见她买这么贵的烟就吓住了，说不过日子了?然后去换了50元一条的红河烟。

刘贤斌上次入狱后，我没见陈明先以泪洗面，对她来说悲伤已经成为了奢侈品。她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要担当，她要带好他们的女儿，完成繁重的教学，还要在节假日带着女儿坐火车、汽车前往到监狱探视丈夫，那个小城她本来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去。而家里还有贤斌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贤斌的母亲于2005年病重去世，经明先的反复申请和呼吁，狱方才让贤斌回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老母亲去世后，明先和贤斌的家人两天两夜没有合眼，送老人上路。

陈明先从来不叫苦，从来没有对谁抱怨过。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和弟弟陈兵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对明先母女的支持越来越少，以致我都无颜去见她们母女。

女儿越来越大，陈明先觉得家里没有成年男人对孩子的性格成长不好，就将她送到二嫂的幺爸那里去学乐器，任老师对待圆圆就像自己的孙女一样，先让她学葫芦丝、竹笛，后来改学长笛，现在圆圆已经过了长笛八级的艺术考试。

七

陈明先对物质享受没有什么要求，她更看重的是精神生活。刘贤斌跟她可以说是一类人，陈明先认为这是他们能走到一起，度过这么多难关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陈明先记着她和刘贤斌在一起的许多温馨的场景，比如：“95年，贤斌用自行车驮着我，在满天的晚霞中回仁里老家”，对此她记忆尤深；结婚后，每次刘贤斌离家前都给她一个深深地拥抱，让她觉得很温暖；去年夏天暴雨不止，院子地势低，积水很深，刘贤斌光着脚乐呵呵地轮流背着她和孩子穿过院子，走出大门：去年情人节，刘贤斌和我们一起聚会后，在回家的路上，他想起了要给妻子一个惊喜，花了60元钱买了一支蓝色妖姬（一种玫瑰），回家后却以“送菜的方式”递给她，后来这让陈明先想起就爆笑不已，陈明先说，今年刘贤斌终于会以优雅的绅士的方式给她送花了。也许这些是每个普通男人都能做的，但是却成为陈明先心中难得的温馨和浪漫。

良心犯们因为他们的追求而崇高，而良心犯的妻子们却是因为她们对爱情的执着而伟大。不是每个良心犯都像刘贤斌一样拥有一个懂他们、执子之手相伴到老的妻子。对于那些有另外选择的女人们，我们需要理解，但是像陈明先这样不离不弃的良心犯的妻子们更值得我们珍重。她们经历并承负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的苦难——地狱之苦，她们无异于天使。严冬没有过去，而陈明先及其他良心犯的妻子们用守望诠释着爱情，犹如冬季盛开的铁玫瑰，成为这个时代独特的风景，让人心酸却又自豪的风景！

2010年8月25日

写于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635

陈卫：与刘贤斌家人成都行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8/15/2010

在中国，一个民运人士或者维权人士被抓进监狱，并不是一件很让人吃惊的事情。在专制体制下，人们有太多的机会迈向那森森的大门。我曾经对许多朋友说过，在中国从事民主、维权甚至写作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方法和分寸，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但是我们却不能将危险完全排除，如果你坚持良心，如果你的正义感在风吹雨打后依然隐藏在心中某个地方，你可能就距离监狱的大门不远了。

对坚持良心的人或者是仅仅捍卫自己权利的人进行迫害虽然是邪恶和不能忍受的，但我觉得并不是难于理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还处在专制的恐怖之中。如果大家坚持自己的观点，既可以批评政府，捍卫自己的权利，又可以就国家、地方和个人事务阐明观点，提出建议，还一点危险都没有，那么中国就迈过了政治建设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类似商业谈判的规则下进行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或者锱铢必较的细节工作了。

我从参加八九民运以来，见惯了悲欢离合。由于自身经历，我的朋友中很多都是这类“良心犯”。他们散布在大江南北，每每在最危急时刻发出微弱而坚强的声音，成为这个时代最独特的风景。

在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成为一名政治犯、良心犯是一个悲哀，他们的家人和亲友邻居都拿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们。认为他们不通时务是善良的，认为他们用心险恶也不在少数。然而“六四”事件成为了分水岭，特别是近十年来，公民因良知而入狱，因抗争而受难，不再是黑夜中的珍珠和墙角的野花，养在深闺无人识。在公民权利意识苏醒后，在大家对意识形态厌倦以致抛弃后，在人们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实际是一部分先知者、勇士们争取得来的之后，这些人成为大家追捧的偶像，关注的焦点。他们的遭遇不再是默默忍受，而成为人们企图改变的结果。

刘贤斌又成为警察的猎物，这件事发生在我的眼前，我眼睁睁的看着国保将其带走，当时他的脸上带着微笑。他轻松自如的微笑定格在我的脑海，与对他在铁栅栏里的臆想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让我觉得这一切似乎都是虚幻的。

刘贤斌的被捕刺痛了大家，声援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迅速成立，超过二十个省市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许多人打来电话对刘贤斌家人表示慰问并踊跃捐款，基督徒发起为刘贤斌禁食祷告，8月1日大陆公民接力绝食声援刘贤斌拉开帷幕，两天后海外人士声援刘贤斌的接力绝食也接踵而至。在中国大陆从没有一个民间政治人物被捕引起如此强烈反响，这样公开的声援营救对骄横形成习惯、视将异类打进地狱如翻手的中国统治集团无异于精神上的起义。

在对刘贤斌支持和声援者中，四川的朋友想得更具体。成都朋友们将目光投向了这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家庭。一个聚少离多的家庭，一个妻子长期见不到丈夫、女儿得不到父爱的家庭。刘贤斌在被抓后，他的妻子也多次被国保传讯，而他们刚13岁的女儿在上课时也被国保传讯和威胁，以致被吓得痛哭。成都的朋友们有一个心愿，让他们母女到成都来游玩，与成都朋友见面，小孩子也可以游乐开心，忘记那些不堪的事情。

8月6日下午，在与成都朋友商量好的日子，我和妻子、女儿与陈明先、圆圆一起坐上遂宁开往成都的汽车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我和贤斌的两位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孩子们到成都的欢乐谷，孩子越多就越有意思。

晚上6点半，我们在成都五块石车站下车了，马小鹏律师和小罗开车接我们，然而我们因人太多，于是一部分人只能打的前往。到了书院街李雪牛杂火锅，宋石男博士他们已经等在那里了，冉云飞一家也马上到来了，可是圆圆和我的女儿由于晕车不得不到洗手间洗漱。

成都朋友要了一个大雅间，大概20多人挤在拼在一起的三桌一起吃饭。蒲飞也在吃饭前来到，特别是有一个90后的小伙子，还在读大学，得知贤斌的家人到成都了也赶来参加。

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与冉云飞

虽然空调开着，但是20多个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三个火锅也不断的吐着热气，在这炎热的夏季，吃这么一顿饭并不是一件舒适的事情。不过相比房间里的气氛，气温已算不得什么了。大家都纷纷向陈明先和圆圆敬酒，而陈明先和圆圆则以茶代酒回应。

陈明先和圆圆已经从刘贤斌被捕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圆圆毕竟是小孩子，而且长时间跟父亲分隔，在陈明先用哥白尼等事迹对她开导后，她有点明白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陈明先端起茶水感谢大家对刘贤斌和他们家人的支持。陈明先的沉着和落落大方，让大家心里好受了许多。蒲飞说，他见到许多受难者家属，从来没有一个象陈老师这样的，许多家属见到朋友三句话不到就泣不成声，反复的说自己家里人没有罪。陈老师太优秀了，这是当晚许多人的共同看法。我明白，陈明先看中的正是刘贤斌的品格和言行一致的勇气，她在八九民运时期也是一名大学生，她知道象刘贤斌这样的人不是当局所污蔑的那样别有用心，而是极端负责的。刘贤斌没有给她和家人舒适的生活，但是她却从不抱怨，她默默地抚养孩子，孝敬贤斌的父母，并且省吃俭用购买了福利住房，在物质至上的今天，她的作为简直可以说是奇迹。许多朋友都说我们遂宁三位民运人士刘贤斌、我和欧阳懿运气好，因为我们的妻子都是非常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当然我不得不说，陈明先是最优秀的一位，她所经历的苦难比我和欧阳懿的妻子都要多。

我坐在冉云飞旁边，冉云飞拿出一本自己所著的书，他问我，他想将这本书送给贤斌，但不知是否应该在扉页上题字赠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贤斌明白他的情谊，但又担心题字后书就到不了贤斌的手上。我对他说，不管是否题字在羁押期间书可能都到不了刘贤斌的手上。但是不题字刘贤斌在监狱里就可能拿到。冉云飞恍然大悟连说对，我也笑了：刘贤斌多次入狱，不管是在外面还是监狱里，他的经验都很丰富，看到这本书当然就知道怎么回事，哪里还需要题字来证明嘛！

然后冉云飞就和我提到他最近写的《刘贤斌的剑胆琴心》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他是应我的要求写的。因为刘贤斌跟冉云飞也是多年朋友，他被抓后许多人都纷纷起来声援他，但是由于刘贤斌多年来都在监狱里，大家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因此一些介绍刘贤斌事迹和思想的文章显得很迫切。我在贤斌被抓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走在路上的刘贤斌》，发表在《民主中国》上，一篇是《行者刘贤斌》，发表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但是距离大家了解刘贤斌还有很大距离，于是我就给冉云飞发私信，希望他写一下刘贤斌。毕竟他是专业作家，跟我在写作上的水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我不会要求他怎么写或者说拔高赞美刘贤斌，因为我知道只要了解贤斌，就会被他感动。

冉云飞马上回信说，他会在将刘贤斌的事情以及文章了解后再决定是否写。后来我听成都的朋友说冉云飞写了一篇《刘贤斌的剑胆琴心》的文章，有六千多字，写得很好。酒酣之际，冉云飞对我说，其实他肯定要写刘贤斌的，不过他写文章都非常慎重，因此他将刘贤斌所有的文章找来看了，然后才写的，这是他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我当即对冉云飞肃然起敬，确实他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文化商业化的时代太宝贵了，我也明白为什么他坚持“每日一博”近六年，文化主管部门不断的打压他封杀他，然而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高了。

冉云飞说他写这篇文章花了好长时间，这在他写人物上是比较少的，这篇文章已经投递出去，将在近期发表，当然这篇文章也会让我们看到另一个视角下的刘贤斌。冉云飞提高了声音，为了大家都能听到：“我看了刘贤斌所有的文章，我觉得我们以前都小看了他。刘贤斌思路之清楚、逻辑之严明、文笔讲述之流畅，都是一流的，我们以前都没有发现他的才华。我可以说，刘贤斌如果在民主社会，他做什么都会成功，做生意赚钱，做学问当教授！但是可惜了，在现在这个时代，他成为了行动家，一次次坐牢！”听到这里，我泪流不止，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就提议大家敬一下刘贤斌家人一杯酒。

再热闹的酒席终究要落幕的，这时冉云飞的女儿和圆圆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她邀请让大家到他们家里去看一下。这不算是一个好的建议，因为一般家庭很难接待这么多客人，不过冉云飞却觉得女儿很懂事。于是我们就爬上冉云飞那高高的八楼，参观他犹如图书馆一样的书房，而孩子们则在客厅交流游戏、动漫等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当晚我们来到成都一个朋友早就为我们定的饭店住宿，不过我们将本来定的两个房间两天改为四个房间一天了。

8月7日，按照计划是几个母亲带孩子到欢乐谷去游玩，但是在吃早饭时，有人说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去，因为她们到里面去玩也没有什么意思，四个孩子有三个都是初中生了，应该可以照顾自己。其他两个母亲也觉得这样很好，我想也是，各取所需更加好，而且欢乐谷门票很贵，也可以节省好多钱。就这样我和银夏去会朋友，女士们自己安排，逛街购物都可以，孩子们则去游乐场，反正其他朋友还会带孩子到欢乐谷与孩子们会和，只要给他们手机就可以了。

这一天我基本都是在路上度过的。早上到新都张先痴先生家里去，因为头天晚上杨文婷大姐知道我和贤斌的家人到成都了，一定要我去，而且还有一些朋友要过去。果然我到了张先痴老师家里一看，陈云飞、张明、流沙河先生的妻子吴茂华，还有王建等成都老右派、老文化人都在那里。大家话题很随意。吴茂华在讲关于米尼切克的事情多一点，我表示很同意她关于米尼切克的意见应该被重视的观点。

吃过午饭我和陈云飞、张明等就回成都了，因为当天是星期六，下午有读书会，我也好久没有到读书会去了。我们进去时，读书会已经开始一会儿了，许多人跟我打招呼，为了不打断别人讲话，我只有招手致意。当时一个书友正在讲一篇关于“六四”事件的文章，然后是大家举手发言。举手的人很多，很多人都用自己身边的事实来批判现实的不公正，我虽然举了几次手，可是我坐在后排，过了好久主持人才叫我发言。大家发言都是坐着发言，我却走到中间，我说：“也是成都读书会书友的刘贤斌先生在6月28日被抓后，社会各界都对刘贤斌先生进行了声援和支持，昨天我和刘贤斌先生的妻子陈明先、女儿圆圆来到成都，一是为了让他们散心，二是感谢大家对刘贤斌的支持和声援。现在我代表刘贤斌的家人给你们鞠一个躬，谢谢你们！”大家对我的鞠躬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退后坐在凳子上，这时一个读书会的主持人来到我的身旁跟我探讨赵紫阳的问题。因为去年11月我写了一篇关于赵紫阳的文章《赵紫阳：悲剧时代的英雄》到成都读书会上讲，由于时间比较紧，没有详细的跟大家探讨。而成都一些朋友觉得赵紫阳在早期也是跟共产党干了很多错事的，因此觉得不应该将赵紫阳拔得这么高，因此对我的文章有些意见。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思考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有道理的，早期赵紫阳犯的错误我们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更应该看重他在改革开放时期做出的贡献，看重他思考问题从民众利益、国家前景角度出发，对于一个从小就加入共产党的人来说，反戈一击的道德勇气对象他这样地处高位的人来说非常难得。他向我索要这篇文章，我说只有让成都朋友从网上下载给他了，他非常满意的离开了我，而我也非常高兴我的这篇文章给了他还有成都一些朋友如何看待历史人物的新角度。

头天晚上几个朋友都表示要在第二天请陈明先吃饭，但是冉云飞捷足先登了。他说他必须请贤斌家人吃饭，果然不愧是“匪气十足”。我们还在读书会时冉云飞就让朋友发短信叫我们到他家里吃饭，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误解，是到他家里集合然后到外面餐厅吃饭。因为现在的人很少有在家里招待朋友的习惯了，整许多菜麻烦不说，碗盘也不够。但事实证明我还是太主观了，冉云飞就是在他家里请我们吃饭，他说，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贤斌的态度，这也是破天荒的。为此，他的爱人准备了一天，连纸盘都用上了，而冉云飞也象搬运工上上下下八楼几次搬运啤酒等东西。他还请来成都著名作家、家庭教会秋雨之福的教导长王怡和做乡村立人图书馆NGO的李英强夫妇助阵。王怡一到就给我们讲他们教会成员为刘贤斌祈祷被国保找麻烦的事情，看样子他很享受这种为朋友仗义执言的感觉。

孩子们还在游乐，而陈明先和我妻子等并没有去逛街，而是到文殊院看了一下，就一天都在那里喝茶，难得的过了一个清静日子。不过万淼焱律师得知陈明先到成都了，专程到文殊院来陪了她们一天。

我们就在楼顶露天坝子吃饭喝啤酒，虽然是盛夏，但是大家并不觉得炎热，也许是楼顶植物的作用吧。除了喝酒的外，我们基本吃完饭后，孩子们才回来，分批次吃饭让餐桌不那么挤，倒有一种统筹的意味了。

孩子们似乎没有尽兴，圆圆最先走上楼顶，一个劲的喊太累了，不只是玩的累还是爬楼梯累的。他们一个劲的说排了两个小时队才排到一个项目。

冉云飞的妻子一再催促我们早点结束，因为流沙河老师和师母在等我们。流沙河也跟冉云飞在一个院子住，所以我们很快就到了。陈云飞要赶回新都，而且他在明天还要为刘贤斌绝食一天，所以就告辞了。吴茂华老师在门口迎接我们。流沙河老师非常清瘦和高挑，看起来更显得矍铄，虽然他已经八旬高龄，但一直站在客厅招呼我们。

吴茂华老师就说，他们本来不了解刘贤斌，而且知道刘贤斌是搞中国民主党的，搞组织的，曾经还有偏见，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刘贤斌出事后，大家的支持让他们觉得不一样了，而且冉云飞、张先痴、陈云飞等也向他们介绍了刘贤斌，他们从网上了解了一些事实，让他们觉得刘贤斌是很不错的人，他们就觉得必须要对刘贤斌支持，而且迫切要见到刘贤斌的家人。

陈明先就介绍了一下她和刘贤斌的认识和生活经历，包括刘贤斌几次被抓后家里生活情况，陈明先轻声细语，大家也都静静的听着，当讲到2001年5月由于四川民主党又一次被打击，她和我都被抄家并且关进遂宁市拘留所时，我却发现圆圆的头已经靠在陈明先怀里，眼睛慢慢变红了，红得犹如要滴血。陈明先则心痛的用手拍着圆圆的背部。我心痛如割，很想将圆圆抱在怀里给她以父亲的关怀，因为从她生下来我就是她的干爹，但我知道我代替不了刘贤斌，我不能消除她失去父亲的痛。我示意陈明先不要讲了，再讲下去我不知道圆圆会不会痛哭出来。

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与友人合影

我们在流沙河先生家里合影留念。流沙河、吴茂华老师殷切希望陈明先和圆圆以后到他们家里来，就住在他们家里。

来到门口，一个朋友赶来送给陈明先500元钱。由于当天李英强夫妇到来，他们完全靠自己捐助了七个图书馆，非常的不容易，陈明先对李英强他们的做法也非常佩服，当时就将这500元钱捐给了李英强。李英强当然不接受，我就说这是陈老师的意思，你没有权利拒绝，你就拿这点钱给孩子们买点好书吧。

8月8日星期天，由于我和妻子家里还有事，我们就坐火车回家了。陈明先他们就带着孩子到天府广场看动漫表演去了。

此次成都之行，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让刘贤斌的孩子到成都游玩了，而是让她看到许多的人都在对她的父亲表示尊敬和支持。她的父亲虽然再一次入狱了，为了她现在还不完全了解的原因成为囚犯，但是大家的支持、尊重和热情会在她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这使得她可以逐步去认识、理解她那遥远的父亲。有了女儿的理解，我相信这是贤斌最大的幸福！

2010年8月14日写于四川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陈卫：黄丝带行动与僵持前阶段策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29/2010

在破除形而上的神话后，选择民主或专制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阻挠民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僵化，而是利益集团对其所占据的特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舍弃的不甘心。

在利用民主的号召和历史决定论的诱惑取得政权后，中国出现了一家独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中国的执政党前期还是为了支撑他们奋斗的信仰聚集权力和财富的话，那么自七十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以及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崩溃已经让中国的执政者明白他们以前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信仰的垮塌对于中国的政治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官方从马克思主义教条中挣脱出来，将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开启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门。在市场规律的作用和长期积累的需求的拉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迅猛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官方顽固的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致使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官强民弱的畸形社会，社会不公和腐败跃居世界前茅，社会矛盾堆积如山，使社会共同体犹如坐在炸药桶上，面临随时崩溃的危险。中共目前将维稳作为第一要务，将和谐作为执政目标，就是面对社会矛盾无法疏导和处理的无奈之举。就像一个富裕之家绝不会提出让大家吃饱饭一样，一个和谐安宁法治健全的国家也不会将维稳和和谐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

信仰垮塌带来的另一个效应是中共执政合法性转移并受到怀疑和威胁。当中共以共产主义为目标时，由于目标单一，以及意识形态加上严密控制，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对马克思道统的坚持。由于目标的高远缥缈，实际人们无法对这个目标检验和质疑，以致它们的合法性很难在内部受到挑战。就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在国民经济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一种事实上的稳定。但是信仰垮塌，或者说国家目标的转换，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政府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作为来评判其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官员的行为的正当与否，从而将执政者的合法性从天上拉回人间，也就是将不可质疑不可挑战的公共权力置于人们的视线中。

中国现代政治的目标不是是否要实现民主，是否要抛弃一党专政，而是怎样实现从一党专政转型到宪政民主国家。理论上的争执只是利益上纠纷的表现，当然数十年的灌输教育和社会实验，足可以让一些人产生惯性思维，这并不奇怪，就象凯恩斯所说的：新思想战胜旧思想并不是拥有旧思想的人接受了新思想，而是接受新思想的人们成长起来，而拥有旧思想的人们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中国的现代民主运动说来也有三十多年时间了，但其中大多数时间可以归结为个人对制度的挑战，悲壮成分居多。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怀疑以致与一个现行的具有正统地位、具有欺骗性的政权决裂从刚开始一定是少数先知先觉者们的行为。人们不能跨越自己的肩膀，这也是理解民运历史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不能对那些在漆黑道路上摸行者苛刻，我们应该记住民运是有记忆和历史的。

在一党把持政权先天合法性丧失后，剩下的就是欺骗性宣传和赤裸裸的维持。虽然是非问题很容易弄清，但是强大的习惯和集团利益却不是那么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民主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具有相似目标的人们却很容易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革命派、组织派、暴力派、渐进派、颜色革命派，众说纷纭。评判其中优劣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我希望将自己长期思考的一些所得与大家交流。

转型路径取决于对形势判断

许多人在选择民主运动的策略和路径时的依据是个人偏好，或者说是受到历史事件和影视作品宣传的影响，情绪大于理智。这绝非是危言耸听，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略提出而实际效果很小，就可以明确，这些东西闭门造车的成分有多大。

批评不是目的，因为严格说来，包括笔者在内大家都不属于职业政治家，良好的初衷是我们共同的特点，但是现实的估计不足也是我们共同的弱点。

只有在对现实充分全面的判断下我们才能做出民运到底应该选择何种方式的结论。

僵持前阶段是现阶段的特点

那么，中国目前处于民主化的什么时期呢？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时期当然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局势判断失误可能会给民运带来巨大的危害，而我们已经交了巨额学费，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切不可再疏忽大意。

对于局势判断，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来进行确定。首先，我们是否处于专制的绝对控制之下。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其实只要我们从纵向的角度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那种铁桶似的统治已经软化，虽然这并不是统治者们的本意。在五六十年代对专制者怀疑的人可能性命不保，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用他们的生命昭示了在绝对专制下坚持自己的良知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自魏京生为首的西单民主墙人士被判刑，到现在大批民间人士公开提出政治主张，虽不时有人被抓进监狱，但总的来说，异议人士已经可以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而且在大量反对者的批评下，政府和警方也不再仅仅采用监禁和判刑的方式来镇压不同的声音。

如果我们已经度过了暗无天日的绝对专制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处在一个僵持阶段。不过僵持也是要分阶段的，而各个阶段的策略也有显著的区别。界定僵持前阶段与后阶段的标准我认为是力量和效果，当然也有手段的作用。我之所以将现阶段确定为僵持前阶段的理由是：

1、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小视的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相对来说还处于半自发状态，既没有大量组织化的维权团体，而且维权行动还基本处于就事论事的状态，虽然在一些具体维权行动中取得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在涉及地方利益、敏感事件、国家政策等方面只能是有限作为。而完善的维权运动应该是人员机构、维权平台、维权方式、维权范围以及强度有更大的提高，甚至可以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方面有所作为。

2、民间力量兴起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宗教人士、维权律师、独立知识分子、访民和网友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民间反对群体，他们是反对专制要求权利推进民主的中坚力量。但是相对来说这些人士的沟通交流还比较缺乏，难以形成合力。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运动公民运动必须走过的过程。

3、舆论一边倒的终结。专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控制舆论。现在，在一些具体的反对腐败、法律公正以及社会问题上，主流媒体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了，网络即时媒体的兴起使大家在获取资讯发表意见上更开启了崭新的空间，从而使官方舆论控制的力度和效果大大打折，使其不得不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4、利益集团日趋成熟和贪婪。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以前曾经是一个以理想支撑的主义党，那么现在的共产党则是一个完全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形成表现在官员的任命和使用依靠上级，所以跑官成风，收受贿赂，民间称“不怕做错事，就怕站错队”就是对利益集团的一个写照。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力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掠夺老百姓的财产，几年来许多维权事件都是因为权贵者肆无忌惮的掠夺而造成的。这些年中国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富裕起来的基本都是权力周边群体。有人将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开放称作“中国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在专制下可以实行经济改革，而是专制的政治背景下实行的经济改革是畸形的改革，是对人民权利的践踏和对国有财产私有财产的掠夺。而让人担忧的是，利益集团在中国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利益集团的掠夺行动不是到了高峰，实际利益集团才刚成熟，他们的圈钱运动才开始。而利益集团的特点就是围绕权力灵活的分赃体系，国家政策成为它们的着陆点，法律和暴力机构成为利益集团捞取财富保驾护航的工具，借改革、开放、行业发展等理由公开掠夺。利益集团由于其本性在政治上维护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在社会层面对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天然反感，也导致民主运动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大力发展。

僵持阶段划分的依据是实力原则，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些人因为看到维权和公民运动的轰轰烈烈而觉得现在到了僵持后阶段，我觉得这是民主运动中一个普遍的疾病：头脑发热，冒险激进！

僵持前阶段的特点是：民间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沟通交流融合，在重大事件中表明自己的态度，通过维权行动和公民行动显示自己的存在，对政治权力的冲击保持分寸。

而僵持后阶段的特点则是：民间力量壮大，对公共政策和舆论有一定影响力，在重大问题上势在必得，除了维权外对权力的合法性进行挑战，主动进攻行为明显增多，冲击底线频率加大。

僵持前阶段策略的引入

利益集团绝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地位的，这跟理念和素质没有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统治者绝不会主动放弃他们的地位的，他们会竭尽全力使用所有手段铲除对他们地位的威胁。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专制统治者们虽然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他们还是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否则我们现在依然在秦N世的统治下生活，历史也不会有任何进步。

所谓僵持，就是博弈双方没有出现一方将对方完全解决掉，那种“在精神上完全摧垮，肉体上消灭”的极端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另外，僵持前阶段也意味着力量的不对称，民间力量还处于生长和发育的状态。

理论家们注重的是政治理念的合理性，社会发展的长远可能性，而政治家们则必须将理念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放在首位。所以从专制到民主的进程中，拥有足够多对专制摈弃、对宪政、民主、人权拥护和推动者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是僵持前阶段。

我们可以说专制制度是邪恶的，它们会出于自身迂腐的观念以及利用不对称的权力体系为一部分人捞取好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邪恶和不道德也是有等级的，毛时代的绝对专制和胡温时代的专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现在虽然舆论还是被控制，组党结社以及批评政府与执政党依然可能面临被投入监狱，但是不论是打压程度还是范围都比以前有较大的改变，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已经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僵持前阶段民间人士、反对派人士的空间是许多人用他们的行动抗争得来的，也是官方和民间博弈的结果。

政治家们不是意气用事的书生，实际结果应该是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个人抗争是不足以推动社会转型的，真正的社会变革民主转型必须有自己强大的的力量和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的眼光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精英人物自我陶醉的小圈子，而是应该用敞开无边界的胸怀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心态作为战略。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历史和现实已经让他们明白现在所谓公正对他们只是一个美丽的包装盒，里面却是赤裸裸的谎言和暴力。中国的百姓不需要启蒙，他们只是被压榨到麻木，或者对反抗的作用较为怀疑而对由此带来的风险有着较大的顾忌。

僵持前阶段的策略首要的就是降低人民捍卫权利反抗暴政的门槛。我们可以把精英民主比喻为跳高，一个国家能一跃而跳过一两米的人必定是少数，这里跳过一两米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在奉献精神、人文知识、面对专制毫不退缩的勇气等等有较高的要求和水平，虽然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良心，但曲高和寡，他们的出现和成长应该说是另类和难以复制的。但是僵持前阶段的策略更象是爬楼梯，也就是普通人都可以参与。一个并不强壮的普通人也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轻松的爬上几层楼梯，对专制形成合围。

僵持前阶段我们首要的是听从良心说真话，这不需要太大的勇气，但却是对专制的致命一击，因为专制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用纯暴力来对付人民，大多数时间它是利用人们的恐惧，让人们失去说真话的勇气，让每个人都成为专制的一份子。所以只要大家坚持说真话，就会使专制失去其土壤。

僵持前阶段强调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下的活动。随时随地的与现有体制进行对抗并不会带来对专制体制的瓦解，它的副作用有可能是加大与现政权的裂痕，让参与者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让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险恶，同时也让普通民众对民主运动的风险评估加大，对民主运动产生疏离。而坚持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范围内活动则可能在一时一地取得现实胜利，将高远目标和现实努力联系起来。维权运动和公民行动在最近几年不断取得局部胜利正是大家具有现实眼光采取务实策略取得的成绩。当大家在注重现实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行动时，民主运动也就从疾风暴雨的革命转向到渐进温和的轨道上来，将未来从对不可知的突发事件的期待转向到每时每地无数细小进步上来了。

僵持前阶段的重点是消除恐惧，是在现实条件下的坚持，是实力的发展和扩大。同时僵持前阶段策略的成功并不是利益集团的退让，而是在法律界限上的坚持消弱了专制者镇压的理由和意志。

黄丝带行动的意义

科技进步特别是网络工具对专制带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结果，但是科技绝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也许我们拥有太多锲而不舍的勇士，但中国的民主不会到来，因为我们相比来说民主并没有扎根在坚实而广袤的土壤上。

川渝地区的朋友提出了僵持前阶段的行动原则：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坚持民运维权三次入狱正面临审判的刘贤斌先生也是这一原则的提出者。

本文重点提到黄丝带行动是指为了捍卫人权和法律以及公正自发的公民行动，比如邓玉娇事件中网友们的声援让一个弱女子从杀人罪的指控中获得自由，刘晓波、黄琦、谭作人等人被政治审判，由于众多维权人士、访民、市民的围观，虽然并没有改变审判结果，但这些审判却明显的失去了杀鸡骇猴的作用，深刻的体现出假法治真迫害的本质。而在乐山开庭的成都中院“链子们”案件以及福州马尾开庭的“三网民”案件，由于大量外地网友、热心人士的参与，规模更显得庞大，影响也更加深远，当局在明显违背民意的情况下虽然将审判继续下去，但也显得力不从心。而新都警方将陈云飞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进行非法拘禁，在刘贤斌、陈卫、莫之许等人发起的“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之后，警方当天就不得不迫于压力将陈云飞释放，并且他们不得不在以后的执法过程中考虑这样完全不顾法律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所有这些黄丝带行动都是公民自发行为，同时也是大家捍卫法律尊严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行动，这样的行动虽然可能受到当局的干扰，但是由于坚持了自发、守法、站在道义一方，不管结果如何，都算是取得了成功。每一次邪恶的审判都是专制者自掘坟墓，每一次黄丝带行动实际都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对民主的追求与政权的更迭不能划等号，僵持前阶段我们更应该步步为营，坚守阵地逐步前进。黄丝带行动揭露了专制的法制不是法治，对正义的追求就可以将大家联系起来。在黄丝带行动中具有良心的普通公民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消除了对专制的恐惧，瓦解了专制的土壤。民主是远大的目标，当决战疆场遥远时，为什么我们不能日拱一卒，收获现实的胜利，也许到那时我们距离理想就不是那么遥远了！

陈卫：行者刘贤斌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更新时间：7/15/2010

一

刘贤斌在6月28日被遂宁警方刑事拘留了，又在7月5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种种迹象表明，对刘贤斌抓捕是高层的决定。刘贤斌似乎在劫难逃了。这是他以类似罪名（1991年是以反革命罪判刑的）第三次被捕，作为“累犯”，面临严厉的报复，可能又将被尘封好多年。

刘贤斌的青少年时期在四川省遂宁市度过，不过直到他读高中时这个川北小城还叫做遂宁县。他家住在仁里场，是一个离城区不太近的乡镇。母亲是一个朴实的农民；父亲在森工局，常年在遥远的大山里伐木。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与刘贤斌是高中同学，不过当时没有交往，如果没有八九民运，我和刘贤斌的生活轨迹，很难交叉在一起。

刘贤斌参加了八九学潮，诸如游行、围堵军车、回四川呼吁声援学生等等。但当时，他的影响不大。他和要好的高中同学，也就是“十兄弟”，在学潮开始前就认为中国近期将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但这个运动一定会遭到镇压，所以不要在早期过深介入。“六四”镇压后万马齐喑，这个时期刘贤斌和他的朋友们决定站出来，承担道义责任。他们先赶到成都，参加抗议当局血腥屠杀的活动，之后刘贤斌赴北京，准备参加巷战，未果，然后又回到四川遂宁，与欧阳懿、陈卫筹办地下刊物。

北京警方掌握了刘贤斌的活动，对他进行了审查，但由于他所在的人民大学的保护，他顺利地度过了1990年，完成了实习和毕业论文，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已在重庆找到了工作。但是命运的拐点出现了，这跟我有关。我在1990年底从秦城监狱出狱回乡，之后我和他又回到北京。由于我跟许多八九时期的学生领袖一起坐牢，于是我将刘贤斌介绍给他们。贤斌对此欣喜若狂。“六四”后，北京高校内一片肃杀，他感到非常郁闷，一下子能认识这么多的有志青年，共同探讨中国民主之路，对他真是意外惊喜。当时胡石根在组建中国自民党，与贤斌接触后，对他大加赞赏。这使警方决心对他下手。

1991年4月15日，在他距毕业近在咫尺之时，北京公安局对他收容审查。警方对他说，只要他认错悔改就可以释放他，并拿到毕业证。但是倔强的刘贤斌不肯违心地认错，因此他在牢中付出了两年半的青春。这是他首次坐牢。于他，信仰是超越自由和个人前途的。从此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民运人士。

二

刘贤斌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我曾形容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90年代他基本没有收入，却跑遍了全国各地（坐牢期间除外），只要听说谁是民主信仰者，他就拿着地址只身前往，前去叩门。可以想象，这种原始联络方法效率很低，往往是徒劳而返。但就是凭着信念的支撑，各省市在孤独中战斗的朋友们联系上了，在全国形成一个推进民主自由的圈子。这不是刘贤斌一个人的功劳，但他实在居功至伟。可以说，现在中国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局面，与90年代刘贤斌的付出分不开。至今浙江、湖南、西安、贵州的朋友们谈起贤斌，对他的贡献，仍然赞不绝口。

在过去的21年中，贤斌有12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但贤斌并不觉得这样的付出不值，也从未抱怨。他自从走上这条道路，就知道其艰辛，他曾经说，民主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不知道，民主化之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铺路石，许多的事情要有人来做，一点点地做。所以，贤斌对突如其来的抓捕并不感到意外。1999年7月，当警察将他从家里带走时，他很平静地对妻子陈明先说：“我要等10年才回家。”果然他被判刑13年，2008年11月才被释放。这是他第二次坐牢。

从监狱出来，刘贤斌当天下午就到八角亭公墓祭奠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去世已经3年多了，临终前没能看到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含恨而去——这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一个伟大的母亲最大的遗憾。不过，在贤斌的母亲去世后，我们——他的同学、朋友——一起为她守灵，度过了两个长夜。这位伟大的母亲的儿子是基督徒，那些教友们也整夜陪伴着她，只有音乐、赞美诗，没有哀乐和哭泣。贤斌的父亲现年已经82岁，贤斌在上次出狱时就决心要对父亲尽孝，善待如海恩情的妻子和已经对他生疏的女儿。现在看来，他已经不太可能对父亲尽责了。

刘贤斌从不为自己算计，总是很平静地面对一切。他出狱后，许多人慕名来到遂宁拜见他。大家都觉得，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谁也看不出他经历了12年的牢狱之灾。他从容淡定，虽然与世隔绝十多年，但他的思想却依然清晰敏捷，分析问题透彻和中肯。刘贤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倡导者，也是其坚定的践行者。对许多人不切实际的想法，包括对暴力变革的主张，贤斌总是耐心地对他们劝阻和说服。

近年来，我们的一些朋友提出了“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的川渝行动原则，贤斌提出要加上“识大体”。而我认为识大体本是题中之意，用不着强调，如果加上这三个字，反而会让他人误解，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由此来看，说刘贤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贤斌针对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权，而是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

三

贤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却从来不观光旅游，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想不起去看风景”。他多次到杭州拜访同仁，即使在西湖边上，也未去看一下西湖。当提及此，他总是淡淡一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他心中，与同仁交流是最大的乐事。心中有山河，何处非风景？

刘贤斌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他不仅非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非常理解别人。在政治高压下，在异议者的圈子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被误解为“特务”、“线人”，而贤斌总是维护这些人。他认为被自己人误解，是对人心灵的巨大伤害。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而是有他自己的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被误解的人是坚定的志士。贤斌这种眼力，除了他的智慧之外，也由于他非同寻常的气度，而他的宽容源于他的善良和爱心。

刘贤斌对同志、朋友具有血肉相连的同情心。出狱仅一年多时间，据我所知他就捐了两万元钱给各难友，而他却从来不将这些事情披露，实际他家的生活非常拮据，他穿的衣服都是同学给他的旧装。今年春节，我们给川渝狱中难友捐款，他又要捐两千元，被我阻止了，因为当时的捐款已经差不多够了。得知李卓出狱后，贤斌就计划前去看他。去年8月，他以到妻子娘家的机会见到了李卓，结果被警察强行送回遂宁。得知佘万宝出狱的消息，我和朋友第二天就到了广元，而贤斌第三天也赶到广元看望万宝。王森今年7月2日出狱，贤斌和我约好前往达州迎接王森。

陈云飞被警察无任何理由和手续第六次非法关押。6月18日晚上我对他说了这个消息，并说不能让这种践踏法律的事情继续下去。19日上午，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喝茶。他非常气愤，于是我们决定到新都去抗议，让好人陈云飞回家。然后我们各自回家，并将我们的行动在推特上发布。之后，我们到了新都。当时，有一些人，比如小冯和李婷惠等，已经前往新都声援陈云飞，莫之许也正从北京乘飞机赶来。当天晚上12点，陈云飞被释放。已经入睡的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从床上跳下来，然后他从我们住宿的小旅馆冲出去，到网吧给朋友们通告这一让人兴奋的消息。“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取得完胜。

我们出发前就考虑到风险，特别是刘贤斌的风险。此次刘贤斌被带走时，我以为他最多就是被治安拘留。我不知道这次行动跟他被捕有没有直接关系。刘贤斌看到朋友、同志受到伤害比他自己受到伤害还要难过，他是一定要营救陈云飞的。他曾对我说，今年11月，他剥权期结束后，一定要前往武汉去接秦永敏——神交已久，却未曾谋面的同仁。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看来他的这一愿望将要落空了。不过四川的朋友不会让他失望，如可能我将去武汉，将他的祝愿带给秦永敏——另一个可敬的战士。

四

大义当前，刘贤斌从来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出狱不到一个月，他得知遂宁市莲溪县林业员邓永固因为揭露腐败被捕入狱，于是毅然和我署名发表《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该信导致邓永固后来被释放。出狱不到一个月，贤斌作为首批《零八宪章》签署者签名，并为自己刚出狱就签了这么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感到非常幸运。

刘贤斌不是理论家、宣传家，他是一个遵循良心的行者。今年5月，他来到北京，有人劝他从事理论，他说：理论不是我的长处，中国缺乏的不是理论，而是行动，是勇气。为民主事业，他宁肯默默担当，身体力行。

刘贤斌最高兴的是见到新朋友加入到维权和民主事业中来，所以他较少在异议者通讯圈中出现，按他的话说，这个圈中基本都是跟我们抱有一样观念的人，所以他将目光投向国内大众博客，将交流的对象转向普通民众。贤斌的发言并不过激，但他的博客还是不断地被封杀，有十几次之多，署名换了又换，从“刘贤斌”、“刘贤斌自由谈”、“四川老刘”，直到“四川老刘十一世”……

我曾认为，英雄不能改变中国，需要英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但是高尚的人格怎么能见容于这个畸形的时代？而这个堕落到底的社会恰恰需要英雄，需要担当道义的殉道者。这是对正义的拯救，也是对时代、对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和民族的拯救。刘贤斌个人并不能颠覆政权，只是这个制度背弃道义扼杀道义，断送了国家的希望，最终才会葬送自己。当局以为将刘贤斌这些坚持良知的人送进监狱，他们的政权就稳固了，他们的制度就长久了。错了，正像我曾说的，这是愚蠢的。抵抗他们的不是刘贤斌、刘晓波，而是良知本身。

最后，我将以6月30日我在遂宁国保传讯我的笔录上的签署文字作为该文的结束语：“我是一个理性、和平主义者，刑拘刘贤斌是中国政府最愚蠢的事，是对理性、和平和法律的践踏，释放刘贤斌是唯一的出路！”

2010年7月7日　于遂宁市玫瑰上品

陈卫：走在路上的刘贤斌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5/2010

刘贤斌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6月29日下午接到他妻子陈明先的电话那一刹那，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个事实，我不敢相信牢狱之灾对于刘贤斌来得这么快，想到他才出狱一年七个月，还没有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想到他的妻子自跟他认识结合刘贤斌就象不知疲倦的老马奔跑然后两人就被高墙阻隔分别就是十年，想到他那可爱的女儿媛媛在刚刚两岁的时候就走上到监狱探视父亲的漫漫道路，别的孩子可以在父亲的怀里撒娇，而她却只有隔着铁栅栏望着父亲，旁边是虎视眈眈的监狱警察，为什么命运对刘贤斌和他的家人如此不公，为什么一个一心只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好人却要遭受如此的不幸，我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在电话里痛哭出来。还是陈明先，她承受着再一次失去丈夫的悲痛，哭泣着劝我不要哭，因为她就在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她要去安慰因为国保警察为了搜集刘贤斌的“罪证”而可耻的对一个初一女生进行调查和威胁吓得哇哇大哭的幼小心灵，她说，如果我们再哭，媛媛怎么办，她要告诉孩子要相信爸爸，要坚强。

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焦急地等待刘贤斌的消息，大家都在猜想，也许警察只是例行传唤，也许会因为刘贤斌到北京参加福建马尾对三网友审判案件的研讨会和营救陈云飞的黄丝带行动被当局进行报复性的治安拘留，刘贤斌被警察带走快24小时了，大家的忍耐也到了极限，我得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打开了skype会话组，那里都是贤斌的朋友，有些还是跟贤斌没有交道的，我不知道怎样告诉他们这一让人失望和悲伤的消息，对着麦克风我嚎啕大哭，电脑那边朋友们都诧异了，纷纷追问：“陈卫，怎么了？你说话呀！”我自认是一个坚强的人，二十多年我经历了太多悲欢离合，在与专制进行搏斗的过程中我早已将自己的感情深深掩藏，但是想到贤斌的遭遇，想到他的家庭为民主付出的牺牲，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出来。事后回想，我也想不到我竟如此脆弱。最后在大家的劝告下，我洗了脸擦干眼泪告诉了他们这一令人震惊让人愤怒的消息。

刘贤斌再一次入狱了，在他近42岁的人生里这是第三次入狱了，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还是人民大学学生的他被判刑两年半，虽然只差两个月就毕业了，他还是没有领到毕业证。他的第二次入狱是在99年，因为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他又被判刑十三年，两次实际服刑十三年。

朋友们都催促我写一点关于刘贤斌的生平和事迹的文章，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高尚如圣徒勇敢如斗士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刘贤斌是中学同学，又都有八九民运的经历，在中国除了北京，一个城市有两个这样多年以推进民主进程为终生追求的互为朋友同为战友的人是比较稀少的，也许就只有四川遂宁有这种景观吧，我也具有将一个全面、生动的刘贤斌介绍给大家的义务。

但是，几天下来我一直没有下笔，我的脑袋里不断地放映着二十多年来与刘贤斌交往的片段，作为学生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刘贤斌，他和陈明先到监狱来探望我的场景，我们彻夜长谈对民运的展望，他背着简陋的牛仔包到全国各地串联访友风尘仆仆瘦弱不堪的样子，还有他上次出狱牙齿掉了开心的画面。我不知从哪里落笔。千言万语怎么能描述出如此一个看似平凡内心却又像火一样热烈的人。

贤斌是一个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我首先要说的。走上民运和维权道路的起点各有不同，但是刘贤斌跟许多人不一样，中学时期地理老师经常给他们讲历史，使他对社会有了很强的责任感，他在所在的87级文科班搞了一个结拜兄弟的仪式，就是将对有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共同想法的十来个同学组织起来。这个想法虽然看起来很幼稚，但是必须要说作为青年学生这也是很超前的想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结拜的兄弟后来很多都因为八九民运和刘贤斌的事情而被警察抓过，进过监狱，其中欧阳懿被判刑，得过青年人权奖，其他也有签署零八宪章的，为纪念“六四”绝食的。所有的弟兄和同学朋友都对刘贤斌的没有任何怀疑和抱怨，即使是体制内的同学也都因为刘贤斌被抓和入狱多次流泪，这样感人至深的场面我已经见证过好多次了。

刘贤斌将民主当成终生的目标，他一生中基本没有挣过钱，他没有打过工，因为他将民主当成毕生的事业，他无暇去工作或是做生意。他唯一的挣钱经历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在成都荷花池摆过摊卖鞋子。当时我还没出狱，后来听说那个时期虽然很短，但是效益不错，一天基本有两百块的收入。可是听到朋友叫他到北京做更重要的事情，他毫不犹豫就丢下了生意。如果他是一个看重金钱和个人幸福的人的话，凭他的朴实和才干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刘贤斌出狱后依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是将自己多年的经历见闻以及一些见解写出来，能够有一些稿费，还有就是他出狱后一些朋友给了他一些生活费。但是他想到的是那些因为参与维权和民运而入狱的难友和生活困难的朋友。李卓因为参加四川民主党被以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判刑十五年，去年一月，距离李卓出狱还有三四个月，刘贤斌就委托幸清贤给李卓带去了四千元。成都一个维权人士无力支付房租，刘贤斌说一个人很难开口，拿出一千元给我，然后我再拿了两千元给这个朋友救济。浙江民运人士王荣清在狱中得了尿毒症生命垂危，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当即就和安徽张林、北京胡石根发起对王荣清的捐款，他们三个都是刚出狱不久的人，却首先每人捐款一千元。这让浙江民主人士感动不已。今年春节，由他提出然后我和他共同操作，找了一些对民运和维权比较同情和支持的人士进行募捐，我们一共收到三万多元，他专程给重庆难友送去，其余的则是我和其他朋友给狱中难友家里送去，让这些亲人在狱中的家属感受到人间温暖。黄琦、谭作人、陈道军、王森、黄晓敏以及刘正有每个家庭都得到了刘贤斌为他们雪中送炭的礼物。浙江王荣清、湖南谢长发也每人得到一千元慰问金。我们通过朋友得知佘万宝的电话后，他当即将号码告诉我，在我跟佘万宝取得联系后，我和妻子以及一些朋友第二天就赶到广元去见佘万宝这位同样为中国民主事业两入监狱累计服刑十五年的战友，刘贤斌当时并没有跟我们一起前去，对此我对朋友们解释，刘贤斌为了不引人注目会过几天再来见老佘。实际当天他和妻子陈明先来到仁寿，生平第一次为岳母过生日，吃过午饭就从成都前往广元来见佘万宝，并给了佘万宝两千元。我知道，贤斌实际已经没有钱了，在前几天他才从我这里拿了两千元钱，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已经难以为继了。

刘贤斌是一个无畏的人，对于他觉得正确的事情，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九十年代中期，由于胡石根组党案件、李海被捕，国内民运一片肃杀，刘贤斌正是在这种高压气氛中挺身而出，与王丹、刘晓波合作推出《牢记血的教训推进民主和法制》，并提出“公开、理性、非暴力”的主张，从而开创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民运一个短暂的春天。实际这时贤斌住在清华北门的一个农民房子里，这个房子还曾经是我在91年住过的，理由就是位置偏僻，价格低廉，此时他的生活异常艰难。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有十几天时间只靠啃干馒头过日子，但从来没有告诉其他人。还是王丹发现了他的状况，为他交了房租，他才能生活下来。这就是贤斌，从来不觉得自己过得艰苦，因为在他的心中更大的事业在召唤他。

98年民主党组党风潮起来时，秦永敏感觉到自己出于危险之中，他正在办《中国人权观察》，担心由于自己的被捕使得这个阵地丢失，刘贤斌当仁不让，表示在秦永敏被捕后将由四川来接过这个担子。结果事情正如预料，秦永敏进去了，刘贤斌和四川朋友也没有任何犹豫，将遂宁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继续秦永敏那份未竟的人权事业。当时没有任何资金，采集信息、编写通讯、打印资料、向外界发传真，都是贤斌和朋友们自己想办法。同时还面临警察的干扰，一个星期就被搜走两部传真机，贤斌只有到打字店去打印，有次是由他的妻子陈明先去复印，结果被警察抓走，打字店的复印机也被搜走。刘贤斌闻讯后抱着一岁半的孩子到公安局抗议，并将妻子替换出来，自己却被关进去了。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将《中国人权观察》办了半个月，发出十几期报道，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神话。

贤斌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认识他的人从来没有发现他发过火，也没有气馁过，其实他有太多的理由灰心失望，他如果像大多数人那样明哲保身，也许就会像普通人那样过着平静而安详的生活，但是我知道他心中有一团火，他将中国的未来和人民的疾苦与自己紧紧相连，所以他无法停止他的追求，即使前面通向监狱。

贤斌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来源于他有一个理解他的妻子，陈明先也许是这个社会比恐龙还稀少比熊猫还珍贵的女人。优雅、美丽，还有一颗比钻石和水晶更晶莹剔透的心。像贤斌这样将毕生精力和青春年华交给了民主和维权事业的人对于一个家庭并不是负责任的丈夫，对孩子更不是称职的父亲，可是陈明先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将孩子带大，将家庭打理的井井有条，贤斌的父亲现年82岁了，跟他们住在一起，贤斌的母亲没有看到儿子最后一面含恨而去，陈明先都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让贤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种高尚而伟大的爱情也许是贤斌一生最重要的财富。特别是前年贤斌出狱后，看到自己没有出一分力气妻子买了单位的集资房并省吃俭用将所有欠款还清，女儿在他入狱时才刚两岁，还在蹒跚学步，而现在却亭亭玉立，学业优秀，让他汗颜之后又无比自豪。所以他对妻子也百依百顺，报答他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有些时候我们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总是不避讳的说自己“惧内”。这不是说陈明先凶悍，实在是陈明先为爱情和家庭付出太多，贤斌对她异常的珍惜。

贤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政治追求来源于他的良知和常识感，所以他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他是用行动来诠释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不过他走的道路异常艰难和危险。这一次我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怎样的结果，我说过：专制政权都是自大和愚蠢的，他们迷信暴力的作用，他们在拥有了高科技和高投入后往往做出的是最愚蠢的决定。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点。

对刘贤斌刑拘以致可能的判刑我不知道是什么无知而自信的人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我知道，刘贤斌不会因为监狱的大门向他敞开就停下他的脚步，四川人民不会停下他们维权和追求民主的脚步，中国人民不会停下他们走向公平和正义的未来的脚步。

历史会记住刘贤斌们用他们的苦难和执着诠释的信仰和追求，历史正是由于像刘贤斌这样无私无畏的人们用他们的脚步走出来的。刘贤斌不孤单，因为我和许许多多的人们和他隔着高墙心心相通。当监狱成为囚禁良心的手段不再为人们恐惧，那么我们离自由并不遥远！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

刘贤斌再次被刑拘第五天四川遂宁市玫瑰上品

陈卫：体育比赛和宪政精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16/2010

宪政精神对于中国这样古老而传统的社会无疑是新颖的，在封建社会，王权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在结束了帝制和军阀混战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一党专政却比封建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人类历史来看，宪政民主是姗姗来迟的主角。各种等级制度占据了过往文明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些人奴役一些人的历史。在灿烂和辉煌的背后，故纸堆总是诉说着被冠冕堂皇理由掩盖着的赤裸裸的掠夺。

民主实在是不浪漫不美丽的政治哲学。如果仅仅从理想和审美的角度，很少有人会选择这个什么前途也不揭示的政治理论。大同社会、遥远天国的图画比起枯燥的民主理论来说对那些向往美好事物的知识分子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就象天上的月亮，他们更希望用想象代替现实。对月亮的态度就象对社会的态度，他们不是去探索月亮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是希望月亮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政治哲学是专制的帮凶，遥远的理想成为了悬挂在人们面前的胡萝卜，人们为了虚无缥缈的胡萝卜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可等级制度或者精英制度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专制绝不是纯暴力，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太简陋了，虽然暴力是专制的坚强后盾。我们在历史中发现，隐性的暴力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种隐性暴力就是关于社会或者国家的目的是实现某种遥远而美好的理想。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不可能随时都用暴力来维系，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将压迫转换为自觉的服从，从而使专制制度得以延续下去。

民主被中国人呼唤了上百年，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我们只是从一个监狱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看守不同，被囚禁的事实却没有改变。

百年来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大问题有小道理，这是智者教给我们的简单逻辑。我们有了宪法，我们有了法律，为什么我们还是处于被禁锢被奴役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正面回答。

其实，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复杂。在实行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得到最权威、最坚定的回答就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而这个从来没有得到仔细阐述的“国情”使得中国不能实现西方式民主。请注意，西方式民主是个什么词语，在这里，西方式民主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哲学的系统，成为被分析研究和消化接受的客观学说，而是成为了一个替罪羊，一个以傲慢的民族情绪和安全恐惧为心理基础的抛弃物。因为一旦说到这里，理由几乎就不用再想说了，因为纠缠下去，叛徒、汉奸的帽子就等着你了。

可是宪政民主的精神真的只是西方的土特产吗，它来到我们这片土地就真的会水土不服吗？我始终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探索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知识和智慧的扩散。现在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会愚蠢到认为所有的知识、技术、文学、艺术等必须是自己原创。学习和采用别人的成果是简单的，是双赢的，是共同获利却没有任何人受损的，而创造、发明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而过程。人类之所以会进步，学习或者更直接说吸取别人的知识经验是最为直接的道路。从这点上，我反对以地域来划分文明，虽然它们曾经属于某些群体的结晶，但是都会经过人类整体的批判和淘汰，并将成为人类整体的财富。每个人甚至每个单个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人类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否者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将很快枯萎。

专制者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说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是西方的科学，他们不会再说高楼大厦只是西方的特产，虽然这些确实是西方人最先发现或发明的。因为他们明白拒绝这些东西一个国家将很快在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而国际社会就象森林一样，一个虚弱的骆驼必将成为虎豹的食物。

我们必须发掘出宪政民主的本来意思，我们不会因为它是西方崛起的原因就信赖它（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但我们也绝不会因为它是我们专制者敌视的对象就抛弃它。宪政民主如果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不含任何“国情”这样的条件下将其推演出来，就像英国的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导致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但梨子掉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也同样可以推演出万有引力定律，至少是毫无障碍的理解和运用这个规律。

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学者和民主推进者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宪政民主必须在排除文化和民族等特殊条件下得到解释，这不仅是回应，更是一种深刻的理解。我们之所以没有实现宪政民主，除了利益集团有意阻碍之外，对宪政民主的含义理解得似是而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有你自己愚昧别人才能欺骗你。

这当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我只是将这个思路提出，希望有意者共同完成这个课题。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作为我在这个课题上的尝试：我们是否应该遵守宪法和法律？

这个问题看来是毫无意义，因为许多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啦，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工具。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宪法和法律的政治意义，我们对宪法和法律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我们可以将宪法和法律看成一种规则，一种针对一个国家所有人的规则。这个规则的确立过程和公平程度以及由什么人执行如何执行肯定要影响到最终结果。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和一场体育比赛进行类比。当然国家和体育比赛具有许多区别，这点毋庸多言，但是就其都是在一个规则下运行，这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体育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当一项运动成为比赛最关键的是什么？仅仅是参与运动的人员和一些人对某种运动的爱好吗？

人们不乏各种爱好或者技能，但是这远远不能使其成为一项运动或者一场比赛。所谓比赛，必须具有一整套完备的规则，这套规则是公开而公平地针对所有参加比赛的人的，也就是说，这个规则不会故意让某些人因为一些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占据优势，同时也不会使一些人因为与比赛无关的原因受到侵害。

假如有这么一场比赛，它的规则是大家不知道的，这样的比赛还会有人参加吗？同样，假如一个运动员知道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不公平的，而且规则的利益指向都明显的偏向于他的对手，他还会参加吗？答案是显然的，这样的比赛是不会持续下去的，或者它根本就办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先有了比赛规则，然后才有比赛。

宪法和法律也是一个国家的规则，不同的是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人们没有退出比赛的可能。这点确实和体育比赛相比要残酷得多。在国家这个比赛场里，每个人都按照规则来参加比赛，这时，比赛的规则就是宪法和法律，因为它们确定每个参赛选手（就是公民）应该如何从事。这个规则最终将产生一些影响深远的结果。

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一个公民是否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被制定成具有偏见的成为某些特定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如果自己只是这个比赛毫无争议的牺牲品，试问，谁还会毫不犹豫的以守法者自居？

所以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有条件的，必须是这个宪法和法律作为一个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在此我们就可以说，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是作为一种意志的体现，它的正义性不是来源于它的包装。就像一个不公平的体育比赛一样，不能因为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套上宪法和法律神圣的外衣，它就变成一个必须不折不扣被遵守和执行的东西了。因为很可能的情况就是，我们得到的是成系统的控制，而没有任何的宪政和民主。这就是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区别。

我得意思不是邪恶的宪法和法律必须得到推翻，这实际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内容，我只是说由于规则的不公平，人们并没有无条件遵守这些规则的义务，哪怕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名义！

在这样一个扩大了的比赛里，宪法和法律作为规则相比体育比赛的规则更加复杂。也许最恶的法律秩序也比无政府好，但这只是为了维护政治意义上的秩序，体育比赛可以取消，但是人们却必须生活下去。宪法和法律因为它的本质并不是人们无条件接受的对象，就像人们可以拒绝一个不公平的比赛一样。不公平的比赛会被选手们抵制，但是不公平的宪法和法律并不那么容易消除。

专制制度不是我们的选择，就像我们不想去参加注定失败的比赛一样。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输在那早已虎视眈眈的起跑线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澄清了一个事实，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权利。宪法只是一个并不足月的盗版，它不具有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力量。由于宪法可能具有的欺诈性，是将强制伪装成公正，我们同时也就具有揭穿这种欺诈和反抗这种强制的权利！

2010年6月12日于四川省遂宁市